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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雅城（参看第6期《火星报》的通讯），有一个工人从图书馆里出来，没有走多远，就被一个警察喊住了，问道：“拿的是什么书？”后来，当警察弄清书的性质和出借处以后，才放那个工人回去。如果书上没有同图书馆的印戳，这个工人能这么快拿书回家吗？职权就是监视工人的警察，能够受人信赖吗？宪兵队长在他执行的审问中，责问一个工人：你为什么偏要看这样的书，而不看宗教的书。这是什么原故呢？要是书是一本什么特殊的书的话，那就更要受疑惑了，其实它是政府机关同意了的书籍目录中的书！这一切，工人们以后都知道了，因此一些胆小的人后来走到图书馆门口都打哆嗦；既想借书，又害怕。当黑暗势力反对工人的时候，达东诺夫先生，你可知道工人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地位吗？我们再来拿奥列霍沃作例子。那里的地方当局搜查到莱肯特尼柯夹[12]的全集，把它当作禁书销毁了。正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工人决不能在那里的图书馆里借到大部头的书，他们总是说：给人借走了，而管理员们几个月、几个月地把两卷集、三卷集的书放在自己的家里；并且大家常说：工人要是向工厂图书馆借大部头的书，差不多经常遭到拒绝，他们总是说：书被人借走了，其实它仍还好好地放在书架上。贴出惩戒工人在宿舍里高声读书报的告示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对工人的教育的关怀程度了。哪怕为不识字的工人朗读书报，也要受到惩罚。
达东诺夫先生，请您不要因为我离开符拉基米尔省到鲍戈洛德斯克去而动肝火。扎·莫洛叔甫工厂的工人可以看到黄色书籍，因此工人们用不着到图书馆去。图书馆里连杜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都没有，难道除了一些没有价值的出版物和神甫们的愚昧的遗产及欺骗人的书本以外，工人还能借到满足精神需要的巨著吗？满足工人精神需要的方式方法的一般特征，就是这样。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工人好像有阅读书本的机会，而人们也在努力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政府、厂主和各界人士都公开承认这种满足的必要性。但是，事情又好像不是这样，实际上他们在咆哮，在质问，在指责：你胆敢念书给不识字的人听？你怎么异想天开地在工人宿舍里朗读起来？把他赶到闹哄哄的屋子里去！……你干吗不看宗教的书，而看这类书？——这类书没有，被人借走了。你是谁，在哪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听到别人责备我们“对知识漠不关心”，难道我们就不憎恨说这话的人吗？达东诺夫先生说，“在所有的图书馆（五个）里，一共有八千册书，借阅这些书本的，大约三千人。”我们有根据不信任达东诺夫先生的这句话，因为据我们知道，禁酒会的一个图书馆有1466个读者，在每个图书馆具有同样数量书籍的情况下（当然不是绝对的），为什么事先就没有把其余的图书馆的读者人数定得差不多相等呢？如果达东诺夫说这些都不对，那也就只好由他的良心了。
我们心中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五个图书馆里哪一个里面都没有好书。如果说它们里面放着五花八门的荒谬书籍供人“挑选”的话，我们也就没有根据说，它们就没有人阅读。只有那些愿意愚昧自己的人，才阅读宗教－道德之类的书。而我们是打心眼里不想看它们的。最后，我来稍微谈谈一所公共图书馆。达东诺夫先生在那里发现，工人们“不肯每月从自己的15到20个卢布的工资中拿出20个戈比来付给图书馆……”请读者原谅，我不认为达东诺夫先生是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看不见大象的主人公，而是个目光尖锐、很会观察事物的人。但是，我这么说，心里是非常难过的。因为，我这么说，算是干吗呢？要晓得，读者们，说实在话，他是没有看见大象呀！