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当代重大现实问题的立场】 我把重大现实问题的立场看做确定是否思想上同路人的最重要标准。我这样的看法与很多左派是不同的，因为据那些左派说对某段历史或历史上某个死人的看法才是分水岭。但我觉得那种看法本身就说明那些左派是活在过去、而不是活在当下，是为死人而活，而不是为活人而奋斗。我希望大家、尤其是年轻一代都更现实些，暂时搁置历史问题，首先对付现实敌人，存异求同，面向未来。 1、资产阶级复辟早已成定局，整个CP裆国官僚专制统治集团就是庞大的资本统治阶级的核心部分。我用“资本统治阶级”一词，因为这个统治集团既反映国家资本利益，也反映私人资本利益，既反映本土资本利益，也反映境外资本利益，姑且不论这些资本各自比例和关系，总之CP就是这整个资本统治阶级的核心部分。（我基本赞同香港先驱社的论述《中国的演变》http://t.cn/zRGwUaY ） 我以为在当今和谐国，只有认定了CP的根本性质已资产阶级化、资产阶级复辟早已成定局，才谈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左派。否则都是某种形左实右罢了。我之所以认为我的左翼经历应该从2003年算起，部分就是因为那时我开始认为CP完全蜕变了（而且早已蜕变，是自己认识太落后于现实变化了），而更早十二三岁时我就有明确发自内心地热心于左翼思想，但那时并不是革命派的观点。 2、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包括工农、城乡各阶层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大众与资本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当然，资本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各个资本集团都很想利用工农抗争为其火中取栗。要解决社会矛盾，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对整个资本阶级的社会总清算——重建基于广泛社会自由和群众政治经济组织的劳动大众民主。对于革命来说，独立的工人运动和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先锋力量的引领是最关键因素，必须反对资本集团把工农带入统治阶级狗咬狗斗争的邪路上。 3、当前的世界大势和中国形势，我的看法、反思和主张 近几年全世界有三个重大的变化，标志着现今时代是一个历史上全新的阶段： 其一，2007-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至今并没有结束。美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靠破坏生产力和更低廉的劳动力带来的局部增长，正在酝酿更多的反抗和更深刻的危机。 其二，国际阶级斗争从2011年初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变：以突尼斯民众和埃及工人运动为首的初步的中东北非人民革命起义，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始。2011年夏秋英美相继发生几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贫民暴动或群众运动；2011-2012年至今南非、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先后爆发空前规模的工人抗争浪潮，2013年巴西、土耳其和埃及又再度爆发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 其三，面对上述历史变局，世界统治阶级开始出现新一轮的整合运动和洗牌，其核心线索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其世界各国的代理势力，积极整合欧洲、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能够挑战其霸权的潜在国家，并在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社会缓冲-维稳的支持。美帝阵营的这些举动，例如2008年以来遏制中国走向帝国主义倾向的重返亚洲战略，例如2011年支持埃及军方试图平息革命，2012年天朝亲美主流自由派全面拥抱和谐统治阶级内斗的各个集团、共同维稳。美帝阵营这些举动加强了对各国劳动人民的压迫，但是否整合成功还有一些重大变数（例如今年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咄咄逼人、近年来日本越发膨胀的军国主义企图），这些重大变数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引发局部战争，并对相关国家的阶级斗争产生重大影响。 （前两点，参见我两年前的《2011国内十大阶斗事件与第三次世界革命的开端》http://t.cn/Rv2uJnA。