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将合理的政策推演到荒谬的境地，将为民的政策转化为利己的工具，看来绝非今天的创造。有这一群不在乎塌天大祸而又创意十足的官员，除了徒呼负负，你王安石又计将安出？ 除了这些创造性的发展，王安石还得面对众口嚣嚣的舆论。 王安石被指“专任小人”，而他用的人吕惠卿、何正臣、蔡卞是进士，舒亶是状元，完全符合朝廷的用人资格。大学者程颢、程颐、张载都是王安石从民间提拔到中央的，论者却避而不谈。 重用蔡京被认为是王安石的大罪过，实际上重用蔡京的是司马光，王安石对蔡京的评价是：“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曾纾《南游纪旧·蔡京一屠沽》）蔡卞仅因是蔡京之弟，就被一并列为“小人”，而实际上，蔡卞在江苏江阴县任内，因推行青苗法使农民免受高利贷剥削，得罪于当地大富豪顾新元；他在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广州当官时，一毫莫取。王安石在位时，因蔡卞是自己女婿，始终不让他进中央工作，一直在地方任职。 攻击“新政”者往往标榜为民请命。“青苗法”法定利率是每年20%，这在当时明显低于高利贷。而论者广泛的说法是，青苗法利率为40%，甚至有人认为接近 100%。青苗法实为高利贷，几乎成了史学界的定论。而200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载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魏天安的《宋代青苗钱利率考实》，广泛引证当时的史料，尤其是反对“新政”者的言论，证实“青苗钱利率二分，乃是宋人的共识。” 王安石的操守无懈可击，连他的主要政敌司马光都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无他，但执拗尔”，除了固执，王安石没有什么缺点。而一篇《辨奸论》，将其影射为大奸大恶：“囚首丧面而谈诗书”“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竖刁、易牙、开方是齐桓公的宠臣，竖刁自宫以求亲近讨好齐桓公；易牙杀子让齐桓公尝人肉滋味；开方背弃自己父母的祖国投齐。这三个人靠谄媚获得权势之后，大乱齐国，致齐桓公病饿而死，两个多月无人收尸，蛆从房里爬出。 事实上，王安石绝非谄媚之徒。他在包拯手下工作时，一次包公举宴，无论包公怎么劝，不爱饮酒的他就是滴酒不沾，弄得包黑子没脾气。连支持他变法的神宗皇帝，他也当朋友对待，“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复诸难，使人主伏弱乃已”（马永卿《元城语录》），拿皇帝当学术讨论中的“朋友”，非争出个是非曲直不可。 硬将王安石与竖刁、易牙、开方扯到一起，可见士大夫阶级刀笔功夫之深刻，更可见精英们对王安石的痛恨。这篇文章更被后世大儒收入《古文观止》，于是在无数没有生活经历的学子的脑海里，王安石就与竖刁、易牙、开方齐名了。 舆论为何如此？ 熙宁四年十月，朝廷在宣布实施免役法的诏令中，称此法： “所宽优者，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并兼，能致人语之豪户。” 新法的受益者是乡下穷人，他们哪能影响舆论？“能致人语”影响舆论的，是“仕宦并兼”的“豪户”，而他们是新法的受损者。今天，人人都明白“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喉舌”的规律，看来古往今来尽皆如此。直到今天，看看所谓“大众媒体”渲染的生活方式、喜怒哀乐、价值取向，又有多少反映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农民工、城市贫民的心声？ 近代史上，评价王安石的人，有三位值得特别注意。 一位是力图变法补天的梁启超，他全面肯定王安石的德量、气节、学术、文章，认为他的改革措施“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更推崇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几乎与尧、舜、禹并肩。 一位是力图推翻沙俄专制的列宁，他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一位是优雅的文人林语堂，他将王安石描绘为集小人权谋于一身而又无知的奸臣，“新政”搅乱朝纲，误国误民。 由此我们发现，“新政”的成败，与其说反映了变法者们的个性特征、政治智慧，不如说是反映了整个精英阶级的集体选择----他们不希望这位“拗相公”出来充当乌鸦嘴，更不能容忍王安石断了自己的财路。切身的体验告诉他们，兼并正在为他们展开一幅盛世辉煌。 4.4盛世耶？鱼腩耶？ 其实在王安石之前，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就搞过“庆历新政”，其目的在于“择官长、精贡举、抑侥幸、均公田、明黜徙……”，结果“论者藉藉”、“多所举劾”、“相与腾口”。被西夏人视为“胸中有十万甲兵”，尊称为“小范老子”的范仲淹败在自己的朝野舆论之下。 而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结束了官僚机器对兼并的抗拒。组成中央集权官僚机器的士大夫们，自此无约束地沿着兼并的道路奋勇前进，一个超级大国的盛世辉煌正向他们招手。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让要素自由流通，必然发生兼并，而这将使要素配置优化，促进生产的发展。许多歌颂大宋朝的文章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两宋是何等的辉煌： 由于兼并，大量的劳动力离开了土地，工商业得以大发展。北宋中期后政府税收中农业税仅占30%，而工商业税占70%。到了南宋，海关税占到税收的15%，与之对比，2004年关税在我国的税收中仅占4.3%。北宋时国家税收就达到1亿两白银，这个纪录保持了八、九百年，到1900年国家税收也就8000万两。 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金融深化”，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是唐朝开元盛世年32万贯的15.8倍。公元1023年（天圣元年）北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南宋时期政府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专门管理印制发行“会子”。 富饶的财政收入推动了以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为中心的城市化。据说“汴都（东京）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这“数百万户”恐怕有些夸张。历史教课书称，东京居民有20万户。程民生在《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中考证，那时平均每户7人，可见东京人口高达140万人。无怪乎《东京梦华录》描绘它“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增减十几万人，居然感觉不到。 另外三京也都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万户（70万人）以上的城市则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46个。