好啦，就算达东诺夫先生凭空想出了个玩笑！那又为什么呢？看来，看看书，也要花两个卢布，而且还要付四个卢布，作为借书的押金。他们看到工人挣到很多工资感到十分惊奇。可是，冬天，工人每月只能挣到八、九个卢布，而在看书——这是个机会——的押金上就要付四个卢布。……啊呀，达东诺夫先生，这样做，对我们合适吗？真的，我敢担保向你说，这是不合适的！把一半的工资去付借书的押金，我们买面包和白菜汤的钱就会不够，这样行吗？不，你们要是解雇我们的话，我们还是能好歹对付过去的！……老实对你们说，我们弟兄到哪儿都不要紧。有一个人，他很不满意你向我们说过的那些个图书馆。有一次，他想起上述五个图书馆中的一些大部头书，便走进其中一所公共图书馆：“请您无论如何把这部书借给我。”
“没有。” “那末，这部呢？”“没有。”“可是，这一部呢？”“也没有。” “好吧，那就请您把达尔文的书借给我。”“你是干什么的？”“工人。”“在哪儿干活？”“你问这干吗？”“那末，你住在哪儿呢？”等等，最后，这个工人全都说了，他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然而书还是没有借到，空手走出这个公共图书馆。大概，后来有人到工厂里去找过他了，不过，他说的不是真名实姓，而是信口捏造的。达东诺夫先生，结果竟然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有人告诉您说，本地工人不关心其他地方的工人生活呢？达东诺夫先生，原因准是如此！其实，原因简单得很，您就是花多少时间在附近绕圈子，都是白搭，都是徒劳的！我们心里明白，准是有人对您说，我们本地工人对别地方的工人的生活习惯和其他问题，都不感兴趣。“那儿大概有羊？啊呀，真的，倒把它们给忘了！”达东诺夫先生也把某件相类似的事，提到了恶狠的公堂上。你们硬说工人对知识漠不关心和不愿意看书，就应当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设立一所至少拥有25，000册藏书的图书馆，而且书籍不是按照国家机关制定的图书目录和禁酒会的更糟的图书目录来挑选，而是按照读者定的图书目录来挑选，同时使那里的人不把工人当低等人看待，也不把工人手里的莱肖特尼柯夫的作品当作禁书加以没收，——那时候就能明显看出工人们追求知识的愿望了。替西彼金等人卖力气的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请你们别忘了，前者手里握着一根上面刻着“根据第144条”等字样的棍子，随时准备迎头痛打《俄国财富》和其他刊物，而这些刊物也决不能跪在西彼金的条文面前央求赦免它们的达东诺夫之流先生们的罪名。
达东诺夫先生，请您允许我们问您一下，新闻界方面究竟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份大报为我们工作呢？如果有，那么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是否买得起呢？定报的工人能否从这份报纸上汲取到大量的知识呢？不！现在我们还没有希望获得一份向工人说公正话、毫不客气地当众说出真理的报纸。像《日光报》之类的报纸，只是践踏工人，愚弄工人。《商报》也千方百计地说工人愚蠢，而收入却很丰富（这是涅撒维希姆先生从一个钳工身上得出的概略结论）。《商报》的论调是：只要皇帝陛下说一句话，地球就会立刻像西瓜似的分为两半，而瓜子也就会像各种贬低高尚道德的告示似的从中撒出来，而主编先生们将会好心地把它们拣起来。皇帝陛下扬弃掉不重要的东西，继续搜刮俄罗斯老百姓身上的脂膏。其结果，俄罗斯老百姓在高尚的道德方面就没有可能得到发展，因而他们甘愿通过不高尚的途径去得到它；另一个结果是，到处都出现秘密出版的读物，其数量无论有多少，都感到奇缺，工人们阅读它们，关心它们，而且把它们藏起来，虽然做这一切都很不方便，而且对自己说来，还常常不无危险。让达东诺夫先生给我们这些什么大部头的读物吧，我们会找到愿意阅读书籍的人，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对科学和知识感到兴趣。 总之，要是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不来注意我们阅读什么，相反的，而是给我们带来什么读物，那就很好了。