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主要缺陷就是：以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和人类之爱以及施蒂纳一成不变利己主义的个人（实际上是“完全孤立的个人”“自我意识唯一者”）为理论出发点，用这种头脑虚幻出来的抽象思辨的“人”来说明一切。 如施蒂纳以利己主义的“人”或“唯一者”的“独自性”为出发点，说“人的最高本质毫无疑问就是人的本质”，但施蒂纳也知道作为仅有“独自性”的“单个的人”不具有任何人的行为特征和属性，不过是动物，所以他说“人的本质”既不是人也不是作为人的“我”，而是“神”。贪得无厌粗俗而不高尚的人不具有“人的最高本质”，只有神作为“人之外的存在物”才具有“利己主义的高尚的本质”并使得这个具有“独自性”本质的“唯一者”——“个人”一无所有而又拥有上帝所赋予的“所有一切”，启发这个“唯一者”——“圣者”去享受生活实现自己的一切。他把拥有“天赋权力”或“固定权利”在一定关系中享受生活的“所有者”——亦即那个经过“物化”、“非人化”而又回到“所有者”的“我”作为“自我消融”和“自我归附”的“现实的个人”，然后再把这种所谓“现实的个人”归结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追求享乐同时又因“它”信奉上帝而具有“人的本质”的“唯一者”（施蒂纳认为只有信奉上帝的人才具有真正属人的本质），能够为上帝和财神而“自我舍弃”，或者为费尔巴哈“爱的宗教”而“自我节制”，于是原本利己主义的“唯一者”或资产者就成为非利己主义者，成为人道主义或“政治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了。马克思对此评论说这只不过是在玩弄从基督教旧约到新约的思辨游戏和把戏，而且是把通常理解的“庸俗的利己主义者”、“贪得无厌者”混同于“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把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绝对割裂对立起来，把共同利益理解成了与个人利益无法相容而又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它的对立面。他没有看到“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既然被确定为普遍利益，就可以由意识想像成为理想的，甚至是宗教的、神圣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个人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而获得独立存在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异化，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桑乔（即施蒂纳——引者注）哪怕有一天懂得这样一件事实，就是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内，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只要他领会到这一点，那末至于把这一事实作为宗教去想像，还是在那个把统治着自己的力量都归结为观念的利己主义者的想像中被歪曲为无在他之上统治着他，他就可以比较无所谓地对待了”。所以，施蒂纳等利己主义的抽象人道主义者无法理解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情感，认为“现实的个人”必是自私自利之人，只有追求永恒信奉宗教和上帝的人才会为了神和上帝而能够自我舍弃或自我牺牲。所以他们也就只能以道德或宗教的说教来解释共产主义。 但共产主义者并不从道德情感的形式或夸张的思想形式来理解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对立，而是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并认为“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地也就消灭”。随着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对立产生的物质根源——私有制的消灭，它们之间互不相容的对立也就自然消失，而自然地实现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自我一致。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将自己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利己主义的个人解放和工人阶级整个阶级的解放及全人类的解放统一结合起来，共产主义者不仅是为自己的利益和解放而战斗，为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而战斗，共产主义事业本身就是将个人、阶级与人类整体、将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及全人类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的事业，所以他们在为争取人类解放、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的斗争中就富有共产主义的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精神，而且把这作为每个共产主义者自我实现、自觉遵守的道德操守和价值诉求，且惟有如此，才会有真正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显然也就是工人阶级阶级的解放和每个现实的个人的彻底解放，是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与关系束缚的解放，这个解放当然也就是不断革命的历史过程和不断进取的终极性奋斗目标。 抽象的“人性自私论”错就错在它只强调人有天性自然一成不变的自私本性，一切都把私摆在首位，一切都从私利和“私”字出发，而且以此作为社会制度设计与选择的最深厚基础和根源。若按此理论，人类只能徘徊在私有制社会不能前进半步，历史只有你争我夺的恶性历史循环，不断地上演由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生存竞争法则所决定的历史悲剧，永远摆脱不了“历史兴亡周期律”的纷扰和纠缠。这与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历史进步观，人的社会存在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们的思维和观念、决定制约人的行为处世方式和态度之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它实质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版，而且是过去所有剥削阶级信奉迷信的“天条”，是把人性理解成由所谓“上帝”所造就的人的“天赋人性”、“天赋人权”、“天赋观念”，完全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东西，而由此必然得出与现实生活的人的“人性”、“人道”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抽象人道主义”的种种荒谬结论，并且也否定了人不仅能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能改造自己和自己的主观世界之现实可能性，是根本不符合人类客观的历史实际而极端错误和荒谬的。 施蒂纳关于个人——“我”的解析明显地是抄袭了费希特，费希特的“自我”——“非我”——“实我”，在施蒂纳这里变成了“独自性”——“所有者”——“唯一者”。而他关于“利己主义的个人”向“自我舍弃的个人”、“个人利益”向“普遍利益”的过渡，则又是抄袭了他所批判的费尔巴哈，他把费尔巴哈道德与宗教的“泛爱”或“博爱”、“自我节制”转换成了人为了进入天堂与上帝同在——或为了获得更多财富而向上帝和财神奉献自己的爱而“自我舍弃”，他们都是按照思辨唯心主义的逻辑来说明人的生存现状和现实矛盾，按黑格尔精神异化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唯心主义辩证否定逻辑来分析说明人的“自我否定的”矛盾困境及人的本质的复归。