对当代中国腐败本质及根源的思考

　　4、贷款发放过程中行贿受贿的钱物来源。

　　银行贷款主要来源于存款人。为保证存款兑付，一方面贷款总规模不能突破，才能保证全国的物价稳定;另一方面，所贷款项必须保证按时足额偿还。银行除审查申请人偿还能力外，还常用财产抵押、担保等方法加以保障。如果所欠贷款不能按时足额收回，储户都来提现，银行就要吃亏。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自有资金远远不能满足赚钱的需求，于是不惜对有权人物送小钱，以从银行获得大额贷款，才能实现其超额利润。由于四大银行都是国有，而控制放贷规模、审核还贷能力及抵押手续的权力却掌握在个人手中。只要使权力人得到小利，突破规模、缺少抵押、甚至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照样可获巨额贷款。无论是超规模放贷，还是坏帐(贷款收不回)，中央银行都可通过增发货币弥补商业银行损失。假如某商业银行超放1亿贷款，或有1亿贷款收不回。此时所有存款人都来取款，必有1亿元存款不能兑现。这时央行通过印钞向商业银行增发1亿贷款(称为再贷款)，商业银行获得1亿货币后就可以向存款人兑现。没有商品保障增发的货币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可见，由“批准超规模放贷和缺少偿还能力贷款”的行贿受贿,造成的损失最终由全国人民买单。如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收受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及重庆长丰通信公司董事长覃辉行贿80.95万余元，帮其向原建行北京分行申请到6亿元贷款、解除未到期贷款抵押担保。又如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令银行)空手(无抵押)批给情人徐某贷款三千余万元，不能追回。所发生的损失必由央行增发货币，引发物价上涨，全国人民买单填平。

　　5、税收征管过程中发生行贿受贿的钱物来源。

　　税款看似财政的钱，表面上由“纳税人”贡献，实际上所有流转税款都加到商品售价中转嫁给消费者了。所以真正的贡献人是全民而不是“纳税人”。那种“纳税人养活了政府”的说法是骗人的,实质上是全国人民向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任何商品售价都是以包含“法定税率”确定的，卖方必然按含税额出售，而不可能将偷税额让利于买方。买方也就负担了所偷税额。经营者以少量钱物贿赂执法者，以实现偷税目的。行贿总额是偷税获利的一部分，所以行贿的钱物最终来自全民。

　　如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赖昌星，1995~99年用伪报品名、假复出口、闯关等手段，走私香烟、汽车、成品油等货物274亿元，偷逃应缴税额140亿元。他是通过“向64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送钱款、房产、汽车等折人民币3913万元”实现的。他一方面送给一线领导，只求“当做不知道”,不求发话护航。行贿的最高职务是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负责边房和打击走私的“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李纪周，送其人民币100万元，美金50万元，港币3万;另一方面买通关键岗位上的海关干部。行贿款支出只占偷税所获超额利润的0.28%。而走私进口的货物按国内市价卖出，其偷逃的税款已由买主买单，最终转嫁给广大消费者。可见其贿赂款也源于老百姓。

　　综上所述,无论是私有化改制、土地出让及矿产变卖、国家及国企工程承包、违规贷款，还是偷逃税款等过程中发生的腐败行为，都是把全民、集体创造的财富或属于全民、集体及其后代的资源(土地、矿藏),通过官员之手转贱卖给新生资产阶级过程中实现的。即当代中国腐败的钱物都来自于公有财富及属于现代和未来中国人的自然资源。其中贪污是官员侵吞公有财富的行为，结果可使自己直接成为隐性资产阶级,如以配偶子女名义经商。因为权力越大，直接经管财物的可能性越小，越缺少“职务上的便利”,故贪污的比重较小;行贿受贿是新生资产阶级为获得这些财富与资源，与权力人分利的行为，权力人也可假配偶子女之名成为隐性资产阶级。所以贿赂是腐败行为的主要部分。此外,还有司法及行政执法人员受贿、扩编提干过程中行贿受贿等腐败类型，这些是上述经济类腐败的派生类型。其行贿钱物最终以大罪化小错或提干后再收受贿得到补偿，最终也来自全民财产或资源。