第三点，我2012年10月定稿的《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如何统治世界》http://t.cn/zlm7kYH只是论证了基本格局，并未详加分析近些年这一格局受到的挑战，只在第五节附带提及） 但我至今仍然认为，国际革命事变与中国的阶级斗争的联系还是很微弱的，只是中国与突尼斯和埃及有同样严重的冲突根源（如低工资、高失业率、警察专制压迫、工人斗争不断被打压、城市贫民及小生意人生存被排挤等等）。在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时，需要分开来谈，但也要注意本质上的联系。 关于国内形势，我仍认为目前是越来越趋近于革命，第一波全国群众激化应该就是未来数年之内的事。但我想没有必要再预计具体时间，因为这个很难把握，也并非革命的关键问题。很多人还记得，我在2012年3月对“革命迫近”做了一个长篇分析报告http://t.cn/zOSbpaY（或翻墙搜索“革命形势迫近与未来两年爆发点预计”），预计是2012-14年会发生全国群众风起云涌这样的重大事变。今年就是201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公开预测今年会发生重大变局，而许多人在2012年时还在嘲笑我的判断。但我还是没有把握。对那篇报告，我其实早有所反思（2013年末我开始反思，但搁着没写完），现在就尽量简要说说几个没有预料到或误判的地方吧： 其一，我没有料到2012年3月统治阶级分裂之后，经过激烈斗争、讨价还价和勉强做戏，却还能暂时恢复形式上的统一（标志是2013年9月天朝审薄的成功）。同时，十8大以来的新政权在否定薄的同时，实质上吸收发扬了薄的一些改良政策，暂时笼络到了更多的小资产阶级（所谓中产阶层）的青睐和国内外大资本的一致支持。尽管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没有根本愈合、只是转入激烈的暗斗，但随着18届3中全会的空前极权集中，统治阶级还是重新恢复了内部团结。 当时我也没有料到会有那么多（应该说是绝大多数）海内外自由派会倒向统治阶级的怀抱，我也没有预料到连红中网这样的昔日主流毛左都追随污油之香集体卷入了统治阶级内斗。可以说我低估了天朝资本统治阶级的自我愈合能力，也没有估计到各大帝国主义及资本强国的联合早已经开始了（即我上述对世界大势看法第3点）。 其二，2012年以来中国总体经济没有发生大的下滑，国家用更加巨大的信贷投资规模，暂时稳住了经济。但是这其中隐含着比过去更为巨大的风险，2013年春夏以来统治阶级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以2013秋的18届3中全会为标志，统治阶级决心全面市场化来扭转经济颓势，得到了国内外大资产阶级的高度赞许，但经济格局将如何变化，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酝酿和观察，来年还要重新评估。 其三，我在估计革命爆发时点的时候，高估了工农斗争尤其是工人罢工潮本身的作用，而没有认识到单单是工人罢工潮，仍不足以激发革命事变。导致我这一误判的原因，应该是我对群众革命的认识和理论水平不足，但也有一个背景因素，就是我写那篇报告的背景——2011年秋至2012年春夏，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罢工浪潮，这是2010年以来的第二轮更大规模的全国罢工潮，其中包括2011年末发生的乌坎村民抗争及其激发的西南地区两场上万国企工人的大罢工、堵路事件。当时的情况让我倾向认为，仅是工农斗争也有可能激发全国广泛的斗争浪潮。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新的重要思考：目前水平的工农斗争不会单独激发革命，而需要有诸如争取基本自由权利的民权运动或某种学运作为先头部队，就像小贩的自焚点燃突尼斯革命那样，才会爆发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但这一运动要取得决定性的展开和深化，就必须尽快有工农起来斗争，尤其是工人的大范围罢工、占厂并组织起来的广泛自发运动；最终，革命运动能走多远，基本上就取决于工人及其组织能走多远。工人与学生、各界广大民众团结起来的关键，就在于共同争取基本自由权利。 当前形势决定了革命派的核心任务还是为不久将来的革命运动做准备，但我不主张“唤醒人们起来革命”，而应该设法支持已经存在的积极工人的斗争，并且支持将来觉醒的革命工人的斗争。怎么个支持法？不仅仅只是去联名声援、联系媒体、吆喝几篇文章，也不是一进工厂就急功近利地到处鼓动不切实际的斗争，而是去深入研究目前工人已有的斗争，帮助工人总结传播已有斗争经验教训，帮助工人发展自己的斗争能力，促进工人组织起来，提升工人的团结和斗争思想。对于更长远的社会革命运动，发掘、译介、整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进行研究、思考和讨论，关注埃及和欧洲等国的群众运动，理论联系实际地研究工运、革命、阶斗领域的各大重要课题。 作为对集体出路的回答，我仍然抬出2012年3月那篇报告所说的三条：促成民众团结阵线；争取革命工人运动；促进先锋核心人群。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像促成民众团结阵线这种政治活动家的事，我暂时做不了；我也暂时不会是促进先锋核心人群的合格人选；对于民众团结和先锋核心，如果有的话，我可以尽量参与、帮推一把；工运的实务我其实也做不了多少，但我主张研究和投入当前的工人改良斗争，从中探索革命工运的方向和可能。