所不同的是，费尔巴哈要说明的是人的宗教异化和人性复归，而施蒂纳等人则是试图借助宗教的“泛爱”来化解“利己主义的个人”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矛盾，他们都是幻想通过道德或宗教的“泛爱”或“博爱”说教来实现个人与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实现人的人道主义的自由本性以及利己而不损人的人道主义理想社会。 费尔巴哈否定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由，他认为自由必须是人本身的自由，而且不仅仅是抽象规定的人的精神自由，必须是现实的人的自由。但他认为现实的个人又是不自由的，是处于痛苦与不幸中的，而痛苦与不幸的根源就在于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分离和对立。这种分离和对立违背了人的本质和人性，是由于人的宗教异化即由“爱的宗教”异化为“神的宗教”而造成的。只要废除这种“神的宗教”而代之以“爱的宗教”，使人由敬畏和崇拜神转向敬畏和崇拜自然和人，即由神本主义转向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对人和自然万物施之以爱，对己施之以合理的自我节制，人就能实现他们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从而使人恢复自己失去的本质和本性。这样，“爱”就成为在费尔巴哈那里解决所有人伦道德社会问题与矛盾、解决所有人的本性与异化问题的万能的手段和根本途径，“爱”因而也就在费尔巴哈那里成为万能的上帝。费尔巴哈因此也由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最终却使自己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说：“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一直是在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不够发展而造成的对立的状态中发展的，从古代的奴隶主、自由民和奴隶，到中世纪的贵族和农奴，到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正是这种对立的关系作为人们在既定生产中形成的关系的产物，作为有限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得人们正常的具有“人性的东西”（自由）同“非人性的东西”（不自由）发生对立并历史地变化发展着。由于生产力的局限和发展的局限，占人口少数的统治阶级把占人口多数的被统治阶级排斥在享受发展成果的人之外，这样，统治阶级在把被统治阶级“非人化”的过程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非人化”了，他们以“非人的立场”来对待他人。于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被统治的阶级就会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基础上反抗统治阶级的非人道的关系和统治，从而产生不同的人道主义观念及其对立。在被统治阶级看来那些“非人的”不合乎人性的东西，而在统治阶级看来恰恰是适应他们需要符合他们发展的东西，也就是合乎人性合乎人道主义的东西。这样，也就出现了生产力越是革新发展，经济越是发展，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就越是强烈，而围绕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和斗争也就越是不断加强。因此，“人性”和“非人性”、“人道”和“非人道”的区别与关系也就成为历史地发展着和变化着的东西了，从而超阶级、超历史而一成不变的人性或人道主义，它们在现实生活中便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了。 但抽象的人道主义者施蒂纳、赫斯、格律恩、库尔曼等人由于他们理解不了共产主义的这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辩证法，他们也就只好以人的动物性和野蛮性来解释人的自私贪婪与异化，把人的活动和享乐解释为“人的特性”的体现，把人的“自由活动”解释为“不决定于我们之外的物”的活动，——即纯粹的思维抽象的幻想，实质是思维着的精神的“无条件的、无前提的自由”，也就是黑格尔的所谓“精神的内在超越性”之类的自由。然后他们又以费尔巴哈空洞的“爱”的道德与宗教说教和抽象人道主义来论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思想的幻象和抽象观念取代现实的历史基础，以抽象的“一般人”、“观念人”取代具体现实的个人；以虚构的、抽象的人的幻想的关系取代现实的人的真实的历史地形成的各种关系；以抽象人性论的“泛爱”、“博爱”取代工人阶级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以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道德学家的所谓“纯思想、纯观念、纯哲学、纯道德、纯宗教的批判”取代工人阶级的现实革命实践和科学现实批判。他们也认识不到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人民群众，而把具有博爱幻想的小资产者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作为革命的主体，因而必然是理论脱离实践，思想脱离实际。由此可见，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抽象的人道主义嫁接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所制造的这个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幻想以“博爱”、“泛爱”来解决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以“纯思想”的所谓“自我意识批判”来取代对私有制剥削阶级社会的根本改造，完全是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产物，是地地道道的唯心史观，丝毫无损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任何社会基础，实质不过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资产阶级思想家鼓吹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之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归根到底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根本不去研究现实的个人究竟都是通过什么而且是怎样来实现他们的存在并因此具有各种关系属性社会属性的，而只是简单地认为只要从神本主义走向无神论的以人为本那就是实现人道主义关怀了。其实这种人道主义只能是流于思想观念和形式上的人道主义，不仅是极不彻底的人道主义，也是非常不现实而且是不讲历史辩证法的人道主义，他们实际上是把人之人道的价值和所谓人性都看成是上帝所赋予或自然天就的东西了，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了，而且是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现实的存在状况毫无联系、毫不相干的东西了。这样，他们讲的所谓的“人”其实都是没有人的具体形式和内容的纯思想观念的“人”，是根据某一思辨的幻想而胡诌的“单一性”的“人”，所以只能是抽象的、只能作为“它”而不能作为“他”的“人”。从这样的“人”这里，我们看不到它的一点生存基础和生存境况，根本搞不清楚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并与怎样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具有怎样的道德精神文化属性和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历史属性。