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僚政治遇到资本主义

　　5.5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问题时指出：

　　“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十年后毛泽东还进一步谈到：

　　“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1959年12月—1960年2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在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们看来，政府控制了这些前官僚资本，就保证了现代工业为全民所有。这个构想背后的隐含假设是：新中国能有效地遏制官僚集团的私欲膨胀。对此毛泽东是充满忧虑的。就在这次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发出了著名的警告：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事实证明，毛泽东决非杞人忧天，当年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城后迅速腐化，几乎就是历史的必然。1950年。上海市委就接到各区委反映，有关各地区来沪购物受骗、贪污、将公款私存私营行庄等事件，达十一件之多。其中情况较为严重的，有：

　　“太原煤矿购买钢丝绳，贪污一千万元，并受商人欺骗，以劣货抵充舶来品。

　　西北军区第三军运输处长徐飞，以五、六亿款项，化名分存私营行庄，经转告区行查出，而徐本人态度蛮横，强词夺理。

　　一野温同志来沪采购汽车材料，委托私人代办，商人以旧货翻新充数，本人则贪污腐化，住所不定。浙江制麻公司，中南区工商部，东北林务局等采购五金电器材料，均收取上千万佣金。

　　四野后勤卫生部到广协书局、商务印书馆买书，索取额外书籍，价值三十余万元。”(见毛泽东《中央关于同意以大战略区为单位在上海设办事处的电报》1950年9月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到次年，此类现象已经严重到需要“清党”的程度：

　　“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毛泽东《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1951年11月30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清理的结果，发现一大批官员贪污腐败，其中翘楚就是天津地委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官员腐败现象遍及全国各地、党政军民系统。以至于中央认为：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毛泽东《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1951年12月8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可以想见，如果当年毛泽东不对腐败官僚如此施以霹雳手段，等待新生人民共和国的，必然是李自成的下场。正是张子善、刘青山们的死刑，告诫官僚们“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陈毅《七古·手莫伸》)。此后，整整30年的时期内，群众对贪腐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多吃多占”之类现象上，官僚集团的贪腐趋势被长期遏制。严格自律成为风气，许多老干部临终时身无长物。

　　然而，官僚集团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本性极为顽强，这个方面不表现，必然表现在其他方面。

　　1951年国家调整了工资，但北京被服厂工人反映，“这次调整工资时，调整的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工资，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生活反而不如过去。”(毛泽东《对北京被服厂工人来信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同年，外交部亚洲司服务员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的浪费。(毛泽东《在一封反映某些中央机关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的来信上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同年，武汉发生市长吴德峰、副市长兼秘书长易吉光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事件。(毛泽东《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市府领导人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的电报》 1951年12月25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有机关生产的部门化大公为小公，挪用巨款，已成为的通病;财经机关掌握审批权限的部门发生官僚主义，一不小心即造成巨大损失。(薄一波《为报送财政部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写给毛泽东的信》1952年1月3日 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共中央中南局则发现：“目前机关小家当异常普遍，财产很大。中南一级机关各部都有，有些部处、科层层都有，大的拥有几十亿元，小的也有几百万元。中南各省也是省、地、县、区、厅、处层层都有，数目估计有二万多亿元，可能达到三四万亿元。这些小家当一般用于投资工业与手工业，补贴工作上的需要，补助某些干部的特殊困难与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福利。但是，用于铺张浪费，特别是用在少数干部身上，也占很大部分。而且机关生产实际上与商业投机有联系，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的请示报告》 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北京市委则报告：“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而同时“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无助学金。”(《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

　　诸如此类的现象使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对官僚集团高度警惕。反对官僚主义，缩小三大差别始终是毛泽东治国的重点。建国后政治运动不断，主题在此者占大多数。而政治运动的底色是群众运动，这是共产党打江山的基本武器，也是毛泽东治国的基本武器。

　　当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其用意都在于让政权落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者手中，而不再为官僚群体所把持。孙中山、列宁去世过早，未能在实践中真正面对这一问题。斯大林执政30年，面对这个问题时，他的选择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实践上他仿效彼得大帝于1722年颁布的“官职等级表”，制定了苏联的官僚等级名录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中国官僚集团的现实表现，让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路线心怀疑虑。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点评上。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其间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由于是内部讨论，不供公开发表，毛泽东讲得直白而坦率。

　　公有制的建立是否就保证了工农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毛泽东表示怀疑：

　　“教科书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

　　《教科书》称：“同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对社会发展进行着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领导。”

　　毛泽东对此说大不以为然：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

　　历史证明《教科书》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完全是书生之见。中、苏两国都出现了官僚集团资产阶级化的强烈倾向，最后都发育出了一个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

　　在对比中俄两国革命经验时，毛泽东讲到：

　　“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仔细比较列宁与毛泽东，可以发现，列宁更在意某个社会群体在理论上“先进”与否。按照经典理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让农民破产，转化为“无产阶级”，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列宁解释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的失败时认为：

