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901年10月第9期 奥列霍沃－祖耶沃。有人写信告诉我们说：鉴于《火星报》最近在奥列霍沃－祖耶沃广泛传布，和我们无法从口头上警告所有的同志，我们要求报纸载文叫同志们提防下列几个人：M·阿罔诺夫（助理工匠），矮个子、麻脸、厚嘴唇、脸上有几颗痣、口齿伶俐、说话时唾沫四溅、三十五岁左右、头发淡黄，旧教的传教士，替宪兵队工作，同奥列霍沃的正教传教士尼古拉耶夫过往甚密；И·С·沙波夫，在工厂的食品店的肉食部当门房，肤色黝黑、目光凶恶、说话又低又快、中等身材；В·П·马佐林经常在工厂的厕所里夸夸其谈地罔论社会主义和各种迫害，他打听到什么，便立刻把它说出来。这人比中等身材略矮，说话带鼻音，身体孱弱。我们现在警告符拉其米尔和克略兹姆的人，德米特里·尼特金（见第6期《火星报》），现在已经在符拉其米尔当了警犬。我们这里争先恐后地阅读《火星报》，不论来多少份，全都被人阅读着。《火星报》使工人们都感到运动的强力高涨。大家都纷纷议论第3期《火星报》上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大家都想弄到这份报纸。在个别会议上，工人们希望《火星报》就这个问题再刊登几篇文章。关于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军警的冲突，议论得很热烈。这些冲突只是整个运动的开端。如果说，这种冲突将来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奥列霍沃的工人现在就没有做错。但是，这种冲突将是极其残酷的，不应当赤手空拳地去对抗武装部队，“木棍和刺刀是同样的东西”。
_____________________ 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现在我们这里开始迫害所有衣着讲究、外貌聪明的工人。每一个厂主都暗中命令他们的管理人，要他们对待工人，只要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他们。如果有个工人衣着比较好，那就必须把他赶出工厂。因而，工人们便被迫穿起“瘪三”的衣服。他们很不愿意雇用男工，但却乐意把工厂大门对女工敞开。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女工们还在忍着，没有吭声。博戈罗德斯克方面的扎哈尔。莫洛叔甫特别喜欢雇用比较愚昧的梁赞人。 对工人的监视，日益加紧。有一家工厂的门房不久前在厂门口搜查了一个上工人宿舍里来打算搜集某些情况的工人。这个门房凭什么权利搜查这个工人呢？伊万诺沃的市长捷尔别辽夫在他自己开设的工厂里，利用加班的活计把工人折磨得疲倦不堪；这种加班活计有时候拖长到全夜。布雷林工厂在发工资的时候，千方百计地克扣工人的工资。 _________________ 博戈罗德斯克。开设在博戈罗德斯克的格罗霍夫工厂，拥有一万三千名工人，是俄罗斯的最大工厂之一，被公认是—座“设备完善”的防治厂，而在关怀工人方面也是受人赞誉的榜样。第8期《火星报》上的一篇通讯，向读者报导过博戈罗德斯克工人现实生活中的一面——住宅情况。我们现在根据该地的几个同志寄给我们的通讯，来谈谈格罗霍夫纺织厂的劳动条件。
那里的卫生情况很糟，而染布车间的卫生情况尤其糟。这个车间由于厂房盖得马虎和修膳不当，干活很不安全：天花板快要崩塌，地板没有钉牢，而且也不去整修它；地板的隙缝有寸把宽（这是故意做了当染水沟道用的）。这种沟道使窒息人的蒸气不断地从地板底下冒上来。通风设备很不够。墙上和天花板都长霉了。“到处都堆着妨碍人走路的垃圾。”——通讯员这样写道。 这一切情况并不是发生在什么偏僻的角落，而是发生在离开莫斯科几十俄里的莫斯科省。政府十分关怀莫斯科省的情况，竭力把它放在“加强保护”的地位上。正像大家所见到的那样，政府在保护而且是加强保护莫斯科省的时候，却忘掉了保护工人的生活和健康。 格罗霍夫纺织厂实行三班制，因此一个工人头天工作十二小时，第二天就工作六小时。纺纱工人在种种严厉的罚款、腐朽的陋规和捏造的情况下，每月平均挣十四到十八个卢布（由于我们的通讯员的报导，一个月以后，工人们开始骂街了）。其他工人（织布工）的工资也不超过二十八到三十个卢布。染布工一天挣四十五到五十五个戈比。 冬天（从10月1日起），纺纱工人的月薪落到了十二到十四个卢布，原因是棉花太坏（这时候，工人们常常被罚款到两个卢布）。雇佣期限将满，各种罚款也激剧增多，任何事情都逼得很紧。“迟到五分钟就得罚款二十戈比，而他们自己却把和机车早开半小时，并且迟停二十分钟。”