因此，由此而生发的人道主义也就只能是与人的现实生存矛盾与困境无从解决、无以找到现实出路的那种无病呻吟般的人道主义，是同不合理的剥削阶级私有制社会的革命性改造毫无关系的抽象人道主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称之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并且认为它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为有害。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不是不讲道德，但他们绝不是宣扬抽象道德说教的道德学家，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不讲人道，而是主张以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否定和超越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任何道德伦理属性或人道属性最终都根源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革命性变革，人们建立在其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关系、道德社会属性以及道德观念、人道理念都必然随之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改变人们的道德伦理关系、人的道德社会属性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首先就必须通过社会变革的手段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基础性的存在。资产阶级打着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旗号，干着反马克思主义、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维护资本统治奴役的勾当，为资产阶级一切为了资本价值增殖的反人道、反人性勾当反复贴金美饰美化，这就是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实质。而无论资产阶级抽象空洞的“泛爱”、“博爱”道德宗教人道说教说的多么响亮，它们都丝毫不能触动资产阶级资本价值增殖的反人道、反人性之社会基础，不管什么样的人性、伦理道德和人道，只要它们威胁危及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和政治统治，它们立即就会被资产阶级以血腥的暴力所取代，它们在今天除了用以来麻醉和欺骗人民大众以外，无益于推动人类解放的任何社会变革与历史进步事业。
三、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与抽象人道主义、 抽象人性论的对立和分歧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其哲学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和一切从人的生活实际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认识论，而抽象人道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则是思辨唯心主义的唯心史观及其方法论。它们之间有着下列一系列根本的对立和分歧： （1）理论主张的对立：德国古典哲学是传统思辨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也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他们与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也仅仅是用一种观念和解释取代另一种观念和解释的斗争，是用词句反对词句的斗争。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及其唯心史观，把“自我意识”和人们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且把它们宣布为宗教意识或神学意识来加以批判，是把具有各种具体社会属性的人都归结为抽象的“一般人”，并认为人的“真正镣铐”就是这些“自我意识的思想镣铐”，人们只要对这些自我意识的思想幻象进行斗争就可以实现人的解放，而老年黑格尔派则把这些思想统治都说成是来源于“绝对实体的合法的统治”加以赞扬。但把一切统治都归结为“黑格尔的逻辑”或“宗教的统治”，把一切都归结为“自我意识的思想规定”和观念，把一切观念都归结为宗教的观念或神学意识，把一切批判都归结为“自我意识的批判”，这实际上就是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宣布为宗教的关系予以神圣化，进而形成对法和国家的迷信。这样，尽管黑格尔派批判的词句喊得震天响，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最大的保守派。而唯物史观认为，要解除人的统治奴役和镣铐仅仅进行这样的所谓纯自我意识批判或纯观念、纯哲学、纯宗教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首先需要批判和改造的是人们的现实生活及物质生活条件，思想理论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的批判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奏效。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人们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和其形成的思想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是同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联系在一起并作为其产物而存在和发展的。要推翻唯心主义的各种怪想和谬论，就必须实际地推翻和铲除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以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 （2）哲学思维方式的对立：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从抽象思维到抽象思维，而唯物史观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有生命的个人，而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个现实的个人就是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我们如实描绘出他的“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3）思辨抽象与科学抽象的对立：思辨哲学的抽象是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关于意识的空谈，而且是把这些不切实际的抽象作为教条、作为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到处生搬硬套，而唯物史观的科学抽象则是来自人们具体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科学的研究，“是从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是真正关于历史的本质和客观逻辑论说的科学。 （4）认识秩序与根本立场的对立：思辨哲学的唯心史观是从“抽象的观念的人”出发，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从这种观念的范畴出发来解释人的实践。而唯物史观则是从人们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明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或经济关系理解为整个以往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唯物史观认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和思想意识发展的动力是“‘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是这些革命的群众通过革命的手段实际地改变现存的现实关系和生活环境，而不是单纯的思想批判。 （5）历史辩证法逻辑与思辨逻辑的对立：现实的个人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首先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既定的关系，是在这些既定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来生产和生活并创造历史，而且以自己的活动构成新的历史条件和关系。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同样也取决于现有的历史条件是否具备了对社会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既要有一定的生产力，还要有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否则，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对于历史的实际发展也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是紧密关联而统一于人类历史的社会实践的，人们现实的利益关系不是纯粹的思想关系，人和人的观念的改变与人的环境的改变都统一于人的革命实践。在物质利益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其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不改变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休想改变人们的思想。秉持唯物史观的共产主义者是条件论者，但又不是唯条件论者，而是在讲条件的同时发挥革命能动性创造条件、改变条件与垄断占有一切资源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予以彻底地决裂——坚决彻底地消除其统治的基础。但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或思辨哲学总是非历史地看问题，总是把现实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仅仅说成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对立和斗争，而且总是把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而把他们的思想说成是“一般思想”。剥削阶级思想家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一般人”或人的“类的平等化”中引伸出人们的一切关系，而把历史说成了“仅仅是一般概念的前进运动”。这样就把统治阶级的思想与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了，而且把统治阶级在其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有着某种神秘联系的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而且把它们的制造者打扮成“历史的制造者”和“监护人”，这样也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而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四）结论：抛弃抽象人道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际上全面系统地第一次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和内容，阐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和革命实践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内在关联相互制约和作用；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他们的社会存在就是人们历史地发生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和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各种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律等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在存在阶级和政治国家的任何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都不过是在物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而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面它们又是相互作用以人类各种实践的合力来决定具体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走向；人的自由和解放不过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超越和突破这些历史条件限制的实践和奋斗过程，同时也是对制约他们的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总之，按一定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这里所说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并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个人，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不过是关于他们的关系的思想和观念。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并不断通过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来创造和改变现有的一切条件，对形成人的一切关系束缚的一切现存的事物进行不断革命的革命变革，切合实际可能地不断改善人们的生存生活状况，在发展生产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社会变革、历史变革逐步实现劳动者阶级联合自主地占有一切资源和社会财富并把它们作为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客观物质条件，推动人类社会向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目标不断前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革命变革实际上也就是告别思辨哲学唯心史观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而转向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专政。虽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思想的阐述有的还不够明确清晰，但基本上将这些思想比较完整系统地阐述出来了。 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彻底告别了唯心史观和思辨唯心主义，而走向了彻底的、革命的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转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所以从此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马克思再重复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抽象人道主义的说法——即“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而且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同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样一些抽象的说法了，更不可能看见所谓“彻底的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说法。 