　　“半无产者和小资产者从来不会预先就表示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革命战争时代的“左倾”路线，受此思想影响极大。而毛泽东更在意社会底层“大多数”人口的状态与意愿。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曾为郏县县委题词“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此后他多次强调这一观点。所以毛泽东将农民视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十分谨慎。

　　而列宁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就是农民，这占当时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生活艰辛、力求自给自足，受着官僚、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剥削。与他们为敌，等于与国家的多数人口为敌，将革命的合法性让给了对手，造成了十月革命后残酷的三年内战，以及随后不得不长期维持的“专政”。结果马克思构想的社会形态为斯大林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级名录制)所取代，埋下了苏联从内部瓦解的种子。

　　《教科书》称：“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和企业领导人员间的利益对立消失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他们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0页)

　　对此，毛泽东评论道：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显然《教科书》的作者是从理论、定义出发，以为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一切皆公，新的社会关系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毛泽东则直面现实，看到了工人与干部“老爷”间实际存在的矛盾。

　　尤为深刻的是，毛泽东指出：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对劳动者而言是根本的权利。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将这些“最根本的权利”委之于他人，劳动者自己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今天的事实完全证实了毛泽东这一判断的正确性。由此，方可理解毛泽东的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中最核心的有二：

　　其一是“鞍钢宪法”。

　　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当时主要是学习苏联，而苏联体制建立在斯大林的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官僚等级名录制)之上。在苏联工业企业中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其最大钢铁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一套管理办法。其核心特征是：实行“一长制”，依靠专家和规章制度进行管理，靠物质刺激提供动力。工会、党委成为厂长的附庸。厂长与工人的关系，有如猫鼠。这其实与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体制无异。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汇报了鞍山地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情况，并提出要“继续彻底地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坚决地贯彻执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依靠广大群众办企业的无产阶级路线。”

　　毛泽东认为这是一部有别于“马钢宪法”的“鞍钢宪法”，此后“鞍钢宪法”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显然，“鞍钢宪法”试图从正面确立劳动者对企业的管理权，防止企业成为官僚的私产。

　　其二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部〈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1957年10月9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倡“四大”其目的在于“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从负面制约官僚主义的膨胀。

　　1966年，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发出《八条指示》，规定“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可见“四大”与官僚管理体制处于天然对立状态。

　　在1975年宪法13条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部宪法甚至将罢工的自由列入公民权利之中。

　　传统的官僚政治，依靠“儒表法里”制约官僚集团私欲的膨胀，这本质上是精英集团内部的自我监督。而靠人民的监督制约官僚集团私欲的膨胀，其实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共识。陈毅在《七古·手莫伸》中写道：“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在他看来，只有人民近在咫尺的监督，才能让官僚们“手自缩”。

　　毛泽东治国，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试图制约官僚集团的膨胀。无怪乎精英集团指责毛泽东是“民粹主义”：

　　“胡绳于1998年在《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集中批判了毛泽东的所谓‘民粹主义’错误。同年的12月下旬,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请胡绳作报告。他在会议期间的12月26日的发言中,指责毛泽东在解放后一系列问题上‘受了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见孙学文、李建斌《关于毛泽东是否犯了民粹主义错误的争论概述》党史文汇1》2000年第5-7期)

　　此文还历数了众多学者对毛泽东的所谓“民粹主义”的批判，更有人宣称“讨论和研究的意义在于,‘不要再犯恐资病,走回头路’。因为有些人不是‘从生产力的观点出发’,‘总把眼睛盯着姓公姓私、姓社姓资’,使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同上)

　　事实上，毛泽东去世后，1982年宪法中就删除了75年宪法中关于“四大”和公民罢工权的条款。同时宣布“永远不搞群众运动”。摆脱了人民的监督，官僚集团迎来了他们的“春天”，可以自由挥洒而无所顾忌了。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个细小却意味深长的变化：相关文件中“全民所有”变成了“国有”----其潜台词无非是“官有”，否则，何需多此一举?回顾过去30年的历程，可明显看到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其一，工人群体从理论上的企业“主人”演变为法律上与“用工单位”签约的雇佣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几千万国企工人被“下岗分流”，国有单位就业占社会劳动者合计的比重，从1981年的19.15%降到2006年的8.08%，甚至低于1953年的水平(8.55%)。而同年国有企业占到社会资产存量的41.73%。

　　其二，官僚集团的收入增加远超过平民百姓。上述过程使少数人占有的人均生产资料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导致国企内部平均工资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2011年5月9日媒体报道中海油员工人均年薪38.67万，而高管均薪更达460.5万，舆论哗然。事实上央企高管年薪上百万、上千万的早已屡屡见诸媒体。有好事的记者分析上市公司2010年1-6月半年报，更发现一批高龄退休官员以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身份，从上市公司获取高额报酬，如：

　　前能源部部长、前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毅诚，84岁，从中国神华领走22.5万元报酬;

　　前国家经济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81岁，从中国中煤拿走30万元报酬;

　　前国家煤炭工业局经济运行中心主任乌荣康;70岁，从中国中煤拿到30万元的报酬;