　　三、当今腐败的本质

　　1、当今腐败的本质。

　　由上述行贿受贿的钱物来源分析可见，当今中国腐败本质是：公有财产及属于现代和未来中国人共有的自然资源被私有化过程中,官员及其他公职人员侵吞(贪污)或与社会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利(贿赂)的行为。一方面假如没有“小钱换大钱”的可能，新生资产阶级不可能把钱白白送给官员;另一方面假如官员不掌控将公有财产及“生财必须的自然资源”贱卖的权力，官员也不能“以权换钱”。可见，行贿和受贿是私有化过程中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的“两个子行为”。也是中国特色的私有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因为仅有最高层“将公有经济和自然资源私有化”的意图，没有千千万万地方官员的运作，庞大的公有经济不可能在十几年内被私人鲸吞的，更不能将全民当代及子孙共有资源转为私有。分利活动中官员虽得小头，但可向多人“卖权”成为家族式的超级富翁。其结果造就了当代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那么，在通过“钱权交易”实现私有化的过程中，全民损失有多大呢?

　　2、办理贪腐案件挽回的损失,只占腐败造成全民损失的冰山一角。

　　上文对各类腐败只列举了个案贿赂及所造成损失的数额。事实上,办理贪腐案件挽回的损失,只占腐败造成全民损失的冰山一角。据统计，1998~2012年的15年,全国查出贪污受贿挽回的经济损失合计1017.8亿元,

　　而全国公有经济及资源流失的实际损失呢?

　　⑴据报道,1982~1994年全国国有资产损失与挂帐9438亿元。

　　1996年全国全民工业企业12.76万个，至2002年只剩2.94万个。此后“国有工业企业”已不被统计，而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取代;1999年全国集体工业企业165.92万个，规模以上4.26万个。2003年规模以下已不被统计，规模以上只剩下2.25万个。2004年起“规模以上集体工业企业”也不被统计了。1996~2003年全国被私有化的国营工业企业至少为9.82万个，集体工业企业179.78万个(以1998年数字为基础)

　　。1996年后的损失应高于1994年前，故公有企业改革及改制损失估计在2万亿元以上,大部分转入私人腰包。但此间,仅在2002年高检《报告》中反映1998~2002年的5年中查办危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国有企业人员84395人。只提及国企经营中侵占国资的人数。未提及“改制”贱卖中,收购人行贿和官员受贿的人数,更未提及国企的贱卖损失总额。

　　⑵全国房地产商的所有者权益(资产减负债的余额)，从1998年的466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87261亿元，14年增加了82592亿元。

　　这笔钱是售房款扣除包括土地出让金、行贿在内的全部成本及各项税费后的余额。表示开发商从城乡居民的土地供给者和购房者手中,除给政府和官员个人外，14年净赚了8.26万亿元。主要是通过抬高房价牟取的暴利所得;

　　2004~2013年的10年内土地出让价款高达16.17万亿元,

　　而给农民的征地补偿只是其中的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农民的损失。购房者及失地农民损失估计达20万亿元以上。

　　⑶1998~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6.9万亿元，其中“国有项目”按30%估计为59万亿元，

　　这些工程都包给施工单位承建。据业内人士反映，土建工程按总造价回扣5%左右，配电工程10%以上，就连大型设备采购也达1%，而城市绿化工程一般行情是“三三制”，即成本、利润和送礼各占1/3。平均回扣按5%估计，15年贿赂也达2.95万亿元。

　　⑷1990年全国货币发行总量(M2)1.53万亿元，占当年GDP的81.9%。至2012年M2增至97.42万亿元，是当年GDP的187.6%。按1990年的水平，即使不扣除GDP的水分，2012年全国仅应发行42.53万亿元，

