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另类史鉴——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观察》 第一章 私有制的形成

　　1.3分工，一把双刃剑

　　在中华大地上，迄今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距今约200—250万年。距今9000—12000年间，发现了以河北徐水南庄头、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为代表的早期新时期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延续至距今3000年前。

　　不到2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爆炸性地增长，新技术、新材料、新资源不断出现(见表一)，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长达2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

表一：考古遗址发现的新出现事物

时间	新出现的事物	地点
距今2000000	打制石器	安徽繁昌人字洞
距今690000	用火	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距今21000-14000年	陶片、人工栽培稻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玉蟾岩遗址
距今10500-9700年	原始家畜饲养业 石磨盘、石磨棒、块状石制品、片状石制品  骨锥、骨锄、骨镞、鹿角锥	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村
距今10300-8700年	发现窖藏粮食（黍）堆积  定居聚落；半地穴式的房子	河北邯郸市武安县磁山镇
距今7800-6800年	玉璜、玉玦等精美玉器	湖南西部洪江市安江镇高庙文化
距今9000 -8300年	夯土城址，外有一圈壕沟环绕	湖南澧县彭头山
距今9000-7700年	石铲、石斧、石镰“锄耕农业”  陶纺轮和骨针等制作苎麻一类的衣服  磨制石器  氏族村落	河南新郑的裴李岗
距今8500 -7500年	芦席、麻绳、木签、木钻  干栏式和台基式房屋   聚落环壕与围墙	湖南澧县梦溪镇五福村八十垱遗址
距今8200 -7400年	中国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出土大量玉器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
距今7000年	初具城堡雏形的土围环壕、宫殿式建筑群遗址	湘鄂边界的虎渡河畔汤家岗文化
距今6870年	穿孔石器（斧）  半地穴式草木混合建筑房屋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文化
距今7300 -6300年	发明了水井	山东滕县北辛文化
距今7000 -6000年	发现木器	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遗址
距今6500 -6300年	完整的古城   灌溉设施已初步配套	湖南常德市澧县城头山
距今7000-5300年	发掘出稻壳150吨之多   木器已被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大量干栏式建筑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
距今6000 -5000年	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文化
距今6000 -4870年	发现牛、羊、猪、狗、鸡的遗骸，饲养业已相当普遍	内蒙古包头阿善遗址
距今5350 -4780年	首次发现了土坯房建筑    都、邑、聚的三级社会结构和城乡差别、城乡对立的格局	山东省龙山文化
距今5000 -4600年	出现了大型分间房屋	湖北京山屈家岭
距今5300 -4200年	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    高度发达的玉器工业    发现大量木器和竹编器物	浙江省良渚遗址。
距今4500 -3500年	已经驯化了牛、马、驴   青铜器物开始大量使用	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齐家文化
距今3900 -3400年	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标本。小麦起源于西亚	甘肃山丹四坝滩

 

　　我们看到，距今6000年前起，生产力发展明显加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粮食储备的出现，它使人们逐步摆脱了不稳定的食物来源，河姆渡文化发掘出稻壳150吨之多，这表明出现了大规模的粮食储备。当时的生产力不仅能维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还出现了巨量的剩余产品。这使一些人侵占另一些人的劳动成果成为可能。

　　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相互促进。事实上，在中国分工很早就出现并发展了。何兹全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

　　“商代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分工也相当细致。从遗存器物和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手工业部门已有冶铜、制陶、制骨和玉石器等，其中青铜器冶铸技术已具很高的水平。由制作精细技艺高超看，从事制作的手工业者一定是专业化的，冶炼制作场所的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

　　他还进一步指出：

　　“周灭商后，曾把商族一氏族一氏族的分给贵族，如分康叔殷民七族，分给伯禽殷民六族。这些氏族中，有以器物名称命名的。如分给伯禽的六族中有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给康叔的七族中有陶氏。索、勺、陶，都是器物。这使我们想：商的手工业者，很可能是些专业氏族。”

