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的齿轮提供石油

中国见闻录[1973年] 第2章

给中国的齿轮提供石油

wangzc2009：先说几句，这个文章其实有石油战线非常具体的基层排除刘邓路线的干扰，使得石油战线获得成功。。。第一章是妇女能顶半边天。

第二章 给中国的齿轮提供石油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在中国最东北端省份黑龙江省松辽盆地大草地中央工作的一个钻探队，钻到了石油。那时，正是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周年的前五天。这一成功看来是十分及时和十分重要，因此，钻井工人把这次成功称之为“大庆”。这两个字后来被正式采用为整个油田的名称。就是这样，钻井 工人用两个字评价了这件事，而这个新名称“大庆”将在今后年月的世界各国地图中，获得它的地位。这次钻探收获意义是十分丰富的，就中国来说，恐怕没有比这 个时间来得更为合适了。再过几天，赫鲁晓夫主席就要满载着“戴维营精神”，几乎从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地点直接飞到北京来。他在北京机场上受到了面色相 当严肃、带着控诉表情的毛泽东的迎接。赫鲁晓夫为了表示“戴维营精神”，推翻了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子力量的诺言。毛氏很现实地把这一情况解释为，在所有其 他方面的合作，包括帮助发展油田、甚至给予石油供应，都将终止。
　　
　　毛氏看对了，八个月之内，所有的苏联专家都撤退了，包括那些在新 疆和玉门（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矿）油田的专家，而且带走了他们的蓝图，使成千成百的工厂留在半完工阶段上。在郡时，中国几乎完全仰仗于苏联供给石油。可是， 过了四年，在一九六三年年底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就可以宣布，中国在石油方面已经基本上自给自足了。这是由于大庆有了惊人的发展。
　　
　 　中国地质学家早就猜测，在松辽盆地的下面是一个极大的天然油库，它们并不是唯一的油库。有一些西方专家甚至认为，那是苏联西伯利亚油田的延伸和支域。在 上一世纪末期，沙俄占领了哈尔滨和黑龙江省的其他部分，俄国石油勘探人员勘探了这一地区，毫无发现。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日本人占领了整个满洲——现在中 国的东北，也勘探过这一区域，也未获结果。他们的结论认为，这一地区并无石油，中国应该承认自己属于贫油国家的事实。有一些其他国家专家，支持这一看法。
　　
　 　“我们不管他们的结论，”当我们在一九七三年夏天访问大庆时，语气平稳的总工程师刘文江介绍道。“我们根据毛主席的实践第一的教导，开始工作。我们总结 了在玉门和在其他地方的经验，也研究了外国的先进勘探技术。经过大量的学习和研究之后，我们得出了一个假定性结论，这一地区的确蕴藏着大量的原油和天然 气。”
　　
　　证明有油，是一件事；把油开采到地面上来，则是更困难的另一件事。一九六〇年是中国进行任何新事业的最不好的年份。对毛泽 东领导进行的激烈攻击，在共产党领导继承人的高级阶层中开始出现了，由当时的主席刘少奇在背后指使，由当时的国防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出头进攻，他们的 批评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做得过了头，而且失败了。
　　
　　一九六〇年还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出现了一连串的水灾、旱灾和随同而来的虫灾，这几年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那一年又是苏联专家撤退的一年，中国必须勒紧裤带来偿还苏联的债务，还要清偿苏联在朝鲜战争时所给予的军事和其他物资的款项。
　　
　 　在一九六〇年（那是在反毛攻击达到最高潮之前），毛氏主持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他面前的证明大庆油田是藏量极富的油田的数据。他力促通过了一项决议，要 用雷霆万钧的力量拿下这油田。它被当成一个战场，而按毛氏的传统战略，是要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敌军。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从玉门、新疆和四川油 田奔向大庆，这些油田与大庆比较起来，现在属于次要了。人民解放军也派遣部队前往协助。
　　
