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学校文化：孩子们的叛逆与反抗复旦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2003级本科生刘伟伟，曾长期在农民工子弟学校担任志愿者，他在周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还记得开学初第一次踏进长江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三教室时，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男生们堂而皇之地在教室里打牌，而且还来钱的!再看他们的发型、穿着，透露出浓重的社会青年的习气，而女生呢，虽然比男生好一点，但脸上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神气，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事实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一帮极为叛逆的学生，对我的工作来说，可以说是极大的挑战，我心里不禁泛着嘀咕。[26] 刘伟伟说他一开始是充满激情和希望过去的，可是情形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 那里的学生对我说：“老师，你不用太管我们，我们本来就不是来读书的，我们就是来混的，混个初中毕业就行了。”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得过且过，对自己不负责任。我现在对他们就是鲁迅先生说的那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27] 志愿者刘伟伟所描述的这种场景，我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也曾经多次见证。 与公办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女相比，农民工子弟学校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流行保罗·威利斯(Paul E. Willis)所说的“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28]：很多高年级学生都不认同教师的权威，认为校长不过是一心赚钱的老板，不少人自愿辍学打工，有的甚至成为“街角青年”。在他们看来，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大多是无用的，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或处境，学校所宣扬的“让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更是无稽之谈，混日子、早恋、打架斗殴被认为是“酷”的表现——正如威利斯笔下的工人阶级子弟追求“男子汉气概”(masculinity)一样。进入公办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室，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前者秩序井然，而后者明显缺乏纪律性。 我曾经在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当支教，每节课要用一大半精力来维持课堂纪律，以声嘶力竭的方式来遏制学生的窃窃私语。长期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做支教的大学生魏文有些悲愤地说： 我现在教书的那个民工学校，外观条件还比较好，硬件还可以，但是软件，老师啊、班风啊，全都是一塌糊涂。……我想，那边的孩子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全都是上海犯罪的主力军。我觉得我班上80%的人将来都会犯罪。[29] 这虽是过激之论，但无疑是老师对学生叛逆行为的一种反应。相比之下，由于公办学校当中存在一种学业至上的氛围，这大大提高了农民工子女选择继续升造的可能性。提及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同学时，杨洋说： 他们一些人跟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的，觉得这样很酷，是老大或者怎么样。这在外地学生当中蛮多的。在长江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时候，我们班有五十多个人，到沪城中学的有十四个人，其他的去锦绣学校(另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了，去锦绣的同学百分百学坏了。(男生、女生都一样吗?)男生、女生都学坏了。在那种环境下，有再好的自控能力也会染上不好的习气，女生谈恋爱，跟男生出去玩，彻夜不归，打扮很前卫，男生有时甚至会偷车、打架，偷铁这种事情都会干。……(女同学)开始跟我们有很明显的对比，化妆、成人的服装，见面都不知道说什么。[30] 魏文曾经执教的锦绣学校初中二年级某班，就有一个所谓的小“帮派”，成员有五六个，“老大”当时17岁，父母是浙江的富商，据说原先就读于老家的一所贵族学校，因为闯了祸而不得不转学到上海。由于父母溺爱，零花钱颇多，便拉拢了几个同学和校外的无业青年跟着他“混”。让魏文感到痛心的是：“现在的学生都很羡慕这样的人，班里有几个女生就对这个学生特别有好感。” 据我的了解，几乎每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都有类似的小“帮派”(少数成员甚至来自小学高年级)。有意思的是，这些“帮派”成员的班级荣誉感还很强，一般不会欺负本班的同学，遇到看不顺眼的外班同学就会伸手去教训。如果有外班学生欺负本班同学，他们往往也会“拔刀相助”，维护班级的荣誉。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在校内外受到欺负，也有不少人请“帮派”成员出面摆平，于是不免打架滋事，让学校管理层头疼不已。这些“帮派”成员还喜欢以油嘴滑舌的方式来挑战老师的权威，譬如寻找老师的弱点或特征，背地里给老师起绰号;当老师在讲台上很严肃地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挑其中的语病而制造“笑场”;极个别的学生在受到老师处分之后，甚至还会公开宣称要报复。杨洋说，在沪城中学也有少数这种情况，曾经一同参加“放牛班”合唱团的常力就“学坏”了，“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在班级是出了名的坏，去网吧，彻夜不归，泡在QQ上跟女的聊天，居然还学会了抽烟，还出去打架”。[31] 据报道，2000年上海市的本地与外地户籍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这个比例持续到2002年，但是2003年该比例开始倒置为4:6，到2005年则变为3:7，而这些外地户籍的未成年犯人都是外地来沪的农民工子女。[32] 长期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职业志愿者”张轶超，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他说，关键的问题是孩子们的出路问题，而这却是他和其他志愿者无能为力的。