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土地问题是最重要社会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因为土地牵涉到大量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关系，依赖“土地财政”的天朝尤其如此，而且占有土地的农民和其他城乡居民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群体（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由许多阶级混合的庞杂人群）。但是，围绕土地问题的阶级斗争却是闹得最激烈的，在目前这甚至比工业区的阶级斗争更激烈。 关于土地问题，我曾经费了很大劲想要整理出一个头绪，但我愿意承认我能力不足，无法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土地问题在天朝如此恶化、如此普遍，主要症结并不复杂：从开发商到地方政府追逐暴利的巨大冲动、从村委到县乡市省各级政府的一手遮天、农民缺乏捍卫自己利益的组织力量和情报-舆论工具。除了目前最让人头疼的强行廉价征地、租地问题，单独的农户也难以面对市场上强大的资本（如大型农业公司），在许多“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中，农户其实也有点类似于为大资本打工，本身赚不了什么钱，但这样也往往好过一家一户单干。此外，据我了解，在土地流转集中于一些种粮大户、庄园、花卉基地的情况下，所雇佣的农业工人，工资也比工厂工人更低（但农工之所以还愿干，很多是因为他们就近上班，可以住家里、自己还有田地，可以节省吃住），农业的季节性也会影响农工的收入。 如果要指出一些对策，或许可以包括：农业公司和农场的重新国营化（必须彻底铲除从经营土地的资本家到政权机构的一整个资产阶级），农民的合作化与建立有自主权的农会，以及比较重要的农业工人组织起来争取有保障的工资乃至福利。作为重新向社会主义过渡，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应该保障，逐步合作化、同时把更多的农民变为有保障的农业工人和城镇化的居民，这样逐步地把私人使用的土地承包权转变为土地集体占有、共同开发利用的合作社乃至农场——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保护、发展农民和农工的利益，否则就违背了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宗旨。 11、住房、教育、医疗，以及供水、邮政、电信、移动、铁路。毫无疑问，一切革命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这些公共服务领域都不能成为赚钱牟利的工具，这些行业最让人头痛的都是各种压榨消费者的霸王条款（前三座大山就不必多说了，电信移动的乱收费是举国皆知的了），但是为了避免这些部门变得官僚化、低效落后，应该在公营化的同时，与其他企业一样建立起工人职员的民主监督——通过建立起真正的工会和职代会来做到这一点，正如曼德尔说过的，让每一个员工都参与工作场所的事务，从而产生的积极性，会比“利润挂帅”的物质刺激更有效，因为员工对职场拥有发言权乃至决策权，才会真正认同自己是工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自由主义者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其实是全民都没有”是非常狭隘的私人财产权观念，他们没有看到过去公有制的问题不在于财产公有，而在于实际权力上是“财产官有”，职工是没有决策权的，所以才会有很多职工缺乏积极性，甚至会想“公家的东西不吃白不吃”（其实，这种消极观念也是一种隐蔽的抵抗）。自由主义者咒骂国有制、鼓吹私有化或市场化，立足点都是十分狭隘的资产阶级私人产权观念，这些鼓吹（例如近几年自由派鼓吹铁路市场化）不但非常错误、根本不会提升公共服务性价比，还极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人民利益构成极大威胁。可是，私人资本只为牟利自吹得天花滥坠，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比其他企业更进一步的是，这些公共服务部门及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都还应该让顾客、消费者可以组织起来有效地监督，媒体和社会组织都必须可以自由独立地调查曝光这些公共服务部门的收支情况。说到这里，这些又都是上述第4点“基本自由权利”牵涉的问题了。 12、我与大多数左派一样都反对私人资本、私有化。但我并不觉得国有资本比私人资本更善良、也不觉得国家利益是否有损与我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天朝还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复辟、反对私有化是反复辟，而是因为私有化往往会进一步降低工人的待遇，使工人更少受保护。当然，国家资本在用工方面也越来越肆无忌惮，比如越来越多地使用与私企民工别无二致的劳务派遣工，以及更严厉地压制罢工和工人组织；但是，国家资本企业被私人资本收购重组后，往往意味着更大的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为进一步市场化削减工人福利、更长的工时和更大的工作强度。 有一种极左观点认为，国家资本企业的在编职工，相对于劳务工，其实也属于企业资方特权阶层；私有化冲击他们的利益，这样才好，才有利于他们和其他无产化的工人一样，由保守转向奋起抗争。