　　工人和技术人员大军带着钻机到达现场。可是那里一无所有——没有建筑材料，没有食物供应，没有卸运钻机的起重机，没有运输钻机前往钻探地点的卡车。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以经济铺的摊子过大为借口，进行反攻，对于大跃进期间的所有大规模工程，差不多都加以反对。
　　
　 　“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李惠新说，“这里只有草地和狼群，这些狼认为自己就是这里的天然居住者。那些准备进行钻探的地方，只 是上有青天，下有草地。连一间房屋都没有。更没有工具。整个盆地很少居民，只有少数牧民在青草茂盛的时候把牛羊赶来放牧。那时候还是早春，遍地都是冰雪， 寒风不断在平原上怒吼。住的地方是第一件问题，可是根本没有建筑材料。虽然毛主席在那次作出决定的中央委员会上获得多数人支持，刘少奇却设法把分配下来的 资金大大减少，并且把已经分配给大庆的物资移给其他地区。有一个因素，从一开始就鼓舞着大家，那就是每一个人都体会到，这是参加一项大会战，不是那种昙花 一现，虎头蛇尾的事情。
　　
　　“解放军弟兄们带着帐篷，于是尽量与大家分用，可是这依然是沧海一粟。我们赤手空拳，并且利用能够找到的 全部废铁，开始打锄头和铁锹，在地面上挖洞，用木棍和干草搭顶。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批宿舍了。幸亏有些单位带来一些粮食，大家分着吃。我们烧开了水，加上 盐，称之为‘肉汤’，检拾青草和根叶，称之为‘副食’……”
　　
　　（我们在大庆，以及在所访问的其他地方发现，只要一提到刘少奇、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在基层实际接触到刘少奇的政策的工人和干部们，就不像在北京常听到的那样只是用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话来讨论，而是用极其尖锐、实际的话来进行批判。）
　　
　 　名传全国普受尊重的大庆英雄是王进喜，一名来自玉门油田的钻探工人，大庆人称他是“铁人”。他的照片（在我们访问时，他已逝世）令人一看便知道，那是一 副倔强的面孔。连死也算上，什么都拦阻不住他。没有起重机起卸他的钻机？没有卡车搬运？可是会战必须进行啊，他说服了手下，把钻机那个大家伙拆下来，用人 力一部分一部分地（包括六吨重的部件）搬运，从十公里外的火车道搬到钻探地点。他们把第一个部件拉到现场之后，其余的部件，就有其他单位的人自动来拉了。 他们互相帮助，解放军部队贡献尤多，就把所有的钻机拉到工地上。钻探开始了，在最初期间每打一个探井之后，钻井就得重新拉到新位置上，经常是要通过膝盖那 么深的泥泞，才能用手把钻机拉到新位置上。
　　
　　王进喜在每一次战斗（克服思想斗争、官僚主义和体力障碍）里，都站在最前列。他把自己 和一些其他敢干的人套在木犁上，拉犁耕翻草地，播下谷种菜种。最重要的是他领先与刘少奇司令部的关闭油田的指示进行斗争，领导小组学习毛氏的几篇著作，例 如《矛盾论》和《实践论》，使干部和工人们确信，他们是在思想上团结一起，推动工作。
　　
　　当时，最高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以及毛氏几乎失掉控制的事实，都还没有透露出来，王进喜虽然大概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却已与幕后斗争的一个方面坚决站在一起了。这里面也带着一些劝善惩恶 的公平：他所领导的一二〇五钻井队，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首先探出可以开采的大量石油。这个井在那一天开始出油，自此以后，每天一直可以生产四十吨油。
　　
　　后来，当毛氏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那一阶段中获得胜利，而一九六九年四月举行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来庆祝这场胜利时，王进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就是毛氏希望注入党领导的新鲜、有力血液的例子。[注]
　　
　 　在最初的几个月内，没有挖沟设备，以便铺设油管，从油井把石油输向储油站，大家就用手挖沟，据他的同志说，不屈不挠的“铁人”永远是在最前头。他提出了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作风，后来毛氏号召好的党员都要以这种作风作为典范。王进喜当选中央委员之后，只要哪里有重活或危险工作，他总是继续抢先去干， 毫无疑问，这个作风使得他因胃癌而提早死亡了。
　　
　　[注]这个政策在一九七三年八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有戏剧化的表现，一名上海青年纺织工人王洪文，曾经与刘少奇路线进行过同样的坚决斗争，升到共产党领导的第三名地位。