如果说，百万富翁扎哈尔·莫洛叔甫对他用强盗手段从工人身上榨取利润这种勾当，毫不感到害臊的话，那他对待工人，就好像对待农奴一样。“我们的老板最喜欢用鞭子打人，到现在他还没有改掉这种强盗习性。”我们害怕在这种“最喜欢”的感情下，扎哈尔·莫洛叔甫在工人殴打他以前不肯改掉他的这种“习性”。老实说，我们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到如今工人还不动手打，从前农奴就曾经用打的办法强迫他们的折磨者——地主改掉这种“最喜欢”的感情。7月18日，莫洛叔甫碰到了四个从城里回来的工人，一个工人的口袋里突出一瓶“官卖酒”。工人正要到浴室去。可是，贵族军人莫洛叔甫像头老鹰似地猛扑过去，用鞭子把其中一个工人打倒在地上，同时破口嚷道：“难道你们要老板跟着不成？你们把钱都花在城里，而不肯在我这里花”，然后他把这四个工人交给门警。总之，扎哈尔·莫洛叔甫先生的工人，都有义务把全部工资“花”在他的商店里，如果违背这个义务，就有被捕的危险。驻厂的检查机构会知道这些吗？难道它已经预料到格罗霍夫的工人有一天会捣掉莫洛叔甫的商店吗？如果这种“家长式”的秩序终究会产生家长式的后果，像许多地方发生过的那样，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我们还想继续谈谈莫洛叔甫先生的粗暴的打人行为。“莫洛叔甫常常在机车中间走动，靴筒子里插着鞭子，要是发现哪个纺纱工人在纱锭上落下一个线头，就凶暴地用鞭子抽打他，罚他的钱，还不准他干活。”1899年，莫洛叔甫用鞭子抽打了一个纺纱工人。这个纺纱工人很聪明，上法院去把他告了一状。案子一连转了三个法院，最后，莫洛叔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能使一个好工人和自己打成一片，这要比我打这些官司强得多。”莫洛叔甫所豢养的几十个“巡查员”也常常打人。显然，这类“巡查员”的暴行过去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和伯爵里包彼耶尔的庄园里所激起的混乱，还没有迫使莫斯科的懦夫们考虑到，这种“维持秩序”的办法会形成一种既伤人又害己的武器。该厂的医院“简直是在演丑剧，而不是替人治病”。可不是吗！他们用酸菜汤喂病人，居然还用发酸的东西给病人吃！
通讯员谈到工人的情况时说道：“他们并不是胆小鬼，特别是青年人，但是糟糕的是，任何人都是单独地出来提抗议，要求得到厂方有时根本不肯发给他的工资。” “我们那里也有图书馆。当然，也想去阅读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有人跑去借书，看看书架，然后从一个什么地方抽出一本童话，但是决不能明白说出，他喜欢这本书。这里甚至连杜斯妥耶夫斯基[5]的书都没有，至于什么谢尔贡诺夫[6]和彼萨莱夫[7]等人的书，那就更不必提了。有一次，有个工人问起达尔文[8]的书，但是给他的答复，只是惊奇得张口结舌地望着他。这个图书馆出借的主要是一些竭力想把本来就已经愚昧的工人变成傻瓜的书籍。而宗教道德内容的书籍，青年们是不屑读的。他们确切地意识到这些书籍的愚人和害人的意图……在没有办成秘密图书馆以前，还不可能满足这些人的求知欲望。”
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报》
哪儿有这种道理？——
你们欺侮我们，
你们的这种行径，
将要受到老天爷的严厉惩治……
（一首工厂里的诗）
我们的工人兄弟在工厂里的处境，是异常艰巨的。他们必须忍受许多五花八门的压榨、勒索和威胁。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迫害，到处都是压榨和罚金，但是收入却是菲薄的，难道对我们的压迫还少吗？尽管从工厂开门那天起，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甘心情愿地去忍受。我们奋身起来，反对上面所述的这些暴行，而且要在这一斗争中做胜利者。资本家－厂主恶毒地压榨我们，然而政府当局的迫害，还要厉害。形形色色的、披头散鬓的神甫，千方百计地向我们灌输奴隶的服从思想，假仁假义地责备我们的酗酒和诸如此类的放荡行为。当然，我们对这一切早就习惯了，而且很懂得它们的意义。至少可以用俄罗斯的一句谚语“狗叫”去形容它们。但是，当俄罗斯的一些报刊也出来反对我们工人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难过的。“公理到底在哪儿哩？”这好像等于说，不仅资本家和政府，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的机关杂志，像《俄国财富》，还有，至少达东诺夫先生，都不是我们的同情者。我们虽然不能一口咬定地这么说，但是我们有根据提出疑问。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而且牢牢记住：“解放工人，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共产党宣言》）。总之，《俄国财富》曾经刊登过达东诺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俄国的曼彻斯特》（1900年12月）。达东诺夫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谴责我们酗酒，并且责怪我们对这类可以说十分重要的谴责置若罔闻，因此我们决不能再不加答理。当然，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几年前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去答理的，因为《俄国财富》那时也决不会接受工人的抗议，何况是做现在的这种说法。不过，那个时候也许已经过去了，而我们也在努力改好，少让别人指责我们。
