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同志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撰稿，剖析“民主社会主义”反动本质 除去开研讨会之外，各地同志，特别是革命老同志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写文章揭露谢韬、澄清真相、剖析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 1．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生导师、老革命家杨友吾同志撰文题为《谢韬推销民主社会主义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全盘否定》。文章揭露道，谢韬的文章公然宣扬“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是“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四大法宝”。文章指出，谢韬在他的文章中，还公然断章取义，诬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公然诬蔑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很明显，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他们所开创、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恶意中伤，也正是对“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否定。 2．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老革命家韩西雅同志在《“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作用究竟是什么？》一文中说：“谢韬很不严肃，他所讲的许多事不符史实，矛盾百出；特别是他那对今日中国的说法，更必须澄清事实。”韩西雅同志指出，谢韬鼓吹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国性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谢韬不是小青年，谢韬不是没有政治头脑，他明知这不过是一点改良的资本主义，偏要把它吹成“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作用无非是给资本主义擦脂抹粉，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服务。韩西雅同志呼吁道：“我不知道美国真正掌握实权的统治阶级自己是不是会喜欢把美国搞成什么“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借“民主社会主义”来让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肯定是美国统治阶级在对华战略中所要选取的一种谋略。谢韬高唱“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究竟是在为谁家效劳？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人阶级、13亿中国人民，要警惕，要清醒啊！” 3．原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哲学家韩树英同志是“批判民主社会主义”伟大战役的发起者之一。他在《谢韬们究竟要干什么？》一文中指出：“谢韬这个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来蒙蔽人、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太熟悉的人、特别是青年人进行蒙蔽。第二个特点，他用一个老党员（他不是说吗，1944年的时候张友渔同志介绍他入党）、用通晓共运史、通晓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老专家的身份来说话，让你不由得掂量掂量，人家能瞎说吗？用这种手法，编造了一点东西。所以他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和口吻，说耿耿救党之心，说同志、朋友明察。有人说，你们老同志和他谈一谈，你就了解他，他是真诚地为了党的。我说对，他是真诚地要救党的，可是他给的药，网上有人说是蒙汗药，我说不是蒙汗药，是七步断肠散，走七步全党就完蛋了。”韩老指出：“社会民主党那里的确也分左、中、右，也不能一概而论，它没有严整的思想体系，它是一个大杂凑，什么康德的理论，什么基督教的教义，这一大套，再加上跨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这一套，经济上合起来用，能导致到什么呢？对中国只能使我们倒退，资本主义复辟，最后落到一个半殖民地、殖民地附属国的地位。” 4．原中组部长张全景同志发表了《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吗？——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相关论述摘录》一文。他指出：“谢韬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老牌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的旧调重弹。”张全景同志说：“经验告诉我们，戳穿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谎言，最简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认真学习马恩原著。在原著面前，形形色色的画皮就会被剥得精光，各种谬论就会不攻自破。” 5．原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梁柱同志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颠覆中国的主要危险》一文中指出，私有化的浪潮为什么在理论上思想上会呼唤民主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思潮？在这里我们还要请出恩格斯来说话。有了谢韬这篇文章也促使我再读读书。我这里引一段恩格斯的话，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恩格斯在一篇《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集的序言里是这样写的：“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的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6．武汉老革命家丑牛同志撰文题为《满纸荒唐言》。他指出：“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谢韬先生决不是第一人。但在一篇文章中，如此集中地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话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谢韬先生堪称第一人。” 丑牛同志还揭穿了谢韬给毛主席造的一个谣言。谢韬说：“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 谢韬说：“在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毛泽东“也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他引证了毛主席讲的一段话：“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实际上，谢韬有意地隐去毛主席这段话是在什么场合讲的，讲话的题目是什么。毛主席这段话是《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的一部分，主要是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资本家的政策和期望。中间插上了对“自由市场”政策的一段话，即谢韬引的一段话，但谢韬却别有用心地将这段话开头的两句掐掉。这两句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 丑牛同志指出：这一掐，正好把毛主席论“自由市场”的这段话，变到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建设层面上来。说毛主席主张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种偷天换日的手法，亏谢韬先生想得出来，就不怕损害“老革命”、“老共产党员”、“老学者”的“良知”。 |
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和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
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中，欧洲各国的工人政党都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而且大多参加第二国际。恩格斯逝世之后，第二国际出现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纷纷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它们参与资产阶级议会，有些成了参政党，有些成了执政党。因此，这些早期的工人阶级政党蜕化成了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左翼”政党。 这些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特征是：（1）改良主义和经济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不会再出现危机，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此只需要社会改良，工人阶级无需进行政治斗争，只需要进行经济斗争。（2）民族沙文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不是号召本国的工人阶级调转枪口反对本国的统治阶级，而是号召本国的工人阶级去“保卫祖国”、为本国的垄断资本家充当炮灰，去和别的国家的工人兄弟厮杀，或者去侵略被压迫民族。 在欧洲各国，是资产阶级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搞一些改良主义政策，即使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北欧各国，也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而根本没有实行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往往把他们那一套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 比如在谢韬文章中所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典范”瑞典，经济资源垄断在少数资产阶级手里，瑞典全国工业生产资料的85%掌握在私人资本家手中，垄断性大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1%，而这1%的垄断性企业却生产着瑞典50%的工业产品，这些大企业都由大财团控制，垄断财团还掌握着全国半数以上的股票。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几十年，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是逐渐缩小，而是逐渐拉大，在1980年代，仅850万人口的瑞典，就有50万人因生活困难而接受救济，与此同时，瑞典的百万富翁却接近5万人。瑞典的福利政策主要来源于高征税，而资产阶级却耍弄建立基金会或大量购置房地产等手法来逃税。工薪阶层的税后实际收入则只能维持社会一般的消费水平。连社会民主党税收委员会主席都承认，瑞典税收制度中获利的是资本家，对资本家的征税相对来说要比对劳动者征税少得多。瑞典居民中2.6%的家庭占有全部私人股票的86%，绝大部分居民家庭没有股票。瑞典的外籍工人普遍受到歧视甚至暴力迫害，成为社会问题。瑞典居民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上层阶级子女进入高校的人数是劳动者阶层子女的9倍。此外，和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样，瑞典始终没有摆脱经济滞胀的困扰。（参见任纯祥著《民主社会主义述评》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造成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蜕变之后，列宁提出，干脆把“社会民主党”这个好听的名字让给他们，真正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人，就直接称为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一贯政策是又区别、又团结，主要是团结他们共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支持他们“欧洲联合”的主张。但是，对于他们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名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行为，我们是不支持的。毛主席曾经说过，他喜欢垄断资产阶级中的右派，不喜欢“左派”，因为右派直截了当，而“左派”具有欺骗性，对欧洲工人运动具有瓦解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