如果他们不愿意把书籍带给工人，那就让他们把书籍带给在精神食粮上比工厂工人饿十倍的农民。但是，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也不愿意管这些精神上饥饿的人。我们这里过去和现在经常都有很多对我们吹毛求疵的人，而正派人，我们是很少遇到的，因而我们竭诚欢迎任何一个愿意在学问上致力的人。请原谅我，我想试问一下：在某个省城里受过相当教育而且具有文凭的知识分子，像县警察局长、检察员、神甫、地主、衙吏、地方上的官长、军官，就念过很多书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打牌、喝酒比起念书要用功得多。可是，表面上，他们好像比工人有教育，而且有的是时间去坑害工人，同时他们住得很宽敞，吃的比工人不知好到哪里。达东诺夫先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至于谈到看戏，只要戏好，演得好，票价便宜，贱价的座位也能听到和看到舞台上的唱做，戏院到处都会客满，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去证实它。事实上，这种情况不是经常的。要是达东诺夫先生还没有发现工人的话，那他还有可能在戏院里遇到卷着袖口的工人，像他们在工厂里和出厂时的姿态一样。达东诺夫先生的眼力，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再往下谈。达东诺夫先生说：“还没有找到合作运动的任何征象”。达东诺夫先生没有看到任何征象，但是我们倒发现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它的商店、还有它的章程。席斯契林先生对这点作了回答，然而我们还想就这个问题谈些席斯契林先生没有讲到的话。正是这个时候，在俄国，任何一种正确的合作活动都会使人感到惊讶，要是愿意的话，还会使你感到恐怖。工人们要是在某个地方也异想天开地搞这类名堂，而且没有立刻叫人看出这是纯资产阶级的机构，那他们首先就得表现他们很安分。其实，最高权力机关总是不相信他们的安分。结果，社的章程还没有定出来，而某些个社员倒尝到了当局的厉害。当章程还在衙门里传返的时候，就有人用暴力把余下的社员送到不明的地方去了。在俄国，呈请批核的各种各样的章程，数量很多，但是得到批准的，是微乎其微的。只有省长、厂主、驻厂检查员等等是名誉会员和当然会员的合作社的章程，才能得到批准。而且要人相信，这些合作社具有考虑改善工人生活的基础，同时还强词夺理地说，仿佛地方长官就是老百姓的亲生父母……。 各大城市的工人们经常寻思着要建立工人俱乐部，但是老是得不到许可。因此，工人们不得不徒步到小客栈里去听手风琴或口琴。有教养的老爷先生们在这上面耍的聪明，很不高明。准许建立的合作社经常都处在被查封的恐惧气氛中，人们在集会上发言，必须四面瞅瞅，会不会有什么癞虾蟆或者蝮蛇跳到自己的脖子上。他们还经常为社的基金担心思、害怕政府把它充公和没收。只要一想到罢工和这种社将会帮助它的会员——罢工者，它就自然永远受省长的管辖。显然，达东诺夫先生不知道下面的屡见不鲜的情况：工人们制定了章程，刚签好名送出去，而所有签名的人都被逮捕了，政府当局把他们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果达斯克、符雅斯克等省。这是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某些看不出来的合作运动的征象呢？”我们可以向达东诺夫先生担保说，我们谈这件事，是根据事实，而决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反对合作社。只要冷静地观察一下实际生活，就不能不承认，在目前政治专横的情况下，合作社对工人的好处，不如对政府那样的好处。任何一个迷恋合作社的热情工人，都应该用这点来谴责自己的白费力气和徘徊不进。合作社决不能把它在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一年所做的事，在目前政治专横的情况下的十年中做出来，因此我们十分希望，群众们都热衷地下教育（宣传鼓动），而不迷恋合作社。任何人都明白，现有的合作社和消费商店，是些什么东西，不论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在俄国产生的。