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官僚政治----私有化的公权力

1943年，两位来自不同文明背景的学者----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与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有缘长谈，李约瑟向王亚南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希望王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中国人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熟视无睹，不觉得有何怪异之处，而来自英国的李约瑟却看到了一个费解的现象：中国官僚政治之长寿，举世无双。

作为回应，1948年王亚南发表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从秦汉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分析了中国官僚政治发生与演变的历程及其系统动态。60年后重读此文，深感当时中国学者深厚的历史感与整体意识，深感学者们对理性的追求，深感国民党政府倒台和整个社会“左倾”之必然。与之相比，当今高呼“告别革命”的时贤们用愿望代替分析，显得如此的情绪化而学养浅薄。

3.1 “秦政”与“荀学”

面对国家的积弱不振，清末的谭嗣同反思历史时说了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

后来，毛泽东有诗云：“百代皆行秦政制”，认同了“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然而，他“劝君莫骂秦始皇”，并不认同“大盗”、“乡愿”的评价。

“秦政”由何而来？

在“秦政”之前是春秋、战国，这是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孔子对这个时代的观感是“礼崩乐坏”，庄子对这个时代的观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老子则做出了“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描述。

孔老夫子的理想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是典型的封建政治，周灭商后，宗室亲贵裂土封疆，只需对周天子表示效忠，封地之内，俨然独立王国，很像西欧的领主制。这种政治制度运行八百年后，中央衰落，诸侯争霸，天下大乱。争夺中央权力的霸主们不得不考虑周王朝式微的教训，寻找防止诸侯坐大，危及中央的方略。春秋时的楚武王熊通灭掉权国后，将其改建为县，被后世认为是设县之始。郡的设置最早见于记载的是秦穆公九年（前651），晋公子夷吾（即晋惠公）对秦国使者谈到“君实有郡县”（《国语·晋语二》）。在诸侯分封的春秋时代，郡县制已经在晋、齐、楚、秦诸国出现。在“郡县制”下，每得一地，不再分封亲贵，而是由中央派遣行政官僚管理。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纳廷尉李斯的主张，废除分封诸侯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后随边境的不断开发和郡治的调整，增至四十余郡。自此诞生了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群体。

秦始皇选择郡县制，原本指望大秦江山万世不竭，没想到二世而亡，此后朝代更迭如翻烙饼；而推翻秦王朝的各路雄杰们，恐怕谁也没想到此后居然“百代皆行秦政制”。民谚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秦政”从公元前221年一直延续到1911年，真可谓“铁打的营盘”；而指望“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皇帝们，从秦始皇到溥仪居然有270位，平均在位不到8年，真正成了“流水的兵”。在这样的格局下，行政官僚群体却“既寿且昌”，一直繁衍到清帝“逊位”之后许多年，让王亚南们不得不为之大伤脑筋。

这透着反讽意味的对比，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我们不妨来先观察一下行政官僚这个更像“万岁”的群体。至于“荀学”，为什么谭嗣同将其与“秦政”并列，称其为“乡愿”，姑且按下，容后再表。

3.2 精英集团的“中国特色”

在前一章里，我们观察到，统治中国的强势宗族，其基本特征是“产、官、学”一体化。从这个视角看，社会鲜明地分化为两个集团：“赢家通吃”的精英集团与无权、无产、无知的平民集团。身处官场而一文不名的人和家产殷实而与官场无涉的人，在统计学意义上，应是很少的，不足以成为观察、分析社会性质的重点。

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绝大部分篇幅是描述精英集团的内部斗争。整个精英集团在全社会人口中比重如何？明宪宗时全国官员占人口的比例仅为0.13%。明清两代，会试取士名额每次一般在三四百人左右，大约二三十名考生录取一个，由此，参与考试的不超过1.2万人。可见这个精英群体在全社会人口中比例之小。

前已提及，吕不韦、陶潜二人均同时拥有政治、经济、学术资源，绝非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当然二人拥有的资源有天壤之别，但这只是精英集团内部的“两极分化”。而我们的经史子集中，浓墨重彩描绘的，正是这精英集团内部“茶壶里的风波”。

虽说是“茶壶里的风波”，却也风诡云谲，翻开二十四史，最触目的就是“头颅掷处血斑斑”。无论是皇嗣之争、皇帝与臣僚之争、党锢之争、宗派之争，几乎都是鲜血淋漓，根本看不到“君子之争”的痕迹，尽管我们号称“礼仪之邦”，尽管投入这争斗的精英集团成员据称是“学而优则仕”的。而这些争斗，其标的都是官僚政治体系的控制权。

这提示我们，对产、官、学三位一体的精英集团成员而言，无论开拓发展还是安身立命，最关键的因素是在官僚政治体系中的位置。所以，“政治挂帅”从来就是我们的精英集团的本能。