与之对比，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有人估计宋朝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2％，甚至有人估计高达30%。与之对比，我们现代的城市人口比例到1984年才超过 22%，1996年才超过30%。 更有人估算，宋代的GDP占全球的50%，今天，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GDP也只占全球的30%。可见堂堂大宋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超级大国”。这个超级大国的首都，聚集着一个极为富有的阶级，“京师，天下富商大贾所聚”（《靖康纪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记得比较具体： “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家，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兼并使京城里拥银百万的富户“至多”，至于有十万两银子的，“比比皆是”。这个阶级的膨胀刺激了奢侈性消费的发达： “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 两人对饮就要花近百两银子，让人想起今天的“顺峰”、“天上人间”之类处所。《东京梦华录》描写当年的东京：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香车宝马、花街柳巷、按管调弦、新声巧笑、四海珍奇、寰区异味……，无怪乎千年之后仍令文豪们神往。余秋雨就说过“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清明上河图》（见图11）被视为当时首都的实录，它描绘了七百七十多个人物，其中有船夫、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尚、尼姑、道士、江湖郎中、算命先生、摊贩、车夫、轿夫、乞丐。不知我们这些据称是共产党员的文豪们，希望以何种身份，穿越到那个千年前的首都？
图11：清明上河图中的各色人物 首都为何能有如此盛况？清人赵翼道出了其根由：“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宋制禄之厚》、《南宋取民无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85、492页。）赵翼认为“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而我们那些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文豪们，却向往这样的制度。两相对比，立场品味，高下立现。 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这是中国史坛上最流行的成说之一，被称为“宋代经济革命说”。清华大学的李伯重质疑这一学说，他考证史籍，认为在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农业并没有出现“革命”。如果此论成立，生产力低下的农村与奢华的城市间必然形成尖锐矛盾。（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宋代到底有无经济革命，有待学者们探讨。历史事实是，这个文明让一个被其视为“落后”的文明打垮了，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富庶”、“繁华”成了游牧民族洗劫、蹂躏的“鱼腩”。这个事实让笔者怀疑“经济革命”之说。论者每每将两宋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比，将兼并与“圈地运动”相比。工业革命发育出一个向外扩张、殖民的强势文明，而两宋呢？一个导致自己的社会成为别人“鱼腩”的政治经济趋势，即使被称为“革命”又有何价值？ 有人翻检史籍，发现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农民起义“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似一伙。”（见王曾瑜《宋朝：中国落后世界的罪魁祸首》） 两宋的兼并让精英阶级得以尽享繁华。排除范仲淹、王安石之类“拗相公”的聒噪，显然符合这个阶级大多数人的意愿。然而，他们没想到，能排除范仲淹、王安石的“干扰”，却没法排除女真人、蒙古人的征伐。金灭北宋，《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盛世灰飞烟灭。首都汴京城内“斗米三千，贫民饥饿，布满街巷，死者盈路”(《南烬纪闻录》)。整个首都经济圈“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庄季裕：《鸡肋编》卷上)。盛世转瞬间变成了国破、家败、人亡。 4.5结语：“一民之生重天下” 面对对新法的非议，神宗与三朝元老文彦博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新法”的问题在于让士大夫“不悦”，至于老百姓的感觉，本无所谓。这江山是精英阶级的，不是老百姓的。这才是整个问题的要害。 平心而论，对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而言，文彦博的价值标准并不离谱。然而作为被治理者的百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即使为了统治者自己的长远利益，也不能对百姓的处境漠然视之。于是就有了民本思想----以民为本，“君”对待“民”，要象资本家对待资本那样慎重。孟子说的透彻：“民为贵，社稷次，君为轻。”（《孟子·梁惠王上》），没有了资本，资本家就不成其为资本家；没有了民，君也就不成其为君。所以《尚书 然而，民既然不过是君的“本钱”，作为所有者，爱护与否就只是个人选择而已。梁武帝萧衍丢掉江山时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夫何恨?”----糟踏掉自己的江山，老子乐意----那是何其潇洒。 至于构成“社稷”的精英们，在专制帝国中，他们更可能认为“民”只是君的“本”，未必能成为自己的“本”。要说自己的“本”，还是兼并一些田产更实在一些。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宦游而归，鲜不买田”（袁燮：《絮斋卷》）----当官敛钱、回乡买田，这已是正常现象。在兼并这个问题上，士大夫与“君”利益未必一致。于是我们看到了君与臣的博弈、体制与个体的博弈、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在士大夫中，王安石显然是个异类，他在《兼并》一诗中说：“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已经渗入了感情因素，“民”在他心中已经不再是“本钱”那样冷冰冰的客体。这让他走到了民本思想的边界。下一个走到这边界的，是明亡后的黄宗羲。他反思大明王朝灭亡的教训时，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万民之忧乐”高于“一姓之兴亡”。天下治乱与否，但看百姓忧乐，而皇室兴亡本无所谓----“无与于治乱者也”。 再向前走一步，就会告别民本思想，迎来民权思想。站在这个思想交界面上，回看围绕王安石的千年毁誉，耳边不免响起他当年的叹息：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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