　　
　 　对于曾经访问过苏联的巴库、罗马尼亚的普罗斯蒂、阿尔及利亚的哈西.麦萨奥德等等油田的人来说，大庆令人惊愕，因为那里并没有森林般的探油塔。在一般的 油田里，探油塔的头部一垂一垂地像马在马槽中饮水一样，把石油吸到地面上来。在大庆，我们乘车在油田心脏走了六十公里，极目四顾，却只见一座座小小砖房， 像绿油油的草地中的白色野菊花。它们的距离，有的是三百米，有的是二千米，每一个砖房里，是一个U形管道，上面听附的仪表显示，管道里正有石油正常地流向 储油站。唯一有采油塔的地方是在被称为前进指挥所的地方，那里正在进行新的钻探。为什么油井旁边没有采油塔呢？
　　
　　总工程师刘文江给 予了详细答复：“当与苏联的关系还好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到过他们的油田——并不是单纯去模仿苏联的方法，而是增广见闻。对于我们来说，石油生产还是一件 比较新的事情。玉门油矿是在苏联专家协助下建成的，可是结果并不很好。因此，我们必须从反面的例子来学习。我们研究了其他国家的大量有益的技术数据、可是 在大跃进时，我们抛弃了旧方法和旧思想，包括先进的外国技术。新疆的克拉玛伊也是由苏联专家设计和开发的，结果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油流并不稳定，生 产很快就开始下降了。
　　
　　“我们派遣专家到莫斯科去讨论这件事，可是毫无头绪。我们知道，里面一定有毛病，可是我们插不进手，一直到 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开发出大庆油田之前，情况都是如此。后来，我们访问了乌拉尔区的苏联努玛什金油田，一般认为，从技术质量来说，这个油田是他们的最好的油 田。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研究那个油田的数据，我们决心比它做得还要好。我们在技术方面研究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之后，再加上在理论方面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 《矛盾论》和《实践论》，我们得出结论，石油生产的主要矛盾是当我们要生产石油时，深入地层的地方必须有石油的存储，这个矛盾的圆满解决，只有从下面施加 稳定的压力，使石油自己出来。我们必须对这个油田于以全面考虑，这样，石油才能够由于下面的稳定压力而均匀又自动地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相信，重 要的事情是要对于地层下面的情况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仅是各个地层的储油量，而是把所有其他情况都掌握清楚。
　　
　　“经过仔细研究，我 们的专家列出了二十种材料、七十二类数据，作为每一次钻探都必须掌握的资料，以便把全盘情况都加以了解。每钻探一米，我们取出十个探样，送到化验室去进行 分析。这些探样如果联结起来，我们一共采取了三十四公里长的探样，根据各处钻探的不同特点，分析五十六万种的探样材料，比较了三百八十万个数据。这样，我 们就能够根据科学现实（这是毛主席最重视的）准确地绘出地下面的地形图。我们拒绝接受任何根据抽样调查而来的估计。这一点最为重要，因为你如果在错误的地 方打井，就会打出喷油井，造成井喷，你就会失掉压力，而不得不装置花费巨大的泵油设备。
　　
　　“工作并不是单纯由像我们这样的技术人员 来做（刘文江在讲话时，旁边围着十几名其他专家），而是还有工人、干部和专家，在钻井地点三结合，在一起住，在一起工作，组成单一的队伍。结果，你可以在 许多其他的事实之外再发现一点，在整个油田上，没有一架磕头式泵油设备，油井的距离并不规则。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打错一口井。我们每打一口井，都知道必然会 有油，而且正确地知道会在哪个水平上找到油……。”
　　
　　我们提到，这个地质数据图表足可以与经常在中国诊疗所看到的针灸穴位图媲美， 穴位图标明了几百个穴位，以便扎针下去，得到预期效果，这位总工程师同意这一观点。“这样的准确性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以最大速度开发出新油区——一个富 有经验的钻井队，只需要一天时间，就能打出一座油井。”
　　