我们现在还记得星期日学校的一个女教师，对学生们的答复。有一次，谈话涉及到“自由主义者”一词。女教师在解释这个名词的时候，竭力把自由主义者的个性提到相当的高度，而且从好的方面来阐述它。这里既有教育，也有人道，还有法制，更有充分的自由，以及“自由主义者”的个性所拥有的其他许多优良品质。我在别的一些学生那里听到这种阐述的时候，立刻想起一张报纸说：自由主义者在国外常常（也可能是经常？）进行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在这以后，我很久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所有优良的品质，都和我们这些向往幸福的人格格不入。这是顺便说说的。现在我们来努力回答达东诺夫先生提出的上述责难，尽可能辩明我们的行为。
达东诺夫先生说，“我们主要的花费，是衣着和伏特加酒。每年这两项，每项都得花三十到七十个卢布”，而“工人的这种花费是从一年的工资一百到两百个卢布中间支出的”。也就是说，一个一年收入一百卢布的工人，在衣着和伏特加酒上要花去六十个卢布。这等于说，这个工人一年内平均每月只要三卢布三十三个戈比，就能吃到肉、面包、茶叶，还能租赁房子，吸烟，洗澡，剃头，并且往乡下寄钱。啊呀，啊呀，达东诺夫先生，你说话太荒唐啦！
要是一个工人每年真能花三十个卢布沽酒的话，那他就能用这些钱买五瓶伏特加酒。结果，达东诺夫先生却说，啃面包、嚼马铃薯、喝麦粥的工人，一天喝一桶酒。因此，你们就讥笑我们，呼我们“酒鬼！”这是否过分呢？！一个工人即使每个星期天花掉一个卢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年得花掉五十二个卢布，而他还得吃饭，除了星期天以外，还有例假。的确，过年过节，倒是买很多酒，在伏特加上花去一大笔钱。逢到复活节和圣诞节，工人总是多喝两杯，但是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工人是酒鬼，那就眼光未免太短浅了。应当记着，靠茶叶、面包、马铃薯活着的工人，要喝上一杯是并不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当他们得不到机会去充分干卖力气的活的时候……
达东诺夫先生硬说，酗酒成了一种风气。他是根据禁酒会的种种指责而做出这个结论的。当然，我们工人清楚得很，禁酒会里的许多人是些什么人，而且也知道在制造新风气的情况下，即当沙皇和神甫想当酒店老板、而部长维契当酒保的时候，他们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会是些什么人；只要提醒一下伯爵托尔斯泰从莫斯科禁酒会的荣誉会员中被除名，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让那些有教养的先生们去宽恕我吧，——但是我不需要做一个断言，这些有教养的先生决不会当上这些社团的头脑的先知。《火星报》打算尽速让读者了解一个正在加紧根除酗酒的禁酒会……完全正确，达东诺夫先生，不仅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而且在彼得堡、莫斯科、南方，乃至全俄罗斯，都有“请客”的事。这是每一个有教养的工人必须与之斗争的坏事，然而我们不能同意：它是“工厂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尽管别人只是因为一个新进厂的织布工人邀请十到十五个人吃饭，给他们沽上四分之一桶的酒，而可笑地认为他在用这种办法强迫他们酗酒。其实，他们不光在工作以后喝杯洒，还庆贺他的进厂。要晓得，这样的“请客”，工厂里不是每个星期都有的，一年至多碰上一回到三回。说老实话，“鬼并不像禁酒会和达东诺夫先生所画的那么可怕”。