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如果说国资企业的在编职工，实际上都是干部，那的确就是资方特权阶层一部分，这样看就没错。但问题是，如今国资企业并不完全是这样，也有一些普通工人（也许老工人多些吧）是在编的正式工人，即使他们的观念目前保守，但他们享有的那点社保福利和退休金也是他们本来就应该有的劳动权益，撇开道德或政治偏见、完全站在工人阶级利益角度来看，他们捍卫自己的利益也是完全正当的。那种“为了革命而对工人利益受损幸灾乐祸”的态度，决不是为工人利益着想的革命态度，而是脱离工人利益的小资极左观念。 13、境内民族问题之一：支持自决权是各族工人联合的前提 支持维族人、藏人、蒙古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分离权和争取各项民主权利的斗争；毫无保留地坚决反对天朝对藏人和维人的各种强迫、强制灌输和政治迫害。 这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阶级斗争意义，包括对于工人运动来说，也是促进各族工人消除民族偏见、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准天朝压迫者的最重要前提。有些本身就自称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囿于从小受到的大中华一统观念教育，或者碍于一直隐藏着自己传统左翼观念中的民族主义逻辑，实际上无法接受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自决权的主张，总是尽力想出这样那样的借口推托说马克思的理论不适用于当今天朝。他们有的人要么引经据典地把辩论变为马恩列语录繁琐列举，要么一再解释民族自决如何地不适用于当今政治经济环境，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对阶级斗争实践的重要性——先别管民族独立有没有现实性，首先当你真正地承认民族自决权时，能够让人相信你根本不在乎什么中华大一统利益（其本质只是中华资产阶级的利益）时，才可能让世人相信你并不是站在统治者一边，而是真正想要谋求各族群众的联合、反抗共同的压迫者。 如果连这样都做不到，更别谈得上“团结各族工人共同奋斗”了，因为那些被压迫、被低人一等对待的少数民族工人只会觉得你和你头上的统治者一样都是“压迫他们的汉人”——如果那些左翼想指责这些少民工人的民族偏见，那我奉劝他们应该首先检讨自己的大中华一统民族偏见；比起被压迫民族的任何偏见，来自压迫民族的强制统一观念，总是更具有政治霸权和压迫的意味。 14、境内族群问题之二：从港台到整个境内族群，都应为和谐国反专制斗争联合奋斗 港、台二地近两年来迅速地出现了CP势力插手染指资本、政界、传媒乃至社会运动领域，在加上两地不同的其他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在港是公共资源分配争夺，在台是统独争议，台比港相对大陆更具经济优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对声音。这些矛盾和声音目前才刚刚萌发，但已经有某些糟糕的迹象（例如极端排华的港独、独立意识比较深厚的台湾也似乎有了某些极端的声音），而港台的社运对大陆阶级斗争都有很重要意义，因此大陆左翼——革命社会主义者应该有一个清醒、理智的认识，也要着眼未来。 我的看法是：从根本来说，陆港台三地的经济政治融合是客观上的大势所趋，想继续维持独立的小王国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内地人民应该理解，腐朽专制的CP政权势力插手染指港台政界及整个社会，是对本已有限的港台人民自由权利的进一步严重侵犯；我个人至少是支持香港民众捍卫传媒自由的抗争的（例如今年2月明报前总编遇袭和其他一些媒体噤声事件引发的民众抗议）。我当然不赞同任何地方的人民把独立分离出去作为社会出路，更非常反感极端排斥某一族群的分离主义，但我个人甚至会同情港独分子口号背后的那种民众忧虑情绪，那些普通市民担心自己的谋生、生活空间被进一步挤压，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任何人到了任何地方都应该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和习俗。那种不尊重港人的日常文明礼仪、在地铁上吃早餐、被批评了还反骂当地居民是殖民地心态的人，属于自以为是的中华帝国主义者。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羞耻于跟他们站在一起。但也正如香港本地有人指出，这更需要迫使港府（其实同样需要迫使内地政府）扩大公共开支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挑起民众之间的冲突。既然陆港台的政经融合是大势所趋，那么要争取一个更好的融合方式，就应该通过两岸三地的联合奋斗来实现。一个社民连的活动分子曾经向我谈起港人排斥内地人的情绪，他认为是非常危险、让人非常忧虑的倾向，他的忧虑值得赞赏。我还想起工国委的社义行动学生富有创意地戴着蝗虫的头套，在香港的大学校园里游行，反对把大陆人斥为“蝗虫”将之驱逐的喧嚣。但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够的。 面对大陆的经贸渗透，台湾比香港更具有经济优势，本地独立自决运动也更广泛、成熟。我的理解是，革命社会主义者既反对侵害相对弱势民众利益的大资本渗透，也不赞同把独立自决作为出路（虽然承认人民有做出这种选择的权利，但不视之为解决问题的出路）。无论对于台、港，乃至国内的藏疆蒙等少民问题，都可以适用于这样的态度。作为对策，应该为和谐国反专制斗争联合奋斗。 