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私有化的公权力

政治运行为何不可能清廉？根子在于公权力的私有制。皇帝的权利是抢来、骗来的，一旦到手就是其私家的，绝不能容忍别人觊觎。然而你抢得为何我抢不得？自陈涉大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项羽见秦始皇仪仗后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觊觎皇位的就不乏其人。所以“忠”是皇帝对官员的首要要求。而苏绰指出，只有贪官才可能对皇帝“忠”，因为他需要皇帝授予的权利来贪渎，又因贪渎而畏惧皇权。

（题外话：宇文泰建立的西魏，以北魏拓跋氏宗族为傀儡，后其子废拓跋氏（已改姓“元”）自立，号称北周。而宇文家族的北周则被其外戚杨坚篡夺，是为随。可见在皇权与豪强之间，所谓“忠”何其虚妄。）

当今就有学者深谙韩非、苏绰之道，如张维迎就指出：

“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见《语不惊人死不休 看看中国经济学家的奇谈怪论》 2005年11月21日 新周刊）

可见腐败是官僚政治的内在属性，不让他聚敛，谁还来当官？事实上“赐田”正是皇帝常用的激励机制，它同时是最有效的而合法的聚敛途径。到了今天，“赐田”就演化为“划拨”、“特批”、“政策倾斜”----用行政权力提供聚敛的途径，相关人员心领神会，得出了“绿灯一亮赶快走，遇见红灯绕道走”的经验。

然而官员们都这样干，假以时日，整体后果是什么？

宋神宗熙宁年间，四川地方官吕陶，曾在奏折里描述他了解的土地占有情况：“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历代名臣奏议》卷106吕陶奏）。“溥天之下”作为“王臣”的自耕农只剩20-30%，其余的劳力都成了官僚地主的打工仔。

山阴知县陈舜俞的观察更悲观：“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宋•陈舜俞《都官集》）。只有10%的劳力还是“王臣”，90%的劳力都被官僚地主敛去。

当时的财政说明书《治平会计录》载：“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已经有70%的生产资料，政府无法收税！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的巨贪大学士和坤聚敛田产80万亩；到了道光年间，大学士琦善据称拥有田产250万亩（李文治《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而从乾隆到道光，不过三届政府。

类似的趋势每个王朝都有，结果自然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往往被视为“革命”，那“革命”后社会是否就能摆脱前朝敝政？

3.3 毛泽东评论谭延闿

谭延闿是民国前期政坛的重要要人物。青年时代他才学出众，据说其颜体楷书誉满天下，民国至今无出其右者。曾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在晚清的动荡岁月中，他曾组织“湖南宪政公会”，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致力于宪政改革。

然而谭延闿之值得注意是因为毛泽东对他的评论：

“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一介文人，一手好字，思想新潮，倾心宪政，却为何最终成了军阀？不能不让人思考其时代背景。毛泽东对那个时代的观察直白而深刻：

“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同上)

其实，几乎每个王朝的晚期，都有人看到社会病态的症结所在，都试图对症下药，然而成功者绝少，王莽、王安石、戊戌六君子之类的案例却比比皆是，让社会眼睁睁地看着矛盾激化。在动荡的环境中，只有暴力才能安定社会，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竞争的结果，最善于使用暴力的集团获得胜利。由此，其合法性建立在暴力而非社会授权的基础上，这正是理解“秦政”的关键。

合法性源于暴力，使“秦政”难于受到社会的制约，当出现社会病态后，也难于调整自愈。于是矛盾激化导致社会瓦解，进而导致新的暴力诞生。结果是王朝周期性地更迭，而“秦政”却既寿且昌，整个社会陷于无力自拔的轮回之中。许多惨烈的宏大事件被史家称为“革命”，其实那只是轮回中一个命中注定的环节。“在劫难逃”就是我们的先人对此类历史经验的概括。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难道我们的社会如此没有头脑？让类似的悲剧反复轮回了两千多年？希腊人创造了西西弗斯的神话，而我们中国人实实在在地当了两千多年的西西弗斯，为什么？

孔子赞扬颜回“不二过”，这表现了一个人懂得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然而我们的社会一再陷入轮回，这个社会头脑何在？反省能力何在？

3.4 无脑的社会

对一个社会而言，“头脑”就是学术界。它理应超越个体的局部视野，从全局和长期的角度观察、思考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然而，对中国社会而言，这是指望不上的。

中国学者的“正途”是科举，而科举考试的最高级别是“殿试”----由皇帝来筛选学者。被皇帝选中的人称为“天子门生”，由此皇帝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总教头，成了最大的学阀。

中国学术界的主体由翰林院、国子监之类的机构组成，它们是官僚机构的一个部分，其学术成果的最终裁决者是官僚机构，是皇帝。研究什么往往是由官僚机构出题，连写诗这种无关痛痒的事，都有大量的“应制”之作----皇帝命题的作文、“奉和应制”之作----顺着皇帝的诗唱和。