我们要提出几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上面的“请客”就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或者“是工厂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而像文学家这类有教养的人在各种纪念会、宴会、庆祝会上喝的酒怎么也不会少于任何“请客”会上的人，试问，达东诺夫先生，为什么这就不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呢？”当大人先生们“举杯祝好”、接着“碰杯”、“回敬一杯”、然后再“为公爵干杯”，这样无休止地在各种“干杯、碰杯、敬酒”的情况下喝个不停的时候，达东诺夫先生，为什么，这就不算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呢？”这就不算是有教养的上流阶级的“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吗？”姑且拿部长西彼金来做例子，他为了消磨这个夏天，到处参加宴会，醉得比皮鞋匠（请允许我在同志们面前用这个字眼）还厉害，这完全是真事。工人们亲眼看见他“狼狈”地从摩洛索夫家里参加过酒宴走出来，用一句工人的粗鲁的比喻，他简直是“光着屁股”走的。达东诺夫先生，难道上面说的这些丑事，就不助长“普遍的群众性的酗酒吗？”再说一遍，为什么我们的“请客”就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而上面说的其他宴会就不是呢？我们知道这种原因，因此我们不能对这件事默不吭声。
达东诺夫先生，分歧之点，完全在于：你们是有学问的人，尤其是形形色色的大人先生们和诸如此类的禁酒会会员们是在阔气的大饭店、俱乐部、公馆和宫殿里喝酒的，而我们这些穷人的喝酒地点，都是在后院子里和客楼里，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逢到夏天，在干瘪的小草坪上喝酒，嚼着粗淡的下酒菜。谈到酒量，我们是不能特别恭维自己的，因为我们那时面苍白而又体弱无力。你们没有看见酒鬼西彼金先生吗？他清醒的时候，看上去就活像个大铜炉子，如果喝醉了的话，那他就更美啦〔顺便提一下，我们劝他还是少喝酒的好，免得像叶伽契琳娜时代的省长凯莱尔将军那样被酒精烧死）。话要说回来，我们要是在后院子里喝酒的话，我们就不准你们说我们是酒鬼，而把别人称作禁酒会会员。你们看报的时候，也会看到：每一期上都登载着干杯、碰杯、敬酒等字样。文学家先生一辈子手里都握着高脚杯，竭力心平气和的，描写高尚的酒宴。啊，文学家先生们，世上还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吗？！这不由得使人要问：究竟禁酒会在哪儿呢？达东诺夫先生在哪儿呢？而他的眼力又表现在哪儿呢？他为什么不肯说：“教育丝毫没有提高”呢？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闭口不说话呢？很简单，他们害怕别人威胁他们，因此他对上面的酗酒只好讳莫如深。而对待工人就是另一码事了。对待他们，什么都可以说，因为工人是被人缚着的，因此干吗不跑到他们跟前去唾他们两口呢？于是五花八门的禁酒会就磨刀擦剑起来，而达东诺夫之流的人也跟着他们呐喊。关于酗酒的事，可以不谈了，但是同达东诺夫先生的公案，还没有完。这就是看到几个工人穿件毛纺的短裤的事。一个工人住在城里本来是乡下人打扮而现在买了件城里衣服穿，就真值得大惊小怪吗？难道达东诺夫先生就认为农民不需要城市服装、老百姓只配永远庄稼人打扮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就等于承认希望在农村中保留简陋的土舍。我在这种情况下不打算把嘲弄服装的罪名放在达东诺夫先生的身上，而是要着重指出两个假设中的一个好的假设。我们早就尊敬的普列汉诺夫谈到工人（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时说过，他们常常在服装方面和知识分子不同，但是有好处（可惜，我现在手头没有这本书，不能引用这位可敬的作者的话）。
总之，比起不爱惜衣服，还不如让衣服穿得漂亮些。老实说，我们这里的住宅问题提得很不妥当，不仅我们居住的城市，而且全俄罗斯都有人起来颂扬它，甚至捍卫它。在很挤的屋子里住惯的工人，使得某些有教养的工人很气愤。这些住惯拥挤房子的人，竟然认为他们住的房子比两、三个人住一间屋子还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习惯住在工人宿舍里很快活，而待在两、三个人住的屋子里，就好像待在监牢里一样。这种环境的生活经过几十年也就习惯了，根深蒂固了，而刚从乡下出来的人除了指望往乡下寄两、三个卢布以外，起初什么都不想，因此他们还准备降低这些条件。群众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就忍受不住孤独，不可能立刻把它当作刑罚看待。米尔新[10]先生在他的著名的作品《世界上被唾弃了的人》中，也描写了这种心理状态。在这个作品中，一个有教养的人忍受不住大牢房里的生活，而认为这是一种刑罚。这个人认为最好待在单人牢房里。但是，要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待在那里的话，单人牢房反而成了对他的惩罚，而大牢房才能使他高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任何一个有些文化的工人，都竭力想法单独一个人住。如果许多人都住工人宿舍里，大家就分居在单独的房间里，或者两户人家合住在一间屋子里，因而观察家达东诺夫先生就能够在那里的屋子里看到床铺。