初中毕业后，农民工子女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在上海念中专、技校或职高;二是回老家考高中;三是打工。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的一项调查显示，初中毕业后，有约一半的来上海农民工子女留沪跟随父母一起经商、帮工，或进入成人中专、技校或其他中等学校就读，另有一半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散落在社会之中，处于就学就业两难境地。[33]也就是说，选择读技校和打工的较多，只有少数成绩较好的学生(男生居多)回老家继续念书。据张轶超介绍： 在这批我01、02年认识的(四五十名)学生中，只有两三个学生是回老家念高中的学生。绝大多数都留在了上海打工。有的在跑运输，有的在菜场卖菜，有的在饭店端盘子，有的在KFC打工，还有的成了街头的小混混……[34] 魏文解释说：“他们对老家基本上也没啥印象，他们既不是老家那边的人，也不是上海人，是夹在中间的人。也有个别回去的，但是很少，一个班上只有成绩最好的少数几个，百分之九十都不回去。”[35]在这批念高中的学生当中，又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进入大学(从而改变户籍身份、实现向上流动)，毕竟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差距高达5.8倍。[36]也就是说，农民工子女最有可能接近的教育资源(中专、职高、技校)，都是倾向于阶级再生产而不是社会流动的。初中一毕业，很多孩子就被直接抛入社会，等待他们的不是锦绣的前程，而是与父辈相近的“3D”职业，即难(difficult)、脏(dirty)、险(dangerous)的工作。实际上，一些学生初中毕业后可能还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意工作，于是便成为杨洋所说的“社会上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反学校文化是由农民工子女所面临的共同生活机遇(common life chances)促成的，对未来的低预期使孩子们对学校教育失去了兴趣。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公办学校面临升学的压力，教学质量是第一位的，这就要求对学生的身心有更多的控制和规训，用沪城中学牛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做人、做事道理的渗透”，而这种渗透确实发自内心的真诚。李榴说：“我们班主任经常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从来不粗暴，每次讲着都把自己讲哭了。”而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来说，学生的人身安全是首位的(教育部门对学校的考核也以安全和卫生为主)，只要学生在上学时间“不出事”即可，因而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侧重身体的控制，而不是心灵的教化;“师资队伍”的流动性也使得教师相对缺乏责任感，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较少，譬如公办学校常见的家访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几乎不存在。在后一种环境中，农民工子女很容易就发现学校与自身的利益冲突，锦绣学校的学生私下称呼校长为老板，认为校长的轿车是“用我们的学费和外面的捐款买的”，从而对学校的一切持怀疑的态度。有别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并不认为成绩差或中途辍学是人生的失败，高年级学生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步入社会，享受由工作所带来的成人地位。 五、什么样的底层文化，什么样的阶级再生产我们看到：学校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很大程度上是通往阶级再生产的人生驿站，而非向上流动的阶梯。“一方面他们都很孝顺，对父母很看重，觉得父母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对父母的职业又是否定的。”[37]他们害怕重复父辈的人生轨迹，希望可以向上流动，他们也知道读书几乎是自己“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所面临的机会结构，注定了他们即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未必能够取得与城市同龄人同等的成就。这让很多学生对未来产生了低预期，并自动放弃了对学业的追求。这种天花板效应在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更多地受到主流价值观的熏陶，同时却对前途表现出更多的悲观。相比之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更加具有叛逆性，形成了与学校当局对着干的“反学校文化”。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不同，他们并不以成绩差和低收入职业为耻，而且为自己的反叛行为感到自豪(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则认为这种“混混行为”是一种堕落)。 从目前来看，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公办中小学，虽然大大改善了他们受教育的条件，但由于仅限于九年义务教育，无法就地升学，导致大多数农民工子女难以获得“跳龙门”的机会。那么，开放中等职业教育效果又如何呢?前文多次提到的杨洋，那个充满朝气和梦想的女孩，在进入职业技术学校之后，是不是离梦想更近一些了呢?然而，2008年年底，也就是杨洋入读职校3个月后，张轶超告诉我，作为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学员的杨洋，已经很少来合唱队了;当他从我的博士论文中读到杨洋对“混混们”的评价时，很无奈地告诉我： 关于杨洋，没想到她那时候头脑还比较清醒。因为现在的她只关注享乐，而非寻找自己的真正归属。她似乎已经彻底被虚荣俘虏了，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学校的课她根本就没兴趣上，父母也已经管不住她了。她喜欢的就是和朋友一起去溜冰，去跳舞，去K歌，去购物。似乎其中有些朋友还是上海的小混混。至于她消费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最为担心的事情，因为她父母根本就没给她那么多钱。一切就如她跟你描绘那些民工子弟学校的混混一样，只是这次主角可能变成她了。[38]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2009年上半年，由于杨洋卷入了所在学校的“帮派”纷争，长时间不敢上学，结果被校方勒令退学。杨洋的故事虽是个例，但农民工子女进入中专、职校之后，因种种原因中途退学、辍学却不是罕见的现象。 威利斯通过对反学校文化的分析，强调工人阶级子弟在文化上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中包含着对真实状况的模糊认识，“部分地识破”(partial penetration)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不仅仅是“虚假意识”。