　　刘工程师继续说道，“我们在这里有了结果，就在六十年代末期派遣专家回到 新疆油田。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那里的毛病。苏联工程师也做了一些测量和计划工作，准备了地质数据图表，可是做得并不完整，他们只以十几个试验井作为根据。这 倒并不是出于恶意。”他强调。“那座油田开发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还是好的。他们在自己的油田上，做法也是一样。他们的工程师以少些试验钻井为根据，搞出一 个‘平均数字’，就以此为基础，制定计划。然而‘平均数字’是错误的，因为它并不是以现实为依据，从这里起，所有的设计工作就都错了。我们发现，新疆那座 油田的底层并不是他们的图表所显示的细砂。只有几处地方是细砂，其余的地方都是大石子组或的，所以有渗孔。这便是那里不能维持稳定压力、油的流量始终不匀 的原因。苏联的标准要求稳定流量保持十年，可是新疆就连这个标准都远远达不到。在我们这里，十三年来，石油一直保持稳定率，畅流无阻，所有的迹象都显示， 今后还会继续保持很多年。”
　　
　　仔细参观这些小白屋——每一处就是一座油井，刘工程师的话就进一步获得证明。它们的内部情况，比单从 外表来看要复杂得多。每一处都挂着一幅彩色图表，说明油井所穿过的地层结构，一直绘到最底层的三处含油地层。一系列的仪表，不仅表明了石油的流率，而且表 明了油压和地层下面的水态。这些小白屋并不单单是只装着纪录数据的仪器，而且还配备着可以调节压力的调节器，以及可以将天然气抽离石油的设备，这些天然 气，大部分被导入自动控制的炉子里，它把石油加热烧到一个适当的温度，以便畅流到储油站，小部分则通过管道输给当地工厂使用，包括一个炼油厂。我们参观了 “妇女油井”中的一个井，它们完全由青年妇女照料，因而得名。
　　
　　第六妇女看井组的姜福香，一位高身量、爱红脸的二十八岁青年妇女 （可是看起来似乎刚刚过了十八岁），穿着非常合身的蓝色工作罩服，介绍她们的工作。她是这个十人小组（包括自己在内）的组长，二十四小时不断地照料六个油 井，好像护士给病人探温度、数脉搏一般，不断地定时巡视。我们会面时她所在的那座油井，是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开始产油的，十二年多来，油的产量始终正常， 每天七十吨，在我们访问的时候，一共已经生产了三十二万多吨。在必要的时候，看井组组员调整压力，每一个月，她们都要测探每一个储油库的容量、压力和其他 数据。
　　
　　“我们要经常了解全盘情况，”姜女士解释，“要知道我们的下面情况如何。我们虽然人在地上，思想却在地下。我们必须能够正 确解释压力的变化，懂得如何加以调整。”她赤红着脸庞说道，“毛主席说时代变了，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够做。”她指着图表说明，这 张图把储油层的厚度画得不差几公分的准确，油井出油管有很多出口，可以由小屋中的仪表加以调整，这样，就可以使各油层能流出油，以免有任何不听使唤的油层 胡乱喷油。这一点能够做到，主要是由于掌握了每一个油层的深度。她相当谦逊地说，虽然她和她的组员并不是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现在却做着过去认为的专门工 作。
　　
　　“我们是通过实践来学会的，”她接着指出，没有一丝一毫的漏油和漏气现象会逃过看井队队员的注意，因而立即可以应付。这就说明了，大庆油田为什么没有石油气味或天然气气味。当姜女士向我们介绍控制注水系统的仪表时，我们只得请求刘工程师加以进一步说明。
　　
　 　“这是苏联油田用的办法，”他解释道，“可是他们把它当作最后一招。当一个油田几乎枯竭的时候，他们向里面泵水，把剩下的石油推到一定的高度，以便油泵 可以把油吸出。我们认为那是背离了主要矛盾。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水，注水工作从打井时就已经着手。这样，我们就能维持着均匀的压力，利用不同的地下水来源， 使得整个油田，一层又一层地，都不会失掉任何压力。”
　　
　　在访问了王进喜所打出的第一口油井和井边上介绍他的一部分动人事例的展览馆 之后，我们的汽车在一条很好的柏油路上行驶了大约六十公里，来到前线指挥部。第一站是访问了王进喜的老钻机——一二〇五钻井队。“铁人”的接班人是跟着他 从玉门油田来的青年。黑色脸膛，带着腼腆笑容的三十七岁焦森源，从指挥钻井工作的井台上跳下来。一九六六年，这个队在“铁人”的领导下，曾经创下钻井进度 超过十万米的世界纪录。老焦带着他的队，在进度上，仍然比附近的友好竞赛对手——一二〇二队领先少许。我们询问，是不是正在创造新纪录，焦森源说道：
　　
　 　“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创造了十二万七千米的纪录，可是我们现在不再用米来计算了。从一九七一年起，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搬家，把钻机架好，用一天的时间打井， 打到油层，再用一天的时间拧下钻机，给生产和管理单位作好准备工作。每三天一口井已经成为规律。比如我们昨天到达这里，今天早晨开始打井。我们现在已经打 到一千一百米（那时候是下午四点钟），就要到达油层了。”
　　