　　《周礼•天官冢宰》记“大宰之职”之一是：

　　“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

　　可见那时就有了相当系统的分工，工业、商业都已开始萌发。以后管仲的四民分处、分治的政策，恐怕是专业氏族的遗迹。

　　《周礼·考工记》(注：多数学者认为系齐国稷下学宫学者编纂)，则记录了工业内部的分工，包括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

　　有分工就必然有交换，商业必然发展起来。对工、商业的分工，周人已有清楚的认识：“工攻其材，商通其财”，并意识到专业化的意义“业而分专，然后可以成治”，农、工、商三业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逸周书·程典》)。

　　玉器业、冶铜业相继出现，为保障农业生产，社会必须掌握历法、建设排灌系统。凡此等等，势必导致一个掌握某种专业技能的群体出现。

　　前已描述了“大道既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分工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中华文明史上，春秋时期的管仲与仲尼(孔丘)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宋人唐庚在其《唐子西文录》中记载：“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不知何人诗也。”—没有仲尼，历史就是一片黑夜。而仲尼这样评价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没有管仲我们至今还是野蛮人。与其后人对仲尼的评价何其神似。

　　可见两位都被后人视为中华文明中具有开创性的人物。作为开创性的人物，他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分工的意义，然而两位有着相当不同的观察视角。

　　管仲一方面从社会角度观察分工：“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管子•五辅》)，他指出：这五个方面各有职能，需要各自专注，才能有效履责，“凡此五者：务之力也。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志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同上)

　　另一方面，他从经济角度观察分工，农民的专业能力在于“审其四时”、“备其械器”、“深耕均种疾耨”和“别苗莠”等;工匠的专业能力在于“辨其功苦”、“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陈以巧”等;商人的专业能力在于“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还要会“料多少，计贵贱”等(《管子•小匡》)。

　　对分工的强调导致了他“四民分业”的政策，令士、农、工、商分职业居住，“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国语•齐语》)他认为这样的安排可以稳定专业分工，不致见异思迁，保证职业技能的传承与提升，使各业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管子·小匡》)，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继承专业能力。基于这样的认识，管仲将齐国分为21个乡：“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国语·齐语》)可见工商业约占近三成的劳力。

　　显然，管仲是从专业化与效率的视角观察分工的。被我们的主流学者视为教主的亚当•斯密，不过是管仲两千多年后的学生(注2)。从这个视角可以理解表一展示的，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可以解释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相互促进，呈指数提高的现实，却难于解释“大道既隐”导致的，无休止的社会乱象。

　　(注2：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在重农学派的思想影响下写成的，据有关资料记载，斯密与魁奈、杜尔阁等人交往甚厚，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1907年，法国学者维吉尔•皮诺发表《18世纪的重农学派与中国》一文，承认重农学派受到中国的极大影响。1923年德国学者赖希魏在《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中，断言魁奈等人的重农学说的思想渊源，不是如人们所宣称的为古代希腊人，而是古代中国人。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受到了中国古代诸子思想的深刻影响，这已在中外学界形成了共识。很多人都注意到，《国富论》对分工的分析思路与管仲如出一辙。基于对分工的分析，两人都得出了在经济上自由放任和发展国际贸易的政策。但斯密坚持完全的自由放任，而管仲则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

　　“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的引导下，大批人口必然“舍本事而事末作”。这势必导致“野与市争民”。为此必须“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管子•治国》)即使各行业经营效益接近。通过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控制人们追求工商之利的行为，以保护农业的稳定发展。所以管子主持的政府采取“务本饬末”、“禁末作文巧”的政策。在研究深度、全面性和可行性方面，两人的差异自不待言。)

　　随着村社结构的瓦解，商人渐渐成为一股相对独立社会力量。孔子的门生子贡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商人不但聚集了巨额财富，还深深地卷入了官场事务，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吕不韦,以经商起家，直至操控秦国。于是，社会的高层出现了官、商两股势力。官依仗暴力统治社会，而商倚仗财富同样可能统治社会。

　　如此明显的社会现象，启发仲尼从另一个视角观察分工。

　　仲尼对分工的观察，有强烈的两分法色彩。“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显然，他注意到当时的社会中存在两大类人，一类是君子，一类是小人。一段众所周知的对话，显示了他心目中最重要的社会分工：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