这样的学术界怎可能不做御用文人？怎可能不顾官僚集团的利益而去思考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1941年，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思想控制，西南联大哲学教授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中指出：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一门学术都有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以此观之，在“秦政”之中哪有什么学术？有趣的是，“科学”进入中国一百多年了，表面上看，“科学”在中国处于几乎无人质疑的地位。但人们接受的“科学”其实是由权威颁布的一条条具体的“真理”。一些饱学善辩之士居然指望靠行政力量、甚至司法力量来裁决何为科学，来维护“科学”的尊严，这还是科学吗？科学真正需要的理性认识能力、宽容而平等的切磋氛围又在哪里？

清初，前明遗老黄宗羲从大汉开国皇帝开始，一笔扫尽数千年帝王。指出：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明夷待访录》）

“万民之忧乐”高于“一姓之兴亡”。天下治乱与否，但看百姓忧乐，而皇室兴亡本无所谓----“无与于治乱者也”

这正是在思考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然而产生这种思考的前提是：大明王朝已崩溃，黄宗羲铁心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指望向清王朝卖论取官，甚至不指望以文博名----反正老子写的东西会被列为禁书。

一个社会的学术界，只有在这样特异的环境下，由特异的人来思考本应正常研究的问题，这样的社会焉能避免西西弗斯的命运？没有像许多文明那样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是造化的特殊眷顾了。

那我们的学术界为何沦落如斯？

3.5 “乡愿”的由来

这就要回到谭嗣同，为什么他将“荀学”与“秦政”并列，为什么称其为“乡愿”。

“秦政”的创造者中有两位学者：韩非与李斯，二人都是荀况的亲传弟子。

《韩非子》是先秦诸子中很重要的一部，如果将《韩非子》与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并读，你会惊异于中国学者逻辑思维之缜密与深刻，要知道《君主论》成书于公元 1513年，而韩非生活在公元前280年到前233年。然而韩非的整个智慧用于为专制君主盘算利害得失。无怪乎秦王嬴政看了韩非的书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可悲的是，擅长理论创新的韩非被自己的同学李斯构陷致死。李斯擅长制度创新，“秦政”多为李斯构建，而李斯则被阉宦赵高构陷致死。从此，构陷成了官僚政治中永不退色的闪光点，至今仍不时能听到官场中的议论：某某将某某“装进去了”。

韩、李二人设计构建的“秦政”中，“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官僚系统成了真理与道德的最终裁决者，其遗泽之深，至今人们仍将社会道德规范寄托于官场，一旦官场腐败，整个社会就道德沦丧；同时，由于官场扮演真理的最终裁决者，研究成果获得官场认可，往往被学者视为最高荣誉。笔者就几次见过一些体制内学者自夸，其某某观点被写进了某个中央文件。至于这些观点、文件对社会损益如何，就不再提及了。这不免让人想起古人的“鬻智以干禄”，鲁迅讥讽的“干禄之色，固灼然观于外矣！”（鲁迅《坟·文化偏至论》）。这就是“秦政”中学术界的真实地位。

由此，谭嗣同对荀学的评价是：“法后王,尊君统”，即以眼下的当权者（后王）为真理标准（法），遵从官僚体系的等级秩序。将学术定位于服务官场，使学者沦为暴力的奴仆。谭嗣同痛斥荀况：

“彼为荀学而授君主以权，而愚黔首于死”（谭嗣同《仁学》）

即为君主专制、愚民政治提供理论基础。据此谭嗣同将荀学称为背叛孔子学说的“乡愿”：

“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虽万被戮，岂能赎其卖孔之罪哉？”（谭嗣同《仁学》）

其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平心而论，《荀子》的主张并非只此一端，也不像韩非、李斯那样极端下作。然而它在“性恶论”的基础上，主张君主专制，在政治实践上，由韩非、李斯两大弟子为 “秦政”助产，谭嗣同斥其为乡愿，并不过分。至今有人认为谭嗣同偏激，而处于晚清那种亡国灭种的危机前，面对自私自利且麻木不仁的官僚集团，谭嗣同其实是相当温和的。谭嗣同们的失败，导致了更为“偏激”的孙文、毛泽东的出现，至此，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宿命的轨迹。而将中国推上这条轨迹的，正是那些温文尔雅的“乡愿”们。

3.6走出轮回？

社会有可能走出官僚政治造就的轮回吗？在王亚南看来：

“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它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这里王亚南涉及了三个条件：其一，封建体制；其二，身份社会；其三，一般工农大众的政治角色。

这一判断逻辑上并无大错，然而它却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才能实现这三点？中国的精英集团是官僚、财主、学者高度一体的。控制几乎全部资源的中国精英群体，其基色是官僚集团，这个群体控制社会的首要机制是官僚政治，即不受社会制约的强制力，即暴力。指望它和平地放弃不受制约的特权，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而以暴易暴，不过是为新的官僚政治开辟通道。