只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和角色，虽然不指望有多大作用，但还是可以做很多事、为这个事业打地基的工作添砖加瓦的。 4、我愿承认近几年来广东的工会改革努力和平西王的重庆模式，都包含着一些改良的企图、多少也有一点改良的效果，但是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用改良加固、延缓资本主义统治，却远不代表他们会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说。 从根本的层次来说，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的重要领导人物，与国家本身一样，其性质都稳定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不稳定只在于诸如改良/镇压策略这样的统治方式上可能会有较大的摆动，或者从一个资本集团转向另一个资本集团。马列的国家学说都坚决反对把政权作为超阶级的工具。除非发生革命战争，地方政权被工农武装占领；或者爆发全国革命运动、大批工人阶级武装起来准备起义，某些上层军官将领可能投诚革命人民阵营；此外，在没有革命运动压力下，根本不可能有上层人物或地方政权会转向劳动人民立场。 从具体的层次来说，近几年来的这些改良，其实主要只是有利于一般市民的生活（例如重庆的廉租房和户籍改革）或小资产者、政府职员阶层（例如重庆的地票交易、鼓励中小企业以及广东工会改革只是给工会职员多增加了一些饭票），却并没有真正改良工人抗争维权的环境，反而还更加恶化了工农抗争的条件。我早在2012年3月平西王还十分得意时就公开指出，重庆模式的确有一点改良，但其出发点和依赖国家专制机器的方式，都是在压制工农抗争（http://t.cn/zOfWcm2）。另外我早在2012年9月也指出广东的官方工会改良只是作秀，也抗议当局打压深圳十余劳工NGO的恶行，在新青年编有资料专辑（http://t.cn/RvZySbD），我在2012-13年对广东工会大肆炒作的深圳欧姆工会这一典型样板戏个案也做了追踪和分析，亦可佐证我的上述基本判断（http://t.cn/zW47Xx4）。 5、两种改良；对改良与改良主义的区分 在当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有两种社会改良方式：一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良，施以物质利益与法律权利，一是被统治阶级自下而上地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改善自己处境。 我认为革命派对于一切改良——只要真正是改良（不是打着改良名义的改恶），就应该照单全收，不要因为是统治阶级做出的改良，就不屑一顾、故作蔑视；但是不能指望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良就是社会出路，还是得立足被统治阶级自下而上的斗争。没有被统治阶级的斗争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统治阶级也不会做出改良，或者即使有改良措施也难以自动生效，还是要靠被统治者主动的努力。 革命与改良并不矛盾；革命只与改良主义矛盾。改良只是一种实践，而改良主义是社会改造的一种思路。改良主义是指不根本改变原有阶级统治和所有制，通过劳资合作和谐共处，改善社会。而社会改良的本意，只不过是把社会改得更好些。从这个意义说，革命才意味着彻底的改良。但是革命意味着：只有打破原有的阶级统治和资本家所有制，才可能彻底地改良。但是，革命派与改良主义派有必要在工人运动-阶级斗争实践中有一定的交流沟通和技术合作，以共同对付向工人进攻的资本家及其背后的官府爪牙。革命派用自己独立的实践方式，区别于改良主义派的路线，并且用适当方式对改良派进行批判（所谓适当方式至少包括：不影响战斗中的工人队伍的团结、避免统治阶级借以分化打击工人、让一切想了解分歧的工人和青年都能看到）。 主流左派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有代表性的是乌有之乡、红色中国网、搅屎棍之流）唱着革命的高调，反对工人争取基本抗争权利（比如罢工权、工会权和集体谈判权）和基本自由权利，把改良主义派一概视为死敌。这些人其实都是变相破坏工人斗争的维稳左派。（参见我的《从工人改良斗争到工人革命》http://t.cn/Rv2C3MT。我对红中网编辑李民骐的回应http://t.cn/Rv2CTE5）还有一些“极左经济主义托派分子”也反对争取罢工权利，并有其精细的理由，我也做过一一驳斥，并揭露其为和谐维稳的客观本质（即使他主观上没有这样的想法，主观上可能无比革命，但客观实质就是这样）。参见我去年6月写的《一并回应罢工权问题的极左批评》http://t.cn/Rv2WUWN 6、对六4的看法和主张。 以六4事件为标志的1989年民//主//运动，虽然遭到了惨烈的失败，却毫无疑问是一次人民大众反资本复辟（官倒）、反专制和争取民主权利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运动最后时也出现了具有革命意味的因素（参见香港先驱社当年的系列政论，以及李星2004年谈六4群众运动的政论）。