有些地方，它们的性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机构；有些地方，它们是从工人手里收回工资的十分巧妙的手段；有些地方，它们纯粹是官厅机关（衙门）；而在有些地方，很难把它们叫做什么，它们的目的是：把钱拿来，我们来给你们支配！各地合作社的目的，从理论上来说，都是千篇一律的，第一条都是：“本社宗旨，尽可能供应社员以廉价的生活必需品”，等等。正像我们所说的，这是理论上的说法，而实际上是另外一码事。合股商店可以列入第一类情况（譬如普契洛夫厂的联合股份公司就是这样的商店）。最初，先确定多少股券。当然，股东常常都不是工人。只要生意一兴隆，股东们就竭力设法缩减股券，如果办不到这点，就把股券收到少数几个人的手里。那时候，股券的价值就被计算得一个普通工人不可能当股东。 老实说，工人也没有当股东的念头。股东们可以得到优厚的红利，而赊买的顾客如果能得到些什么的话，也只有在比较好的商店里，而且要逢到好年头。商店的业务归几个人管，赊买的顾客丝毫不能过关。另外一种情况是，各个工厂里都有很多由老板出资开办的商店，由管理处经营，全部收入归他们所有。那里的工人要是自己想办个合作社的话，立刻就会被开除出厂，甚至让他们去认识认识西彼金之流的老爷们，后者对待他们决不会忘记采取工厂管理处的威逼手段。工人走进商店，不得不付出他们用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且态度还要像在厂里一样。因为商店里也有厂里的领导，他们同样能把工人开除出厂，因此工人只好默不吭声，别人给什么，就得拿什么。第三种情况，铁路办的商店，都是官办性质。这些商店的主要收入虽然都是从工人身上得来的，但是它们还不能控制大多数工人，而那些生意不景气的商店则乞求官僚们帮忙。第四种情况，有些商店的管理处和工厂的管理处很难区别，尽管它们是头挑的工厂（像布良斯克地方的工厂）。你们可以设想一下，工厂管理处不喜欢的一个人如果落到商店管理处，将会怎样？工厂管理处如果平静地把他开除出厂，这等于他被剥夺了成为商店管理处成员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商店的普通赊买者的权利。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在上述工厂里（布良斯克地方的工厂里），甚至会发生在几乎每一座工厂里。第五种情况，奥列霍沃的商店的基金，是依靠工人出资的。任何人想在这家商店里赊买东西，必须确定自己的赊买金额，我们假定它是十个卢布，但要先付，付了钱以后，他才能算是赊买顾客，然而还不能超过金额拿东西。看来，这好像是俄国最新颖的合作社。这个商店的管理人是遴选的。选举时，参加大会的领班、管理员和老资格的管理人，事实上都是决定商店命运的主宰。工人们站在后面，只能随声附和着提出候选人的事务员们的意见……这短短的几句话说明了我们的这些合作社以及工人们在这些合作社中被人强加在身上的义务，丑恶的义务！ 此外，各地工人在这些合作社中，总是成为被人尽量天天剪毛的羊群。我们来看着，工人到合作社或公共商店赊购东西时被人盘剥的情况。无论你走进俄国哪家这样的商店里，最好、最嫩的肉，都是留给老板、领班、管理员、监工和狗腿子的。肉骨头、老肉，总之，孬肉，都卖给工人，臭肉和坏肉，也卖给工人。不久前，听说，奥列霍沃有人把生蛆的腌牛肉倾销给工人。正是“倾销”，别人定购两磅，却给秤三磅，等等。工人们吃亏后，马上就停止买肉，这才算救了自己。已经定了肉的人，就不能不拿。要是买户中有人指摘东西不好，就要被他们痛斥。逢到好的情况，他们只从他手中把东西拿走，一边嚷道：你不要，就不该定。最好是，工人默不吭声地一走了事，但是也常常发生很坏的情况：他们记上工人的工号，把工人叫到办公室，对他大叫大嚷：造反、暴动、罢工、吃官司、西伯利亚等字眼，雨点似地落在倔强的工人头上。商店经理硬要把某个工人开除出厂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原因不外乎工人不肯拿坏肉，或者偶尔指责他们剥削人太狠了。还须值得注意的是，想买的东西，常常要等很久。弄错账的事，也常常发生，赊买的人拿了八到九个卢布的东西，但却从他的工资中扣掉十二到十五卢布。工人终日忙碌不堪，最后还被人算错账，钱给压着，一直等到下个月。