资产阶级当代人道主义者否定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他们把一切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都归因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认为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没有剥削，没有暴力，没有强制，就能自然而然地、和和顺顺地实现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完全是由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就可实现人们相互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转换，而且人类只有“农牧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是由“农耕畜牧文明”而走向“现代工业文明”；暴力只能导致人为地制造阶级差别和对立，而且只能导致以暴易暴历史的恶性循环，丝毫无助于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他们的这些谬论无疑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针锋相对而且是十分荒谬的。我们不反对宣扬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人醉心于这样的幻想，但他们因而编造这样的历史谎言和唯心史观，这不是在信口雌黄说胡话嘛！人类若是一直信守他们这样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一味地讲“人道、博爱、自由自主和平等”，恐怕我们今天还停留于奴隶社会，甚或连原始社会都没有走出来，根本就没有我们现在所说所看到的一切。其实资产阶级宣扬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无非就是要否定一切社会革命，更要反对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一切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而要按照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规则由资产阶级自由自主的剥削奴役工人阶级。否则，一旦威胁或者动摇了资产阶级这一经济基础和根本的政治生活秩序，他们会把所有的人性、人道和人权都赶到一边去而使用暴力伺候革命的人民，这一一再发生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因资产阶级宣扬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而发生一丝一毫的改变。 搞社会主义无疑要与包括从所有制关系到思想观念等一系列旧的传统进行决裂，但今天竟然有不少人说那是“极左”，是“空想”，说是“人性自私自然天就不可改变”，这样的社会主义违背了“人性天条，不合人性人理和人道，只有大家都受穷，都挨饿”；那意思明摆着是说“极左”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而是从马克思老祖宗那里就开始了，是马克思恩格斯老祖宗从一开始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搞“极左”和“空想”，不按“天性自私”的“人性”和“人道”去思考问题和办事，幻想违背“人的本性”和“自然规律”来设想人类未来社会，由此欺骗了不少人陷入在他们这些人看来由马克思一手制造的子虚乌有、毫无意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试图以暴力来改变这个本来由“自然规律”和“生产技术”所决定而无法改变的社会构架和结构。因而，这些鼓吹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公然将他们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说他是反对人道主义反人性的始作蛹者。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如何回击这些鼓吹抽象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的人呢？他在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得出了四个结论，以这四个结论对此作了有力回答： 马克思在那里说，（1）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它们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如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它还产生了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并产生出必须进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2）占有和利用占统治地位的一定的生产力，是每个社会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统治阶级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必定要在它们相应的国家形式和实践中获得社会意识形态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马克思在此加边注：“这些人所关心的是维持现在的生产状况”）；（3）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生产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雇佣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4）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这个事业，都必须使人们发生普遍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这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完全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排斥在作为社会生产主体所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之外，而只作为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他们要获得解放并使生产力成为能够为自己所驾驭的为自己服务的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进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革命，并且要在这个共产主义的不断革命中不仅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确立自己的统治，还要进行不断的自我革命，以革除他们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肮脏的东西、一切自私自利的观念，这样他们才能胜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工作，完成其历史使命。工人阶级不反对抽象人道主义和人性自私的抽象人性论，他们是很难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