当然，这场运动虽有其他领导势力，但大部分有组织的核心力量是被亲美亲西方的泛自由派知识精英们所主导，不过这不能削减人民在运动中争取基本自由权利、民主权利的正当性，也不能抹杀运动具有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性质（矛头公开指向“官倒”，即当时刚开始死灰复燃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 六4既与1968捷克布拉格之春、1976天安/门/广/场事件类似，是官僚化的工人阶级国家的民众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更是从官僚社会主义转向官僚资本主义的一个政治标志，从那几年开始，时代社会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蜕变。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时代正式拉开帷幕。作为这个时代的起点，6四仍然是当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不久将来再度兴起的人民革命中，这个远未清算的问题还将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重大一环。因此我认为，对六4的看法，也是识别当代现实政治立场的重要指标。 很多自由派和民主派以及少数左派都要求“/平///fan/6///四”。我认为官僚资产阶级政权本来就没有资格为人民革命反抗事件进行“ping反”。人民的要求应该是“清/算/六///4”，公开清算那些人物和各项罪恶，并以此教育人民的反抗精神和团结精神，防止任何统治集团如此杀戮民众。 这里我也简单总结一下六4失败的最重要几个原因：1/当时人民对统治集团及其军队普遍的浓厚的政治幻想，这恐怕也是先驱社阿向同志1990年回顾反思的89年5月底群众没有策略性的撤退的思想根源； 2/工人阶级缺席，部分因为领导运动的知识精英对工人怀有深深的偏见（根据刘宇凡在一篇书评中提出的观点，我认为是过去“运动群众”包括文革出现的大量丑恶现象，导致了知识分子对工人的幻灭情绪），到5月才开始有工人自发加入，但刽子手笑贫下手更快； 3/缺乏有组织的武装意识，缺乏有意识、有系统地争取军队明确站在自己一边（其实这在客观上是完全可能的，当时京畿部队已经中立了），这种意识缺乏也是因为浓浓的政治幻想。 7、如果从全国阶级斗争的角度考虑，有三大方面问题最重要：包括提高工资、同工同酬和历史欠账在内的基本劳动权益问题；争取言论新闻出版、罢工、结社等基本自由权利问题；确保农民生存权的土地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很多重大现实问题，但我认为这三方面问题是最普遍也最要命的，最能激发大多数人民的共鸣，也是目前引发矛盾和抗争最激烈也最广泛的三方面问题。 这三大问题——基本劳动权益、基本自由权利、农民土地权利——看起来分别对应着某一种社会运动，但其实每一种社会运动（无论工运、民运、农运）在资本主义框架下都不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只有在社会革命的进程中才能解决。但革命并不是一下子爆发、然后一下子就胜利的，关键取决于群众的觉悟和组织力量，这些又要通过为争取各项重大改良利益（比如要求体面工资、同工同酬、劳工三权、言论出版新闻自由、落实村民自治、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收益等）的斗争，逐步积累起来，直到群众有足够的力量和觉悟，在社会变革的历史机遇到来时，实现社会的转变。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不断革命论——各项重大改良都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并且由一系列重要诉求连结成某种“过渡纲领”，帮助群众在矛盾和斗争日益激化时步步走向革命。 8、从今天的工人运动到不久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目标可以归结为一个概念：工人民主 可以从小到大三个层面来谈“工人民主”的内涵和意义： 1）对于今天的工人运动来说，“工人民主”意味着发展战斗性的工人自主工会和其他劳工组织，意味着争取工人和广大民众的言论出版自由、罢工权、游行集会权等基本自由权利。这样又使得工人运动与其他广泛的群众斗争连结起来。 2）对于不久将来的群众激化形势来说，“工人民主”意味着趁机壮大发展工会、工厂委员会、罢工联合会和工人代表会等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从中发展出工人能够干预运作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的能力和权力。甚至以此锻炼将来接管政权的胆识和能力。（1920年代江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5-26年省港罢工委员会都有这种性质） 3）对于将来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工人民主”意味着使广泛的工人群众组织成为全社会的基础，强有力地和灵活地监督、约束、支持无产阶级政权，并且确保工人职员从工作场所到社会生活都真正参与和决定大小事务，持久地维护和提升自己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最有力地防止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腐化蜕变工人阶级的国家，最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9、争取基本自由权利；区隔自由派。