一位精英分子，哪怕他靠经商致富，也要去捐个“功名”，标榜自己是“儒商”，恰如今天，要去运动一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身份，以至于商人在两会中的比重远大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官商勾结的胡雪岩，至今为许多人景仰。而他的败亡，不在于商业判断失误，而在于他依附的中央高干失势。

一位精英分子，如果以学名世，则要弄个翰林、主任、所长、院长、校长的头衔，那背后自然是行政级别。笔者曾遇到过一位体制外的学者，自号“野翰林”，形容词“野”固然带点狂狷气，而落到名词“翰林”，依然离不开官僚体系的“品秩”。

“政治挂帅”导致社会的各领域都成了官僚系统的附属品，都必须（也只想得到）用官僚系统的价值标准（品秩）来衡量。官僚系统的强势地位导致了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它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没有其他社会系统可以制衡它；其二，它可以不做任何本应做的工作，没有其他社会系统可以质疑它。

可见，官僚政治无疑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底色。和一切社会群体一样，官僚群体也是一个生命体。一个生命体的生存，一则取决于其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二则取决于其外部环境的可持续性。在生物圈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强势物种，攫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强大，而没有制约其膨胀的机制，结果，物种迅速膨胀的同时，摧毁了其赖以生存的环境，随着环境的崩溃，这个物种随之消亡。

官僚群体攫取外部资源的能力极强，但维护其生存环境的意愿与能力有限。作为一个社会生物，官僚群体维护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履行其社会职能，如“吿时”---颁布“时宪书”(历书)、安定社会、赈灾之类，使社会认可官僚群体“以禄代耕”的地位；二则是限制自己对社会的索取，使之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对官僚群体而言，攫取外部资源是其本能，基于其本能的欲望。而维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则属于理智的范畴，它与本能的欲望对立，只能在不断的教训中逐渐领悟。儒家伦理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领悟的积累。历代出现的各种为官格言、“官箴”之类更是这种领悟的结晶。

很多人将“儒表法里”理解为说一套做一套，挂羊头卖狗肉。其实，“儒”推崇的“礼教”是一套行为准则。“礼”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官僚集团，所以“礼不下庶人”；礼的功能在于遏制官僚集团的私欲，所以要“克己复礼”。当官箴被普遍遵循，表明官僚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官箴则是这个群体的集体理智；一旦官箴废弛，则表明官僚群体的集体理智丧失，它不再作为一个理性的整体存在，现实存在的，仅仅是众多各逐私利的官僚。这时，官僚群体对自己生存环境的破坏就趋于失控，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放任自己的扩张，一是“吃财政饭”人群的扩张，二是，靠行政权利搜刮社会的人群的扩张；这导致强化对社会资源的攫取。

其二，放弃自己的社会职责，所谓“六部”、“有司”，沦为摆设，社会无法指望他们履行其分内之责。

这时，这个官僚群体的寿命就走到了尽头。可见，“礼”、“官箴”之类，对官僚群体而言，就是其灵魂，关乎其“天命”。

然而遵循官箴辛苦而清贫，理智终究难抵欲望之惑。事实证明，自觉“克己”的人，在官僚集团中总是稀缺的异类。绝大多数追逐官位的人，正如杜甫所言：“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杜甫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所谋者无非“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所以理智需要有强力的外部支撑，在传统中国政治体制中，就是“法”。法家主张靠“法”（普遍主义的赏罚规定）、“术”（分权制衡）、“势”（严刑峻法形成的高压），迫使官僚们循“礼”而行。

可见，“儒”、“法”关系的实质并非“儒表”、“法里”。“儒”其实是建立官僚群体的内在约束机制，而“法”则是对官僚群体外在制约力量，两者的“表”、 “里”位置刚好相反。“儒表法里”之说不过证明了官僚们对制约机制的态度：内在约束机制被他们视为对外标榜的口号，而外在制约力量才是他们需要从内心认真对待的。

传统政治体制中，这外在制约力量是靠最高权威—皇权来实现的。皇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吏治。对此，熟读史籍的毛泽东曾总结道：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党建经纬》1998年第1期)

历代开国之君从前朝覆亡的教训中都明白这一点，并在开国的奋斗过程中获得了运用“法”、“术”、“势”的资源与能力，故而能使吏治较为清明。然而，数代之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嗣君，见识与能力递减，而官僚群体却渐成盘根错节之势，渐渐摆脱皇权的制约，其私欲遂日益膨胀。于是人们渐渐发现“朝旨不出紫禁城”，廊庙朱紫渐结内外朋党，封疆大吏渐成割据枭雄，直至搞得天下大乱，将社会拖入新的轮回。