事实上，人们可以在许多类型的社会中发现官僚群体，官僚群体本身根本不在意什么“主义”，什么历史发展的规律。它可以在几乎任何“主义”的社会之中生存发展，并将那个“主义”改造为最适应自己需要的形态。苏联的经验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年布尔什维克们发动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无阶级差别、无特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将不再需要“国家”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从而随着阶级分化的消失，国家将消亡。

事实上，十月革命后，代表底层公众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沦落为象征性、礼仪性机构；而职业官僚集团的专制却日趋强化，部长会议成了实质上的权力中心。他们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参与、企业管理与资源分配等方面，全面排挤压制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它千方百计改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让官僚集团“代表”无产阶级，对社会（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实施专制，并堂而皇之地论证这个专制应当长期强化。

此后，苏共中基于理论信念的理想主义者逐步被实用主义者与物质主义者取代。对内，这个政体日益脱离社会底层的劳动大众，为了维持政权，它越来越依赖“专政”，各级官员来自上级的任命而非社会公众的选择，从而断绝了它与社会公众起码的联系与互动；对外，这个被官僚集团禁锢的社会越来越失去对各国人民吸引力，结果在所谓“和平竞争”中一败涂地。最后，这个官僚集团彻底放弃了自己标榜的“主义”，以“改革”的名义，私分社会公共资产，迅速地将一个名义上的 “社会主义”社会变为一个赤裸裸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将自己的祖国带入破产的深渊，他们自己则用无数同胞的苦难，建立起私有的资本王国。

一个不受社会制约的官僚集团就这样瓦解了一场理想主义的革命。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官僚集团历史悠久得多，经验丰富得多，理论圆融得多，对社会潜意识的浸润广泛得多。（注：俄罗斯的第一个国家是基辅罗斯，它在雅罗斯拉夫（1015—1054 年）手里达到极盛，基辅罗斯的剥削方式正从原始的“索贡巡行制”向“地租制”转化，统治主要靠亲兵卫队，职业官僚远未发育起来。而此时中国的郡县制已从秦到宋磨练了一千三百年，王安石正在为变法伤透脑筋）于是戊戌变法轻而易举地被官僚集团粉碎，辛亥革命则成了各地官僚割据自立的契机，国民革命军号称“国民”，其北伐战争不过成就了蒋介石官僚集团的权势。可见在中国要摆脱官僚政治的阴影，远比俄罗斯艰难。

出路何在？

既然官僚政治的症结在于脱离社会监督的特权，摆脱官僚政治的关键就不在于“主义”之争，而在于能否制约特权。观察一个社会是否在摆脱官僚政治，有以下几个视角：

1、信息是否公开。互联网使信息垄断越来越难，事实上我国的信息公开这些年有了明显的进步，大量过去的“保密”信息在各级政府网站公布，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了解真相的可能。“非典”前期那种封锁信息的做法正在被逐步放弃。在这方面的每一个进步都值得鼓励。笔者研究问题时，使用了大量数据，全是政府各部门公开发表的。这方面的进步，其意义之深远，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2、学术能否独立。翰林院式的学术界肯定无法承担社会良知的角色，而一个缺乏反省能力的社会不可能摆脱官僚政治。只有越来越客观而直陈其事的分析研究能够正常展开；只有研究不再有任何禁区；只有无论什么学派、学说、观点，只能靠事实、证据和逻辑立足，而不依赖任何官方或资本力量，这个社会才会有自己的“大脑”。而这是摆脱官僚政治的基本前提。

3、公众能否监督。官僚政治依赖内部监督，历史反复证明了它的无效性。只有公众监督能够实实在在地影响每个官僚的仕途，只有官僚不得不向下负责，向社会公众负责，而非向上司负责，这个社会才可能摆脱官僚政治。

4、官僚集团是否有不经社会公众认可而自我安排的特权。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在官僚集团的斥优聚劣过程中，特权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只要官僚集团能自我授予特权，就会吸引无数贪渎之徒钻营官职，而将廉洁之士排挤出局。（注：1.3节曾引证深圳新闻网的调查，显示公务员报考者中，65%图的是升官发财，27%图的是福利待遇好，风险低，工作舒适稳定，两者合计92%。这样的土壤上，能有怎样的官场？）对今天的官僚集团，我们无法用张思德、白求恩、焦裕禄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尽管他们中多数据说是“共产党员”。但至少这些特权的授予应该通过社会公众的讨论，通过相关的立法程序。否则摆脱官僚政治就是痴人说梦。

以上四点，归根结底是公权力的公有化。在公权力私有化的社会中，官场腐败是无法治愈的顽疾，它势必将社会拖入灾难的深渊。在这个大环境下的一切“改革”，都注定面对“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深渊。王安石的改革就是一个鲜明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