对于某轮：支持其争取存在权利的斗争，反对其教义。 革命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一切人民群体争取基本自由权利的一切斗争，尤其应该支持劳动者争取基本自由权利的斗争。但这不意味着支持所有争取基本自由权利的派别。在中国，争取基本自由权利的主流势力是自由派，但这并不意味着争取基本自由权利就是自由主义者的专利。左翼更应争取基本自由权利。那种对待争取基本自由权利的双重标准——只争取“工人阶级的”或“左派的”基本自由权利，却冷对其他民众其他政治流派的基本自由权利，甚至在后者遭到国家打压时落井下石的主张，都是虚伪的，落井下石者更是充当了官僚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凶，已经丧失无产阶级的立场了。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怀有右派思想的工人是否也有自由表达和组织起来的权利？许多毛派可能会认为右派工人不配拥有自由权利；但我认为，要让工人摆脱右派思想，需要结合阶级政治实践并基于充分自由的思想政治斗争，用限制甚至禁止自由权利的方式，不仅愚蠢，还很怯懦，更是反对工人应有权利、遏制工人自我解放的错误有害主张（说到底，那些反对右派工人的自由权利的人，实质是根本不相信工人能够通过自主斗争和自我教育摆脱错误思想，他们觉得没有了他们那些革命先知的一手包办、工人在充分自由情况下一定会走上邪路，所以他们对工人沾染了错误思想怕得要死）。 革命社会主义者应该争取基本自由权利，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这些自由与工人民主的核心目标息息相关。不论是在工人反抗资本的革命斗争中，还是将来工人建立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民主生活中，劳动大众广泛而充分的基本自由权利，都是使工人掌握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好的社会地位和提升阶级觉悟的有利条件。那些打着革命幌子反对人民争取基本自由权利的人，其中有毛派也有托派，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扮演了维稳左派的角色，只不过打着十分激进的幌子罢了。我在2013年初为南周记者争取言论新闻自由斗争辩护的文章中，更为详细地阐述了上述观点http://t.cn/zY4X2tK。 关于某轮，我知道有很多自由主义者都反感它，因为它的宗教迷信色彩（有的人认为它连宗教都算不上，只是胡拼乱凑的伪科学和迷信大杂烩）。但一个无神论者应当知道，不管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世界四大宗教，还是各种迷信、“新时代宗教”和其他怪力乱神，基本都是唯心主义、非科学或伪科学的东西（少数古老的宗教是无神论和非个人崇拜的，这里略谈）。所以我把某轮看做各种宗教的一种，是具有鲜明自由派政治主张的一种“新时代宗教”，通过持续努力某轮近数年已俨然成为海外自由派的主要团体之一。因此，无论其作为自由派政治团体的基本自由权利，还是其作为一种宗教的基本自由权利，都应该得到承认；我同情和支持它们为自己的基本自由权利所做的抗争。就我个人来说，甚至还是有些欣赏的——2005年我因为参与工人抗争被抓进局子时，从一些牢友口中得知其他监舍有某轮成员，非常坚决，拒绝写悔过书，说实在的我虽然不赞同这种教条的方式，但很佩服他们为其信仰坚持的精神的。（如果革命派被捕时应该怎么办？建议参考根叔的意见http://t.cn/Rv2RSAL ）。 但我明显反对一切有神论的、非科学和伪科学的宗教，并且任何宗教都不能与政府、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也坚决反对强制拉人、像传销那样的宗教传播方式（如果有强迫他人信教的情况，应该予以打击）。政教分离、宗教与学校教育分离是最基本的民主要求，也是确保社会大众走向科学文明的必要条件。新的社会只用宣布宗教完全是私人生活的事、确保其基本自由权利，更应该积极宣传科学和民主，更应该通过社会变革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使有神论的非科学的宗教没有市场，包括：创办广泛的优质廉价的人民医疗卫生条件，让那些怪力乱神的江湖医生绝迹；确保全民就业、每个劳动者都有让家庭体面尊严生活的收入和有保障的福利，让大众通过广泛的工人民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再指望靠上帝、真主、佛陀来保佑自己的富足和安定；建立和维护人人都自由发挥主动自治精神、集体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社会氛围，让那些传播神灵福音的教义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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