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因刊登其执行主编洪振快抹黑狼牙山五壮士一文，被梅新育骂作狗娘养的。洪振快起诉梅新育，丰台区法院已经立案。

　　洪振快，《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历史学者，专栏作家，目前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上海证券报》等报设有专栏。出版的著作有《讲武论剑》、《红楼梦古画录》、《亚财政》等，其中2008年出版的《亚财政》引起广泛关注。目前主要研究经济史，特别关注财政、税收与历史变迁、社会发展的关系。

　　发表数篇博文，反应社会不正之风，颇受现代人追捧，被人们称之为当代鲁迅。代表作品有《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没有制度现代化，中国难以真正实现现代…》、《权利的贫困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贫困》、《“官二代”，何时会退出历史舞台?》、《统计数字不精确原因何在》、《国家财政不能变成私家财政》等。

　　通过对其文章的分析发现，洪振快善于对史料进行断章取义，选择性使用，对民族英雄、中共历史充满了痛恨与反感，极尽所能地进行造谣、抹黑、歪曲与否定，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而对英国殖民者、美帝国主义、晚清卖国贼主导的洋务运动、蒋介石政权治下的民国十年，却出奇地抱有极大的好感，对这些团伙犯下的滔天罪恶一概不见，相反，却常常是无中生有地美化这些中国历史上最邪恶的集团、无尽地赞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那几页。

　　目录：

　　选择性使用史料抹黑民族英雄

　　为殖民者辩护：英国鸦片战争带来文明

　　假如没有美国，中国抗日战争结局是个未知数

　　洋务运动 民国十年 好时代

　　选择性使用史料污蔑中共大搞鸦片贸易

　　一、选择性使用史料抹黑民族英雄

　　洪振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http://www.yhcqw.com/html/qsp/2013/118/13118161626b7h749310h7f149gkb1k6hfj.html一文，引用了不少史料，也下了一番功夫，但因为带有对民族英雄的强烈反感、抱有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目的，所以在资料的选择上只取对抹黑有利的而不取对抹黑不利的，试举几例：

　　1、对于华北治安战的取舍和误用。

　　洪振快质疑狼牙山五壮士毙敌50余这个数字，引用了《华北治安战》中敌110师团的记录：“敌方损失，遗尸5616具。俘虏3769人。……我方损失战死84名、负伤224名。”与《聂荣臻年谱》中：“北岳、平西的秋季反‘扫荡’作战结束，历时66天，作战800多次，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我抗日军民伤亡1900多人”相对照，一句潜台词是“八路军吹牛”。战争中的数字本来只能是参考， 《华北治安战》中的数据连同在 《华北治安战》中的敌人折田贞重都不相信，这里不多说，需要指出的是 敌110师团只占敌人扫荡中使用的进攻兵力的三分之一，21、33两个师团的损失在 《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而且一定不要忘记八路军的歼敌数中有大量的伪军。

　　同在《华北治安战》中，还可以找到狼牙山五壮士的线索， 而不是象洪振快所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在日军总结的这次作战的教训中提到以下两条与狼牙山五壮士的作为极相似："其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444页)这就说明，象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战斗不但存在，而且绝不仅仅只有一次。

　　2、是跳崖还是溜崖。

　　这个就不费口舌了，请质疑的人到狼牙山溜一个试试。还非得瞄准崖底再起跳，你真比日本鬼子都狠。

　　3、有没有地雷。

　　洪振快认定“当天夜里，根本没有布置地雷”，但就在他引用最多的葛振林的《狼牙山跳崖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突然从石缝里钻出一个人来，穿便衣，看样子像地方工作同志，他连声喊：‘别走，那边有地雷!’话还没了，地雷响了。我把宋学义一拉，就地一滚，又滚了一次山坡，幸而没有伤着。”为了吃萝卜，为了跳崖，洪振快把这文章都翻烂了，竟然没有发现地雷，怪吗?不怪，因为他犯了选择性失明的病。其实，所有的报道中也没有提狼牙山五壮士布雷，地雷应该是早就布置好的。

　　其他的不再说了，因为相信大家已经看透了洪振快写这文章的目的，以及这文章本身是什么货色，依我看，骂它还是轻的!

　　在狼牙山五壮士吃萝卜问题上《炎黄春秋》为何漏掉最关键的两个字

　　为了证明狼牙山五壮士吃萝卜，洪振快找来葛振林的两次回忆和对宋学义的一次回忆，巧妙的排好了顺序，先是通过别人的转述让宋学义否认吃萝卜，然后用葛振林57年的回忆证明吃萝卜，最后用80年代葛振林的回忆说明“陈述有了一些变化”。

　　其实本来没有必要这么麻烦，因为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葛振林57年的回忆中并没有否定吃萝卜，在这个回忆之后出现了58年的电影和后来的课文，虽然都没有出现吃萝卜的情节，甚至电影中还出现了葛振林不吃萝卜的场景，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被现在的某些人称为“左”的宣传机构并没有因为吃萝卜而封杀狼牙山五壮士，这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如63军军部在五次战役撤退途中吃了朝鲜老乡的一坛黄豆，那是在最危机时刻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必要手段，我们是铁的纪律而不是死的纪律。