官僚系统能否尽职、能否守制，只能依赖内部的监督。对内部监督感受最深的是皇帝。“宵旰图治”是古人对明君的典型描述，说皇帝天不亮就起身著衣，天昏黑了还没顾上吃饭。皇帝如此操劳，忙些个什么？两个字“吏治”。汉刘邦忙着“鸟尽弓藏”，宋赵匡胤忙着“杯酒释兵权”，明朱元璋忙着将贪官们“剥皮实草”，大清总结历代经验，为御史台（相当于中纪委）搞出了十六册四十二卷的《钦定台规》---皇帝审定的御史台办事规则，在创新和制度化的方向上迈出了重大的步伐。然而《钦定台规》颁行三十多年后，清王朝就倒台了。

为什么皇帝总得如此操劳？为什么操劳的结果总不免王朝的覆灭？

在官僚政治体系中，权利自上而下委派，各级官僚只需也只能向委派他的那一级官僚负责，皇帝是这个权力体系的源头，只有他对全局负责。各位官僚不过是皇帝的 “臣工”，这江山是皇帝的，自己当官不过是谋一个职业（当然是比农夫、樵叟、贩夫、走卒优越得多的职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才是当官的真正动力。虽说有内部监督系统，它的能量与官僚群体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宦海经验告诉官员们，从统计意义上看，违规成本相当低，“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连这点胆魄都没有，还当什么官？

其实，还真不需要太大的胆魄，“篡逆”之类事只是在特殊的机缘下，特殊的角色才会去想它。官僚们的胆魄主要是用在聚敛方面。作为一个个具体的官僚，置点田产以备退归林下后优游卒岁，也给后代留点基业，是再自然不过的。他们既有这个愿望，又有不受社会制约的权力，正式的内部制度不过具文而已，潜规则给了他们充分的操作空间，简直是想不聚敛都不行（你装清廉，让同僚们何以自处？）。

看来整饬官风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大家都象海瑞那样不就好了？然而为“秦政”奠定理论基础的韩非，对这种理想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乃无益之臣，吾所少而去之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一个官员，如果无私无畏到赏不可使、罚不可禁的地步，上司又如何支使他？这种人对上司何益之有？必除之而后快！由此可见，官僚政治真正需要的是贪财而怕死之徒，而非岳飞幻想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整饬官风是绝对需要的，但有一个“度”，一旦弄得满朝文武都是岳鹏举、海刚峰之辈，这皇帝怕也就当不下去了。

然而，贪官终究会危害社稷，搞得皇帝十分棘手。鲜卑人宇文泰创建西魏后，就为此大伤脑筋。饱学的汉人苏绰趁机向他传授中原政坛上积累的“千古帝王之术”，让宇文泰佩服得五体投地。《北史卷六三·苏绰》，记载了这段对话（稍长，但极为精彩，全文照录，请耐心读下去）：

（宇）问曰：国何以立？

（苏）曰；具官。（即配备官员）

问：何以具？

曰：用贪官，弃贪官。

问：贪官何以用？

曰：为君者，以臣忠为之大。臣忠则君安，君安则社稷安矣。然无利则臣不忠，官多财寡，奈何？

曰：为之奈何？

曰：予其权，以权谋财，官必喜。

曰：虽然，官得其利，寡人何所得？

曰：官之利，乃君权所授，权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是以官必忠。天下汹汹，觊觎御位者不知凡几，臣工佐命而治，江山万世可期。

上叹曰：善！然则，贪官既用，又罢弃之，何故？

曰：贪官必用，又必弃之，此乃权术之髓也。

（宇）移席，谦恭就教曰：先生教之！

（苏）笑对：天下无不贪之官，贪墨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凡不忠者，异己者，以肃贪之名弃之，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此一也。其二，官有贪渎，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恐则愈忠，是以弃罢贪墨，乃驭官之术也。不用贪官，何以弃贪官？是以必用又必弃之也。倘或国中之官皆清廉，民必喜，然则君危矣。

问：何故？

曰：清官或以清廉为恃，犯上非忠，直言强项，君以何名弃罢之？弃罢清官，则民不喜，不喜则生怨，生怨则国危，是以清官多不可用也。……

绰复厉色问曰：所用者皆贪渎之官，民怨沸腾，何如？

（宇文泰）上再移席而匍匐问计。

绰笑曰：斥之可也。斥其贪墨，恨其无状，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官吏之过也，如此则民怨可消。

又问：果有大贪，且民怨愤极者，何如？

曰：杀之可也。检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收贿财，又何乐而不为？遂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

上称善。

（《北史卷六三·苏绰》）

苏绰显然是韩非的好学生，观察历史上的帝王，几乎无不用贪、弃贪、杀贪。而主流舆论无不配合帝王的表演，宣扬“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官吏之过也”。正史往往有意无意地掩盖真相，而《北史卷六三·苏绰》的这段记载却揭示了帝制运行的精髓，足以让任何幻想政治清廉的人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