　　前线指挥部的负责干部张洪发，一个身材魁梧、充满干劲、宽肩光头，活像一尊笑佛的大汉，插嘴说道，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一年间，一二〇五队打了四百六十座油井，比起国民党在“表演”发展石油时期多年中一共打的油井，多六点八倍。
　　
　 　我们提出问题：像这样的快速打井，有什么秘密。张洪发说，从技术观点来看，中国工程人员创造出一批超硬钻头，这就使得打井可以达到几年前所不能想象的速 度。最出色的钻井工人之一，一二〇二的朱清华是从解放军直接到玉门油矿的转业军人，矮身量，浑身力气，他后来对我们说，他打井的第一个大困难是怎样把钻机 摆到完全垂直的位置。在大跃进期间，他的队从大约七百米一下子跃升到三千米，在玉门油矿每个月打四口井。
　　
　　“主要的关键在于敢于走 自己的路，”他说。“我们一直受到苏联专家的影响，他们警告说，打井速度越快，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越大。事实上，我们加快了速度，使用更大的压力，事故却反 而减少。毛主席说得好，真理产生于实践。后来，我们的工业创造出来特殊钨钢钻头，可以进行真正高速度打井，我们决不回头。”
　　
　　打井工作日以继夜地进行，打井队每天工作八小时，干四小时，休息四小时。队的人数不同，从四十五人到五十人不等。打井工人住在井边的移动车中，住得舒适，大家轮流休假，以维持工作进度，休假的人回家小住。
　　
　 　新油田的工作是一九七三年四月开始的，那时正是我们去访问之前两个月，有二十九个钻井队一起工作，已经打出来的井“远远超过一百口”，如果以保守的数字 来推算，每口井平均每天生产五十吨油，大庆生产每个月的增产数字，起码可以达到一百万吨（说不定是这个数字的一倍），这要看“远远超过一百口”井到底是超 过了多少。依照我们的经验，近来的中国干部在讨论问题时，最善于多做少讲。从一二〇五钻井队和最接近它的成绩的一二〇二钻井队的钻井情况来看，它们在两个 月内就一共打出四十口井。其余的二十七个钻井队呢？他们没有提出生产的确实数字，不过告诉我们说，过去几年来，每年增产量一直是百分之三十，一九七二年的 产量是一九六五年的三倍。我们要求把大庆和世界最大几个油田作一次对比，带笑的回答这样说道：
　　
　　“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油田，我们不过只摸着一点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同世界上的大油田来相比。”
　　
　 　这个盆地一直向着前进指挥部移动的方向伸展出几百公里远，同时又从“铁人”打出的第一口井向着相反的方向伸展出更多的几百公里远。当我们询问，是不是整 个盆地下面都是石油，所得的回答则是，前进指挥部前面的勘察队仍然以大庆附近的钻探速率打出井来；大庆几乎是在这个盆地最低部份的中心，这个盆地有几万平 方公里那么大。
　　
　　在大庆石油化工厂，我们发现，生产的规模和速度使得石油精炼工作的设计人员措手不及。
　　
　　革 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国柱，一位讲话斯文、像貌能干的行政人员，说明这个厂是根据毛主席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路线创建起来的，这两句口号在苏联撤退专家之 后，十分流行。厂房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开始建造，到了第二年八月，工厂的一部份就开始炼油了。当时，精炼能力是每年一百万吨。“这全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兴 建的，”王国柱说，“全部设备差不多都是中国货。到了一九六六年，我们被迫把生产力提高到二百五十万吨，后来，又不得不再增加一倍，提高到现在的生产力五 百万吨……”早些时候，我们访问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时，发现这个年产能力二百五十万吨的工厂，百分之八十的原油来自大庆。一九七三年，另有一百万吨原油从大 庆输往日本，还有一批未经透露数量的原油，从油管一直输往分散在草原各地的地下巨大钢筋水泥油库里。仅仅是“摸着一点边”，大庆就已经很有成绩了，现在， 中国正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购买最新式的钻探设备，大庆的出油速度还会进一步增加——这应该是合理的假定。
　　
　　在一开始时，兴建炼油厂的 人也遇到了钻井工人的同样困难。一九六二——六三年是思想斗争极其激烈的一年。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在北京正当权得势。正如大庆革委会副秘书长李惠新听说， “毛主席号召‘前进，上马！’，刘少奇却大叫，‘停止，下马！’，很多人思想混乱，不知道谁的话正确。”
　　