　　实际多发行了54.89万亿元,超发行129%。除去25.85万亿元因增加外汇储备增发的货币外，其余29.04万亿元货币主要通过超额发放贷款投向社会的。最终通过物价上涨，老百姓买单，才能达到货币与商品的平衡。

　　⑸仅就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值税剖析：全年主营业务收入69.77万亿元，平均税负按5%估计,应提取增值税3.49万亿元，实际只提取了1.12万亿元。

　　估计偷逃税额2万亿元以上。而售出商品的价格均按所含法定税额确定的，偷逃的税也转嫁给消费者承担。仅就以上5类贿赂分析，全民利益损失高达数十万亿元,其中相当多的部分进入两个剝削阶级腰包，而通过反腐败挽回的损失仅为0.1万亿元。此外还有难以用货币表示的损失:如以“旧城改造”为名，把旧城大部分乃至全部仍可居住多年的房屋拆除，把新建几年、十几年立交桥及楼房炸毁。把道路、下水道及生长几十年的树木等旧城设施创光挖尽。既损失了当初建造时耗费的无数资源、能源和时间，也破坏了旧城经数百年积淀的历史文化。用再多的金钱也不能换回。另在扩城造城运动中，每年占用几十万公顷的农田，迫使中国向外国进口7千多万吨粮食(2012年)。一旦受到制裁，将会发生严重的饥荒。届时即使缩城还农，也无法耕种了。因为原有耕地上，经数万年形成的表土被埋失了。可见贪官们得好处,只是全民财产、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损失的九牛一毛!

　　3、当今中国腐败本质与美国腐败的区别

　　美国把政治游说的资金列入腐败的范围，政治游说为了拉票争取席位，其资金来源于竞选人所在财团。它是垄断集团间为获取较多的政治利益，以便当选后施行的经济政策向本财团倾斜。此类腐败是大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益再分配。不同于私人侵吞公有财产及资源过程中,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因为美国的财产和资源早就私有化了。2004年全美因腐败受到联邦政府指控的公职人员大约在1100人左右。从1983~2004年的20多年间，官员腐败的数字年际差只在几十人。2004年每百万美国人口被指控腐败约3.7人。

　　而中国当年仅贪贿大案涉案达35031人,每百万人口涉案26.9人，同比为美国的7.3倍。

　　4、当今腐败与前30年干部腐化堕落的区别

　　前30年也有干部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解放初曾任天津地委书记和专员的刘青山、张子善分别贪污救灾、救济、水利等款项1.84亿元和1.94亿元旧币(折现在的人民币1.84万元和1.94万元),被处以死刑。

　　其时也有少数不法资本家对公职人员行贿，以达到“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等牟取暴利的目的。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发动了针对干部的反贪污等“三反运动”，和针对资本家的反行贿等“五反运动”。迅速遏制了刚开始蔓延的腐败风。一场运动管了二十多年。此后贪污200元就定为“贪污分子”，属于“地富反坏右”的坏分子，列为专政对象。对于受贿处理也很严格，如某县一位公社副书记，为一个贩卖当地土产的商人开了证明，收受价值几十元的衣物，被处以留党察看、降薪2级的处分。农村干部多吃多沾，社教期间就要做检查、被批判。文革期间公检法停止运转，领导干部主要犯路线错误，而贪污腐败现象极为少见。前30年的贪腐现象虽然也是化公为私的行为，是在公有制经济逐渐壮大和巩固的背景下发生的,是逆社会潮流、受到潮流阻挡的社会现象。因而腐败的规模(人数、钱数)越反越小。而当代“钱权交易”是在全社会“化公有为私有”的大趋势下发生的，不但顺应顶层设计的社会趋势，而且成为私有化改革不可缺少的环节,所以越反越腐。同是“腐败”，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具有不同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