要是不是错五、六个卢布，只错个把卢布，或者五十个戈比，工人总是会挥挥手算了。难道追查错账对他们来说是愉快的吗？现在的合作商店的最大的罪过就在于：它们恰恰违背自己的宗旨，出卖的货物，常常都不是质量好的，而价钱经常比私商还昂贵得多。譬如，上面提到的（布良斯克）商店的某些货物价钱，比私商贵20%到25%，而贵5%到10%——这是我们这儿的最平常的现象。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商店卖的货物毫不比私人商店便宜，相反的，私人商店的货物还打2%到5%的折扣，合作社是不打折扣的。奥列霍沃的消费商店卖肉也比私人铺子贵，而且不登记三等的，这也就是说，大家公认它是二等。对待赊买顾客，到处都很粗暴。凡是衣着讲究、有些地位的人，都能经常享受到优先权……这一切都是崇高的合作思想在我们这里产生的结果。
合作社在外国某些地方对工人有便利有帮助，但是我们这里只要抽打工人的皮鞭子存在一天，各地合作社商店就不会得到工人的同情，就没有工人想从合作社得到的甜果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便大谈起缺乏同情和意图……还没有完！谈到合作社，我们的西彼金之辈们会说，我们这里是许可建立合作社的，没有反对它们的任何障碍。他们（西彼金之辈）什么勾当都干，甚至阻挡高尚的思想，而且无所不用其极。譬如，不久前，一个宪兵队长说，省长阁下先生乐意批准莱维茨基的劳动组合，甚至很表同情，因此工人们不必害怕追究。他说，决不追究这件事。斯符雅托波尔克·米尔斯甚也说，“干吗不在那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办个什么工人联盟呢？”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就轻易地批准工人的联盟？况且，他为人是十分谨慎的……如果说，政府过去小心而又及时地歪曲过合作社的意义，阻挠过高尚的思想，现在则因为感到工人联盟必将到来，而顺着合作社的错误和失败的道路去引导它，从而麻痹合作社的优点，那么我们就险些犯了错误。这些就是他们的虚伪的同情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加倍小心，而且密切注意，及时看透一切情况。这点能否完全办到，很难说。达东诺夫先生结束他的文章时说：“渴求光明和文化的心愿，也的确是从外部进入工厂的。”达东诺夫先生，您有没有考虑到，光明是从军队中进入工厂的吗？是士兵把文化带进工厂的吗？如果说是对的，那么显然达东诺夫先生把飞廉（一种植物，学名Carduus—译者）当作桑叶了。我来举个例，一个工人，曾经看见过工厂里的“造反”，或者他不是直接目睹者。现在，他要到军队里去服兵役。他离开自己的同志，去当兵了。有一次，这个士兵写信来说：“我没有荒掉我的本行，我们这里像我这样的人，大的有十个”……哎哟，其实简单得很，原来，知识是这么走进士兵的脑袋里去的。应当说明，现在工厂里也有不少人去服兵役。这些人要求寄些书他们，最好抓住机会给他们寄些违禁书籍。让他们瞧瞧我们工人知道些什么。我还要说一件事：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派出的工人，并不比伊凡·福罗洛夫（达东诺夫先生提到的城市）派出的知识分子差。虽然，也许他们不能做诗，或者是一些您所不知道的人。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还有许多有学问的工人，尽管这里还不包括任何不可靠的人。像一所大学把部分“光明和文化”输送到俄国各地去的情况一样，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同它的工人也把“文化的光芒”射到俄罗斯的各个角落去，结果，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和大学有些相似（是等量齐观的）。一个维护工人的工人
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报》副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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