　　“拨给炼油厂的设备开始 到达时，这里又是没有起重机。”王国柱说：“卡车也大量缺乏。许多东西只能用手从铁路线往回搬。一位负责运输的老工人李庆林，创出了奇迹，他组织一队队工 人使用绳子和垫板，把三十米长、四十吨重的设备都拉了回来，他自己永远在领着头干。后来我们拿到了所需要的全部起重机和卡车，可是没有它们，装配工作也从 未停止过。”幸好，这座油化厂就离着铁路线不远。王国柱提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出来了新的创造力，技术方面有了许多新创造，改进了工作条件，“提供了提高炼 油能力的捷径。”他继续说道：“我们的化学工作人员在氨氮化肥厂使用了七种新的催化剂，单是在设计阶段就取消了一系列的复杂流程。这个厂的厂房大小一下子 就缩到十分之一，节省了大批钢材。”[注]
　　
　　化学工作人员的另一项技术发明是每年直接从原油生产十万吨高质焦煤的设备，王国柱说， “日本人对于这项发明十分欣赏，认为可以用于他们的钢铁工业，因为这种焦煤小而均匀，含硫极低。”二十万吨原油可以每年生产出五万吨的苯，来制造合成纤 维、杀虫剂、炸药，不同种类的催化剂以及其他产品。下一步将是生产合成橡胶。不过，油化厂的十七个车间虽然已经可以生产出四十种不同的特殊产品，王国柱还 不满意。“从化学产品来说，我们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他说，另外一个分厂正在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兴建，准备综合利用，生产其他的化学副产品。
　　
　 　[注]我们在访问其他工厂时发现，中国设计人员，很像（甚至于超过）日本设计人员，对于小型化很是注意。每到一个工厂（除了重量极大的水力工程，苏联的 设备还有用），他们都让我们先看一看苏联、捷克和其他外国的笨重机器，有些还在使用，有一些已经不再使用，然后再看一看中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较小较轻、但 生产能力较高的机器。
　　
　　在参观了整个油田工作大部分情况之后，我们很难不同意李惠新对所有工作为什么都能够高速进行的解释。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我们就能找到一些捷径，”他说。“从我们的科学家和地质学家开始研究和规划，他们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发现，这里有大量石油。 从国际标准来说，我们知道，这是相当快的。石油的蕴藏一旦确定之后，只用了十五个月的时间，就把地质数据全部弄清楚了。这也很快。甚至于在我们还没有弄清 全部情况之前，生产就已经全面展开，又过了六个月，我们就炼出了我们第一批精炼产品。从经济观点来说，在十三年的工作时间中，我们给国家提供的利润整整是 投资额的十倍。我们训练了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他们已经到其他油田去了。这座油田的本身，就是一座高级技术训练中心，它的质量，是大学条件所不可能达到 的。”[注]
　　
　　我们作为第一批作家，来到这里来了解为什么“学大庆”变成了那么重要的全国性口号，因此，当乘车经过、一些居住区发 现街头上悬挂着“学大寨”的横额时，就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知道，农业的大寨和工业的大庆之间有着它们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代表着“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征服一切障碍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概念。但是，为什么大庆石油工人应该从大寨大队学习农业，这就是值得研究一下的事了。
　　
　　在今天的中国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只要抓住这个线索，就会在一连串未曾预料到的发展中找出一个头绪来。
　　
　　[注]在我们所访问的企业中，大部分都认为，在现场训练技术人员的收获，其重要性仅次于生产成就，因此，一二〇五钻井队队长焦森源认为，“比起我们队的钻井纪录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训练了五十四名干部和一百二十四名技术人员。”
　　
　　一九七〇年，周恩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石油产量超过二千万吨。三年之后，这个数字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这是中国今日发展速度的典型例子。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