因此，威利斯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文化生产”(culture production)，以区别于强调共谋与一致的“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39]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但是，反学校文化并不是一套独立的文化。正如我们颠倒一件事物并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一样。对学校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使农民工子女倾向于对某些既有意识形态作简单的否定。与其说他们创造出独立于学校意识形态的底层文化，不如说他们创造了一个学校意识形态的简单对立物，即在学校提供的符号前面加一个“负号”。因此，反学校文化并不构成对阶级再生产的挑战，毋宁说，反学校文化是农民工子女对阶级再生产的一种反应。一方面，通过反学校文化，孩子们(不自觉地)宣泄了对阶级再生产的不满，这是其反抗和自主的一面;另一方面，反学校文化使得他们进一步丧失了个体流动的机会，更早地步入社会，从而加速和巩固了阶级再生产，这是其反讽和悖谬的一面。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农民工子女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从我对农民工子女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相对而言，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更接近官方价值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一定的疏离，但总体上看，他们与城市儿童的分歧很小，价值倾向基本一致，在农民工子女的内部，也未因性别、年龄、年级、进城时间长短、是否学生干部等因素而形成显著差异，只不过城市儿童的态度更趋近于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对于主流价值观认可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强烈的支持;对于主流价值观否定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坚决的反对。简言之，与城市儿童相比，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轻微的疏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40]对农民工子女的访谈也支持这一结论，即使被称为“小混混”的学生也极少公然否定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 布迪厄认为，学校是一个专门发明出来维护、传播、灌输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的机构，它实施的是文化再生产的功能。如果仅仅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一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即教育体系通过符号暴力(symbolical violence)的运作成功地实现了文化再生产。但是，文化不仅仅是价值规范，它还包括知识库存(stock of knowledge)。舒茲(Alfred Schutz)指出，普通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不仅仅是在进行感知的活动，他们和科学家一样，也是运用一套极为复杂的抽象构造来理解这些对象;换言之，人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并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认知过程，而是一个以“先入”结构为前提的。这样一些由抽象构造组成的“先入”结构就是知识库存。[41] 这些知识库存是如何形成的呢?一个行动者所在的任何情境都不仅仅是“现在”，同时也是“历史性的”，即涉及一个人的生活史。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库存就是我们各种经验与认识内容的储存室。知识库存里的“知识”是一种习惯性知识，不同于科学知识，往往是模糊的、不连贯的，不能也不需要清晰表达。生活世界的库存知识主要是类型化的，用以应对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普通人总是可以将不断变化的情境标准化，变成例行的情况，然后索引手头的知识库存，用类型化的库存知识来处理。 如果说价值观是我们情感和体验的升华，那么知识库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沉淀。价值观是明确的、成体系的，而知识库存则是不自觉的、下意识的。价值观是通过建制化的社会化媒介(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传递的，而知识库存的形成则是个人化的，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我在研究中发现，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最大的文化差异不在于价值观，而在于知识库存。 在对农民工子女的访谈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很多类型化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都是涉及群际互动事件，譬如与老师、上海同学、城管、警察、记者、上海本地居民的交往经历，其中大部分是冲突性的事件。李榴就曾经讲述过这样一段经历： 我最讨厌‘黑猫’(指城管执法人员)了，管得那么严，从小就被他们吓得直哭，我没哭，有几个胆小的就经常哭。黑猫很坏，直接把车和车上的东西都拉走，几百块钱的东西都翻倒在地上，都是肉馅、面啊什么的，罚钱就算了，他们还糟蹋东西。对上海人和外地人就是不一样，有的城管就是看不起我们外地人。这种时候我就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不是上海人，是外地人。[42] 透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冲突性事件激活了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边界(上海人/外地人)，使农民工子女潜在的身份可能性转化为明确的身份认同。一般情况下，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农民工子女并不是时时刻刻把自己界定为“外地人”或“民工”，而是下意识地采用“去类属化”(我就是我自己)或“替代性身份”(我是一个学生或合唱队员)的策略来规避身份认同危机。对农民工子女而言，往往是在遭遇冲突性事件的时候，身份才成为一个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冲突过后，这些事件既不会被简单地遗忘，也不会被刻意地铭记，而是被农民工子女加工、储存为相应的故事，进入他们的知识库存。