　　但洪振快显然是让大家相信八路军是没有纪律的，因为在洪振快对57年回忆的引用中，偏偏少了纪律二字。我们先看葛振林的原话：“刚才忙着打仗倒不觉得，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这时我们已顾不得纪律了，每人拔个吃着，就着手检查武器。休息了一个多钟头，约摸有九点来钟了。忽然胡德林喊起来：“班长，班长，敌人上来了。”班长从容地咬了口萝卜，对我说：“老葛，你去看看。”我把块吃剩了的萝卜一扔，三脚两步跑到胡德林放哨的石缝里，往外一瞅，敌人正顺着我们来的山腿往上爬呢，前面是一群伪军，头里几个还化了装，穿着我们的衣服，后面是一大队鬼子，”

　　而洪振快的引用是：“刚才忙着打仗倒不觉得，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人拔个吃着……班长从容地咬了口萝卜……我把块萝卜屁股一扔……”

　　有了这种引用，我们就看到了一群没有纪律的八路军，还“从容地咬了口萝卜”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实际上我们看原文，那个“从容”是针对敌情的。

　　对所谓宋学义的话的引用和对葛振林另一段回忆的引用显然是为了证明宋学义和葛振林想掩盖吃萝卜的事实。实际葛振林从来没有隐瞒过吃萝卜，他的前后表述并不矛盾。记着某个人吃了两个萝卜，恰恰证明其他人只吃了一个，说明了葛振林转述马班长命令的真实性。对于胡德林这样的小战士，换了我是班长，也决不至于夺去他手中的第二个萝卜。而宋学义已经于1971年去世，他的这段话是否是他所说，有没有添油加醋，已经无法考证，“将萝卜拔起按下”，倒很象是受了电影的启发。

　　关于狼牙山作战期间晋察冀八路军的纪律日军方面有如下记录：“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华北治安战》449页)

　　可洪振快宁愿相信某些人的谣言，还要为这谣言提供证据，而提供证据的过程却成了断章取义造假证的过程，由此挨了骂，也是咎由自取。还要告状，那么我倒要看看，今日之域中，究竟是谁人之天下!

　　二、为殖民者辩护：英国鸦片战争带来文明

　　洪振快《被忽视的<南京条约>第一条》http://www.yhcqw.com/html/gujt/2011/310/1131019134CJJF3828532CB1GGDHC33CGA.html一文中，提到：

　　“这一条的要义是，英国公民在中国，其人身权和财产权要由中方提供保障;同样，中国公民在英国，英国政府也承诺保障人身权和财产权。应该说，这是合理的要求，也是平等的要求。”

　　“英国人将这样的内容列入《南京条约》第一条，是因为他们极其看重这一点。”

　　“英国人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南京条约》第一条，典型地反映了英国人的思维，这个思维源自悠久的历史传统——一个英国人极其引以为豪的历史传统。”

　　“中英双方对这一条文的不同态度，刚好折射了两国的历史命运。英国人如此重视的内容，在中国人却几乎视而不见，这种视而不见甚至一直持续到169年后的今天，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一条对于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重大意义。”

　　该文认为，鸦片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是英国人为中国人带来了现代文明(人权、财产权)，乃至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因为林则徐违背了现代文明的做法(程序正义、财产权)而导致的。且不提“文明”英国在美洲对土著民族的屠杀、且不提“文明”英国在非洲进行惨无人道的黑奴贸易，单就“文明”英国进行毒害亿万中国人身心健康的鸦片贸易、“文明英国”发动屠杀中国人的数次战争、“文明英国”烧杀抢掠中国的天量财富，也难以让人相信这就是“现代文明”者、极其重视“人权”、“财产权”者的作为。不得不说洪振快所向往的现代文明真是中国人的灾难，在洪振快的梦里，只有殖民者的人权、财产权，没有中国人的人权、财产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洪振快如此反感中国的民族英雄，要尽一切手段抹黑抗日英雄了。为帝国主义洗地辩白，可见过比这更无耻的吗？

　　三、假如没有美国，中国抗日战争结局是个未知数

　　洪振快在其《历史如何让亲美变成仇美》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32779977.html一文中称：

　　“客观地说，假如没有美国，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恐怕是个未知数，至少，抗战不会八年就能胜利。”

　　对于接触大量史料的作者而言，说出这样的话，绝非是无知所致，而是故意屏蔽真实的历史信息，再一次祭出对历史断章取义、曲意解读的手段，为帝国主义洗地辩白。

　　什么是真实的历史？

　　抗战爆发，美国一直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但却源源不断的向日本输出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支持，中国对日本的战争早就打赢了。中国战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缴获的日军武器显示有多个零部件为美国制造。

　　美国对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持纵容态度。美国有时在口头指责下日本，以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但却通过供应日本的战略物资来提供实际支持。