达东诺夫先生的眼力，的确令人惊奇。他决不是克雷洛夫[11]寓言中看不见大象的主人公，绝不！达东诺夫先生一到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去拜访工厂，就立刻注意到一块凹地，什么样的凹地呢！——所有的工厂都在那里，你们瞧，达东诺夫先生就有这样的眼力……他把身子转了一圈，发现了很多东西，因而隔了没有一会工夫，他就回头往像风车翼子般的凹地走去，上上下下地走动。这里有厂主、行政当局、全市的市面，等等。但是，我们不想谈这些发现，只是来谈我们工人的事。就这样，他回身没多久，就立刻发现了“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又一回身，就看到工人的睡觉情况，挤得好像阿斯特拉罕的罐头鱼似的，一个人的头竭力往另一个人的脚底下钻。过了一会，他又回身看见工人（全体）都没有丝毫读书的愿望和任何求知的希求。再一回身，他又看到：几个工人“合饮一瓶白酒”。再回身又发现：“警察局的警察破获了某一件案子”，留下了一件撕破的长襟衫。一回身，他又发现一座萧条的剧院、轮圈舞和游荡的观众，以及哪儿都没有一本书。接着，他又回头看到离《俄国财富》很远的铁路。虽然，达东诺夫先生的眼力很尖锐，然而单凭他一个人是发现不完的，而且也不可能把《俄国财富》的篇幅都登完。我们认为，他反映的情况不完全，要知道全部情况中还缺少我们有理由等待观察家达东诺夫先生说的几句话。真的，他会说：“毫无疑问，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都是懒虫”。同时，在我们回过头去指控以前，说不定，达东诺夫先生还会补充一句说，我们“对于知识，根本就漠不关心”。
达东诺夫先生得到了席斯契林先生对他的文章的答复。席斯契林先生向观察家达东诺夫先生指出，他举的数字是错误的，这也就是说，他本来想“捉个猪崽子，但却牵了条大犍牛”。然而，我们却要说，他是常常犯错误的，即便在相反的情况下。譬如，他在谈到读者的人数时说：“读者，年龄在20－30岁的，占23%。”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打哪儿弄来的，不过这点对我们不怎么重要。显然这是从禁酒会的总结报告中摘来的，而禁酒会的总结报告恰好反映了达东诺夫先生所描写的那个时期。下面是按年龄分类的读者表。读者表：
年龄15岁以下的……………………159人
年龄15－20岁的……………………818人
年龄20－25岁的……………………240人 16.41％
年龄25－30岁的……………………160人 10.91％
年龄30－40岁的……………………54人
年龄40－50岁的……………………27人
年龄50岁以上的……………………8人
原来，年龄20－30岁的读者，不是23%，而是27%。而且有很多读者都不是工人，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到：
工厂工人……………………1155
手工业者……………………108
商人……………………2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计1466个读者，其中商人、各种行业者、无业者只占13.8%
这个表也清楚地说明了谁是读者。但是，我们如果把读者的人数和书籍的卷数比较一下，就会明白许多人都不是经常的读者的原因了。
读者人数……………………1466人
书籍卷数……………………1496卷
14个月内借出书籍卷次……14211卷次（果戈里的著作占第一位）
老实说，结果，工人只好阅读黄色书籍，这并不是工人有这种口味，而是因为缺乏好书。如果达东诺夫先生打算责备农民吃鹅鸭而不吃面包的话，那么这种责备就和他责怪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的行为完全一样了。达东诺夫先生，您责骂工人对知识漠不关心，但是为了纠正工人这种对知识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您又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达东诺夫先生，您指责工人讥嘲地方自治机构和下级警官，但您又写过文章去说明它的优点吗？什么也没有写！要是一个工人在乡下的教堂－教区办的学校里念书，他会知道地方自治机构的优点吗？什么也不会知道！