相对来说，台湾、新疆这样的已具有成规模的独立运动、但日益被或已经被内地资本渗透控制的地方，更需要本地争取劳权和民主的群众与大陆的同仁一起奋斗；而在香港、吐蕃、内蒙/南蒙这些独立运动还比较初步、也日益或已经被内地资本渗透控制的地方，更需要大陆的左翼首先起来、反对大陆的官僚资本统治势力及其各种喉舌（例如孔庆东那样的皇左），因为大陆左翼最有理由也最应该反对大陆的那些压迫者和霸道的皇左分子，由此推动陆港争取劳权和民主的群众共同奋斗。 15、中国仍没有走到帝国主义。这个问题的意义。 我在2011年底的左翼争论时就说过，中国正在走向帝国主义，但它还不是帝国主义。至今我仍然这样看。根据仍然在于经济受支配的状况。（见我当时写的http://t.cn/zOjc8Zi） 当时有人跟我辩论时举出俄国的例子，我至今认为目前的中国不仅远比不上沙皇俄国（真正的帝国主义）的国际影响力，甚至也比不上现在的俄国（它现在完全算得上是帝国主义吧）。坦白说，我没有非常完备的数据来表明这一点，但只从干涉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的能力来说，中国是比不上的，中国甚至在周边的东南亚不占优势（美国影响更大得多），但俄罗斯不仅在周边的中亚、乌克兰都具有占上风的影响势力，而且远在中东国家，美国也要让俄三分。 至于这个争论的意义，我认为这至少可以认清：中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实际发展进度，以及国内经济何种程度受支配于其他帝国主义的情况，有这种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形势的清楚认识，可以更好地研究其他问题。 但我决不会赞同许多毛派分子把中国美化为惨遭美帝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更不会赞同为了反美帝、就跟大资本“联合”起来（其实不是联合，而是继续默认被奴役地位，无产者何德何能与骑在我们头上的大资本“联合”呢？那些毛右的话毫无自知之明）。即使发生了帝国主义入侵的情况，无产阶级也不能与资产阶级“联合”，而是要主张无产者自我武装、抵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什么时候靠得住过？资产阶级更有兴趣借对外战争的机会肃清国内敢于反抗国家统治的一切异端分子。 16、中日冲突与南海冲突的区别。反对战争叫嚣；把民族主义动员变为反资本统治阶级的斗争。 我认为中日冲突与南海冲突有不同的性质。南海周边冲突是由资本主义中国试图重新瓜分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际占据的海域，纯粹是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经济利益；但中日冲突除了有争夺经济利益的因素，更有日本倚仗世界头号的美帝国主义重新军国主义化（这一进程最早开始于2001年左右）、对中国人民构成现实威胁的性质。如果日本因钓鱼岛向中国舰艇开战，将意味着战争侵犯。我在2012年9月反日运动爆发前就提出过这样的认识（http://t.cn/zlPzWO0）。 但似乎有些人低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实际威胁。日本早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就开始具有蓝海远洋作战能力和强大的登陆作战能力（这些方面都对中国有绝对优势）、并且拥有亚洲第一强的海军队伍和6艘准航母，此外还具有异常强大的军事产业化能力（http://t.cn/RvZ5G1T）。日本长期困扰的利润率下挫的经济危机和越发两极分化、生存艰难的社会危机，持续地酝酿着法西斯-军国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如果有人以为，日本年轻一代已经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思维，或者以为美国不会允许日本再投入战争，那绝对是大错特错。资产阶级发动战争，从来不以民众的批准为前提，他们甚至连理由都不需要，发动媒体铺天盖地造谣宣传即可，只要资产阶级有经济政治需求，还怕没理由？当年日本九一八以后侵华战争，美国在越南发动战争，理由都是完全编造的（1931年日本伪造有日人在沈阳柳条湖被杀、1964美国在广西北部湾伪造有美舰被攻击，全都是编的），资产阶级发动战争还怕没理由？还怕爱好和平的民众不批准？那真是天真了。还有人认为美国不会允许日本再投入战争，那就更天真了，因为早就有前科了：日本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参与了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其中2004年日本陆上自卫队主力部队登上伊拉克国土，是二战后日本最大规模的海外军事行动。日本的名为“自卫队”却早已是一支强大的进攻型军队，武器装备是世界最现代化的。中国的1艘航母还难以编队远洋作战，而日本的6艘航母都是战斗群，还可远航万里投入作战。 当然，无论南海冲突还是中日东海、钓岛冲突，我们都应该反对资产阶级发动战争，因为无论动员人民上阵当国家利益的炮灰，还是战争爆发带来的经济动荡和社会自由紧缩，都会严重损害人民利益。但是由于上述两种冲突的不同性质，对于将来中日战争很可能再度引发的反日群众运动，我认为需要采取一种更为精细的态度：区分不同的群众动力（爱国和民族主义、反日资的工运、仇富群体、反警察专制的压制、中小老板的投机等等），支持其中的无产阶级，把民族主义的动员导向反对资本统治阶级的斗争。这也是2012年9月反日运动时我的看法（详见http://t.cn/zjPqz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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