　　美国政府和美国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军火公司的资本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纵容，表现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美国不但不谴责这一侵略行动，反而与日本密商谅解。1932年1月3日，日本侵占锦州，进逼中国关内。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政府，对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的局面和足以损害美在华权益，违反‘门户开放’及中日间的任何协定、条约，美国均不予承认。但在次日，美国国务院又表示美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条约权利’。此即史汀生主义，其实质是企图以牺牲中国东北来维护美在华的权益。它是此后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史汀生主义_百度百科)

　　1938年7日1日，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飞机公司说，美国政府不同意把飞机和飞机零件出售给正在进行狂轰滥炸的国家。这就是有名的“道义禁运”。哈美派也常以“道义禁运”来证明美国反对日本侵华。但“在‘道义禁运’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家反而增加了对日本的输出，如1937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为248.4万美元，而在实行所谓‘道义禁运’以后的1938年，美国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却增加到1745.4万美元，这个实例足以说明罗斯福政府的所谓‘道义禁运’的虚伪性。”(《美国通史简编》 615)

　　美英以这种方式间接参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但美国却不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而美国在苏芬战争期间对苏联实施贸易禁运。这儿关键的是,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问题。美国人也知道，“维持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一半以上的原料，特别是铁、钢和石油，都是从美国获得的”(〔美〕林克、卡顿《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册172)，

　　“直到1940年7月……罗斯福才对供应日本的石油和废铁实行许可证制度……事实证明,许可证制并没有起重大的影响。1940年8月间发给的对日出口的石油产品许可证要比1940年的前6个月所发的总和还要多。在生铁和钢的供应方面情况也与此相似。1940年8月间,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输往日本,这个数目约与1940年前半年所供应的数目相等。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汽油比1940年同一时期要多131%。”(《现代国际关系史》661、662)

　　1939年“美国输至日本军用物资达1.869亿美圆，约占该年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的86%。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的军用物资达1.9亿美圆，约占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84%。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圆，其中军用物资总值占7.039亿美圆。美国资本家唯利是图，供给日本大批军火物资，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欠下一笔血债。……美国力图借此诱使日本进攻苏联，并保全美国在华南的经济利益，利用日本抑制中国的革命力量，以达到美日妥协，共同榨取中国人民和反共反苏的目的”(《美国通史简编》614)

　　四、洋务运动 民国十年 好时代

　　洪振快在《没有制度现代化，中国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289-4066.shtml一文中称：

　　“真正用于建设的时间，主要是晚清洋务运动、抗日战争之前10年和改革开放30年。”

　　我们会发现，洪振快对晚清卖国贼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民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主导的“黄金十年”有着强烈的好感，称之谓“真正建设的时间”，而完全抹煞了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这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案例。我们要问，为何洪振快不单对殖民者、帝国主义有强烈好感，而且对卖国贼、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同样有着如此强烈的好感呢？

　　洋务运动：唯一成功的是摧残民族工业

　　所谓“中兴”和洋务运动，由曾国藩的外购，到李鸿章的建厂，“第一要务”均为用外洋船炮镇压国内人民反抗。李鸿章1865年9月20日有“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摺”，说到他1862年在上海设制炮局、后来创江南制造总局，宗旨皆为平定太平天国，对洋技术之被百姓掌握，用于发展国内生产和资本主义的民族工业，则须“向例设禁”、“随时设法羁縻”。

　　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31，收有一篇署名俞赞的《卹商论》，如此评论洋务运动：“开矿、商务、机器织布等局，事事步其后尘，事事为所愚弄”，结果不过“化子虚为乌有”，“到处创办，到处无成”。唯一成功的，是摧残稚嫩的中国民族工业。这也正是西方列强的本意。《时务报》第8册，刊有原载1896年9月29日上海《字西林报》，署“英人某”的匿名文章《论机器不宜进中国》。

　　在朱伯康、施正康的«中国经济通史(下)»中，对官僚资产阶级掌控的企业，充满了这样的记载：

　　“疯狂地购买洋设备，引用洋员。”

　　“隔省官员挂名应差，支领薪水者甚多，而委任各员任意开销，浪费侵蚀，私囊日充，公款日亏。经人告发时，李鸿章又袒护亲信，案情不了了之。”

　　“每个高级官员均任用私人，冗官冗员均领高薪，工人工资极低，工作时间长，矿工得病不加医治，生活疾苦。”

　　“官场舞弊，层层盘剥，费用大，往往入不敷出。”

　　“效率低，浪费大，管理无能，资金短缺。”

　　“因内部腐败，运输又不便，开支浩繁，亏损甚大，经费发生困难。”

　　“因用人不当，大肆挥霍，尚未竣工，费用即耗去4万余两，有买空卖空舞弊行为。”

　　史实证明：洋务运动不是遏止而是推动了精英集团的聚敛狂潮。这一则导致大众民不聊生，二则导致地方实力派崛起。结果一方面是流民四溢，一方面是“朝旨不出午门”。而一个孱弱的国度是无法“敌外国”的。甲午战败证实了“敌外国”之落空，“平中国”之梦则被满清覆灭及随后的军阀混战粉碎。“平中国”、“敌外国”之梦导致了“乱中国”、“附外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