这些库存知识是“领域专用”的(domain-specific)，通常处于潜伏状态，当下次遭遇相似的情境时，就会被启动(priming)和运用，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意义框架和策略的工具箱。[43]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知识库存(以往经验的消极暗示)，农民工子女才会显得特别敏感：一些原本属于人际行为的事件就会被理解为群际行为;一些原本不是针对他们身份的行为也很容易被理解为身份的歧视。这种情况重复出现，就会使两个群体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边界，结果反而使边界更加显著(salience)，导致两个群体事实上处于隔离状态。李榴的班主任为避免冲突，要求班上的农民工子女不要同上海同学交往，就属于这种情况。 从我对学校的个案研究来看，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威利斯的文化生产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农民工子女的阶级再生产。但是，如果把文化分解为价值规范和知识库存，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得到整合：从农民工子女的价值观来看，上层的精英文化的确对底层文化享有霸权;而从农民工子女的知识库存来看，底层文化拥有一套相对独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框释”(framing)系统，为农民工子女的行动提供文化的脚本。 六、结论我们的研究发现与布迪厄关于“学校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与文化不平等的主要场域”的著名论断大体一致。无论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还是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都很难通过学校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处在阶级再生产的阴影之下。 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无疑是一项以人为本、意义深远的举措;但是，这项政策能否达到促进社会融合与社会公平的预期目标，还取决于其他的配套制度和政策，尤其是要解决“初中后”教育的瓶颈问题：如果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无法就地升学，那么，这一举措对于促进社会融合与社会公平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对此，张轶超有非常精到的分析： 从制度层面说，在今天的上海，外来工子弟已经获得了相比三四年前好得多的待遇，比如许多进了公立学校，比如那些依然留在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也可以享受到多得多的政府补贴……只是与此同时的是，公立学校的师资力量、硬件配备也在逐年上升，那些重点学校可以拥有室内游泳池、体育馆、先进的电脑房和实验室，以及最优秀的师资队伍(月薪至少都是五六千)，而普通学校则几乎没有多大变化，而且那些城郊结合部的普通学校正逐渐沦为收容民工子弟的学校，原先的本地优秀生源纷纷外逃到相对教育条件较好的公立学校。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考虑民工子女所得到的教学条件在纵向上的改善的话，仅仅着眼于其与上海中上等学校的相对差异进行横向比较，我们会悲哀地发现，几年来的这种两级(极)分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甚至可能情况更糟糕。而这种差异也将决定民工子女们踏上社会后的命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依然只能生活在他们父辈们的社会层面上，他们无法摆脱这一群体的整体命运。[44] 由于现阶段农民工子女只能在城市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教育对于促进其社会流动的作用甚微;而回到老家继续学业，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不仅需要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而且需要承受因分离而带来情感代价。这一切都促进他们更多地选择了直接就业或接受中职教育，从而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流程。在我所调研的多个农民工聚居区，鲜有就读于正规本科院校的农民工子女;在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历届学生中，茹惠是公认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即便如此，她在老家的中学也倍感压力：“学习压力实在太大了，许多同学为了提高成绩每天晚上都要一二点睡，凌晨五点多就起床。可是即便这样，也未必能够考入全国重点大学。”[45]我推测，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城市青少年，而且很可能低于农村一般的青少年。这或许是农民工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所付出的另一个隐性代价。 这样的底层文化，这样的阶级再生产，对当代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任何答案都可能失之简单。但可以肯定的是，农民工子女的命运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因为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与分担着彼此的命运。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纵然离底层再近，也照样看不见底层。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塑造新公民：农民工子女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研究》(项目编号：09YJC810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臧志军教授、Tamara Jacka教授、陈陆辉研究员、耿曙教授、杨肖光博士、张轶超先生的帮助。 注释：[1]吴霓、丁杰、邓友超、张晓红、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部专题研究组：《中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调研报告》，http://219.234.174.136/snxx/juece/snxx_20040905153019_40.html。 [2]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载《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2期。 [3]苏永通、沈颖等：《“刺头学校”搏命记》，载《南方周末》，2006年9月28日。 [4]《沪加大投入引导农民工子女学校向民办学校发展》，东方网，http://sh.eastday.com/eastday/shnews/qtmt/20080407/u1a418449.html，2008年4月7日。 [5]熊易寒：《当代中国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一项基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博士论文，2008年12月。 [6]G. Lenski ,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New York: McGraw-Hill , 1966. [7][法]P. 布尔迪约、[法]J.-C. 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8]刘精明：《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9]笔者于2008年7月16日对农民工子女杨洋进行了采访，同年9月，她进入上海市某公办职业技术学校，就读酒店管理专业。 [10]笔者于2008年3月30日在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对农民工子女杨洋的访谈记录。 [11]笔者于2008年4月29日在沪城中学的访谈记录。 [12]同注10。 [13]笔者于2008年7月16日对农民工子女杨洋的访谈记录。 [14]同注13。 [15]曹林：《独立编班：“隔离且平等”的公平幻觉》，载《南方周末》2006年6月8日。 [16]周沐君对秦爱国的访谈记录，2007年5月28日。周沐君，女，复旦大学社会学系2008届本科毕业，同年赴美留学，曾在民工子弟学校支教;秦爱国，男，久牵学员秦小武、秦小瑚的父亲，摊贩。 [17]笔者于2008年4月29日在沪城中学的访谈记录。 [18]2007年12月19日Y区教育局访谈记录。 [19][英]杰西•洛佩兹、[英]约翰•斯科特：《社会结构》，允春喜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20][法]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3页。 [21]同注11。 [22]张轶超，男，32岁，上海人，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硕士期间从事志愿者工作，之后创立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原名久牵青少年活动中心，下设“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这是一所以在沪农民工子弟为服务对象的非盈利机构，主要致力于为外来农民工子女提供优质和免费的课外教育。该服务社的音乐教育和艺术教育颇具特色，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具有一定知名度。详情参见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官方网站http://www.jiuqian.org/。关于张轶超的事迹，参见王颖文、张纯祺：《“职业”志愿者张轶超：梦想有多远》，http://sh.people.com.cn/GB/134784/9673365.html;《张轶超：一个志愿者的坚持》http://news.sohu.com/20060919/n245407824.shtml。 [23]张轶超：《我辈的骄傲，我辈的责任》，2007年11月25日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未刊稿)。 [24]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25]Bernstein, B.,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ume 1),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转引自朱伟珏：《一种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6]刘伟伟：《别了，初三的同学们——周记之四》，2006年5月(未刊稿)。 [27]笔者于2007年6月17日对刘伟伟的访谈记录。 [28]Willis, Paul E.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9]2007年6月25日周沐君对魏文的访谈记录。魏文，男，复旦大学支教志愿者，曾在锦绣民工子弟学校支教。 [30]同注13。 [31]同注13。 [32]肖春飞、苑坚：《农民工子女犯罪率上升，难以融入城市致心理偏差》， http://nc.people.com.cn/GB/61937/4929006.html。 [33]肖春飞、王蔚、刘丹：《城市高中因户籍难向农民工子女开放》，http://news.sina.com.cn/c/2008-02-18/102914960897.shtml。 [34]张轶超：《写给大家看的一点东西》，参见http://jiuqian.5d6d.com/thread-101-1-1.html(久牵志愿者服务社论坛)。 [35]同注27。 [36]2004年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张玉林：《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扩张及其动力》，《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5月号。 [37]笔者于2007年6月17日对魏文的访谈记录。 [38]此处来自张轶超先生于2008年12月25日写给笔者的邮件内容。 [39]同注28。 [40]熊易寒：《天花板效应与反学校文化：学校类型对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载《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第四届学术年会“危机治理与中国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9年5月9日。 [41]李猛：《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载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2]笔者于2008年5月11日对李榴的访谈记录。 [43]Higgins, E. T. Knowledge activation: Accessibility, applicability, and salience. In E. T. Higgins & A. W. Kruglanski (Eds.)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1996:133-168; E. Tory Higgins, Expanding the Law of Cognitive Structure Activation: The Role of Knowledge Applicability, Psychological Inquiry, Vol. 2, No. 2 (1991), pp. 192-193. [44]同注34。 [45]同注34。 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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