　　前电力部经纪调节司司长叶继善，72岁，从国电电力拿到7.14万元报酬;

　　前化学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谢钟毓，67岁，从中石化拿到24万元报酬;

　　记者还发现央企中的三大航“88名高管中有30人未披露薪酬，占比高达34.1%”

　　(以上见《央企薪酬真相中海油高管均薪460.5万》 京华时报 2011年05月09日)

　　社会对垄断国企过的平均薪酬非议不断，在这些企业内部，平均薪酬掩盖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差距。仅以石化行业观察：

　　那个几乎搞垮中航油的陈久霖，2002年收入490万元新币，折合人民币2350万元，成为整个新加坡的“打工皇帝”。而新加坡精英阶层的高工资是举世闻名的。(人民网2004年12月14日)

　　华北油田解除劳动关系的下岗职工有3万多人。2005年8月12日，华北油田贴出通知，要求符合条件的下岗职工去人事部门填上岗意向登记表。上岗条件中标明，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但以离婚证为准。引发了油田职工突击离婚浪潮，到18日上午，婚姻登记处的离婚证已经用光。而这个岗位的工资仅430元。(燕赵都市报2005年8月19日)

　　更尖锐的对比是：根据新加坡当地的法律，陈久霖将面临最高7年刑罚或最高25万新元罚款。也就是说，陈久霖只要缴纳25万新元就能免于牢狱之灾，这不过是他2002年收入的5%。而华北油田那些仓促离婚的下岗职工后来得知：只有8月5日前离婚的才有资格上岗。

　　事实上，实施毛泽东坚决反对的高薪制，只是一小步。然而官僚特权的一小步却是社会演化的一大步。伴随着官僚特权的彰显，新官僚资产阶级开始公开发育。这一过程与洋务运动、北洋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时期并无质的区别，不过换了一批新的演员。

　　前辈官僚资产阶级产生于权力市场化。当官僚政治的内外约束机制尚起作用时，权力与市场绝缘，于是有倭仁、丁日昌的清廉。然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官场日渐腐败的大背景下，权力终将与市场携手，于是盛宣怀以“能人”的面貌登场，并赢得了举朝大员的盛赞。因为他长袖善舞，“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靠关系学为朝廷解决了一系列难题。然而，对朝廷而言，这一切不过是饮鸩止渴，它开启了官僚向资本家转化的进程，这一进程的核心机制就是权力市场化。

　　百多年后，权力市场化以新的形式更大的规模上演。价格双轨制、倒批文、土地划拨、权钱交易、买官卖官、MBO、行政垄断、抓大放小、国有资产流失……充斥媒体，已是尽人皆知，无需赘述。这一过程中，聚敛财富效率最高的，无疑是与权力最接近的群体。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背景下，这一过程导致了两个讳莫如深的问题：

　　其一是“阳光法案”，早在80年代即提出的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至今无以立法。新疆阿勒泰率先实施了官员财产公开，但有报道指：“一项对阿勒泰和新疆其他官员进行的‘官意调查’却显示，反对者竟占到七成，坚决支持者只有一成。”(四川新闻网，2008年9月10日，记者：刘伟)显然，官僚群体的集体抵制，是阳光法案从80年代搁浅至今的主要(如果不说是唯一)因素。

　　其二是顶级富豪群体的来源构成，至今没有官方正式的统计数据。2009年6月25日，《时代周报》刊发了记者韩洪刚采写的报道：

　　“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

　　“高干子女占据了亿元户的91%”的消息立刻被网络疯传。一个多月后，人民网发布调查报告，援引权威专家，称此数据为“拼凑嫁接”、“以讹传讹”。然而没有回答真实的数据到底是多少。结果引起了更多的讥讽与嘲笑。关于“第一桶金”与“原罪”的争论，使官方的公信力几乎荡然无存。

　　这一过程直接反映在共产党的党员构成演化中。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从各方来源汇集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数据如图6：

　　图13：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资料来源：1993、1995、2000年数字，见《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页。1999年数字见《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1999年》第107页。2001年数字，见《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005数字来自全国工商联调查。(见李成瑞《《大变化--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情况及其复杂性分析》200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课的讲稿)

　　注意，2000年后，这一比例发生了阶跃，而这期间正是所谓 MBO(管理层收购)肆虐之时。李成瑞指出：“这些资本家党员的来源，据调查，由党员成为资本家的，占78.6%(其中公有制企业变私有制企业的占43.4%，党员下海创业的占35.2%);由资本家成为党员的占21.4%，大体是‘倒二八’。”(同上)可见党员资本家中，近八成原来就是共产党员。私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远高于工人、农民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主要依赖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其结果是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西方文明入侵后，官僚集团表现出强烈的资产阶级化倾向，其结果是一个世纪的战乱。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们，期望代之以人民的监督，来防止官僚集团的怠惰、贪腐。随着这种监督虚化，迅速积累起来的后果，很难不让老百姓想起当年毛泽东那令人难以理解的判断：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