如果有人写了一本有关地方自治机构和论它的活动的通俗小册子，禁酒会和工厂的图书馆会出借这类小册子吗？不！工人们能从你所说的图书馆里借到这本小册子吗？不！工人们能从你所说的图书馆里借到深孚众望的作家所写的，知识分子能从中汲取知识的名著吗？不！工人们从图书馆里借到的书籍，能使工人们得到真正的知识吗？不！上述五个图书馆的书籍，能使多少有些教养的工人感到兴趣吗？不！你们所写的较好的丛书（公开发行的），工人们能弄到手吗？不！这样的例子是举不完的，不，不，不，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写，什么也不会知道，归根到底，反正是不，以及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再说十遍，还是毫无结果。但是，达东诺夫先生却肯定了这些。他的这种胡言乱语站得住脚吗？难道你们就没有千方百计地不让工人到领班、管理员等看书的图书馆里去吗？难道我们这里的文化和独立精神，尤其是高尚的人格，还没有危害到工人吗？难道我们的工厂图书馆不是经常被人当作暗中观察工人可否予以信任的场所吗？至于公共图书馆，我们也有理由肯定，它在这方面也决不是一头无辜的羔羊。难道，公共图书馆就没有竭力、尽可能地在向老百姓歪曲人的本性不是善良的而是卑鄙龌龊的吗？难道，柯马罗甫先生过去和现在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少吗？毫无疑问，公共图书馆里陈列了这类书。可是，公共图书馆里是否出借《俄国财富》呢？我们对这点感到怀疑。工人不大到图书馆去的主要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书不多，另外是因为缺乏他们要看的书，因而也就更不容易从本来就不多的书中挑到它们。要是这些读者常常退出图书馆，那么责任往往也应该由图书馆来负。
我们已经指出了上述总结报告的数字：读者一共是1466人，书是1496本或1074种。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是所有的读者每人都借一本书，图书馆就只能剩下至多2%的书了。要不，图书馆就得关门。因此，希望看书的人也就迫不得已地甘心满足于各种诲淫诲盗的读物了。我们再来翻阅一下上面的总结报告：宗教－道德的书籍占20％，只有10％的读者借阅它们，文学书籍占60％，但是有66％的读者借阅它们。这种情况好像不能再进一步地去强调它的缺点在哪儿了。大家都看到，达东诺夫不肯承认那些有时上图书馆因为借不到书而等在那里的人，是读者。其次，达东诺夫先生硬说在我们这拥有两万人口的整个区域里没有一份人家屋里有一本书。这显然是弥天大谎，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工人们经常都有自己的秘密图书馆，书籍虽然少，但是所有的书都是精选的，经常都有人阅读。因此，一个真正的读者很少跑到上面所说的图书馆去，其原因，第一，怕受人注目，第二，到那里去也没有希望找到什么好书。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有教养的工人都不得不装傻子。达东诺夫先生决不会知道，其实也没有兴致去打听，符拉基米尔省全省都是和知识隔绝的，尤其是和社会主义隔绝的，听了这话，达东诺夫先生，请你不要害怕！有些人打算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经营书本生意，但是他们老是得不到许可。难道他们就不怕没有买主吗？奥列霍沃－祖耶沃倒有书店，但是那里严禁出卖一些著名的受人欢迎的书，而想买这些书的人碰到的回答总是“没有”和“卖光了”。那里的工人对于图书馆的缺书，经常怨声载道。这种怨声载道是普遍的。
在舒雅城（参看第6期《火星报》的通讯），有一个工人从图书馆里出来，没有走多远，就被一个警察喊住了，问道：“拿的是什么书？”后来，当警察弄清书的性质和出借处以后，才放那个工人回去。如果书上没有同图书馆的印戳，这个工人能这么快拿书回家吗？职权就是监视工人的警察，能够受人信赖吗？宪兵队长在他执行的审问中，责问一个工人：你为什么偏要看这样的书，而不看宗教的书。这是什么原故呢？要是书是一本什么特殊的书的话，那就更要受疑惑了，其实它是政府机关同意了的书籍目录中的书！这一切，工人们以后都知道了，因此一些胆小的人后来走到图书馆门口都打哆嗦；既想借书，又害怕。当黑暗势力反对工人的时候，达东诺夫先生，你可知道工人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地位吗？我们再来拿奥列霍沃作例子。那里的地方当局搜查到莱肯特尼柯夹[12]的全集，把它当作禁书销毁了。正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工人决不能在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