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费是巨大的犯罪——重庆人民大会堂 （韩林）

重庆人民大会堂本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51年4月筹建西南军政大会堂，当时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同时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还是西南地区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建大会堂的钱当然由邓小平批准，计划应该也是他提出的。贺龙反对建“大屋顶”。全国建大屋顶也是在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期间。

在一部世界上久负盛名、世界公认学术价 值极高的建筑文化理论经典著作《比较建筑史》(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与伦敦大学编印，1987年第19版精装本)中，重庆人民大礼堂在被收录的1949年后建成的新中国43项著名建筑中排列第二位。重庆人民大礼堂不仅早就在世界建筑史上享有盛名，而且至今仍然是重庆最具吸引力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重庆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51年4月筹建西南军政大会堂，要求建成能容纳5 000人左右集会或盛大演出的大型公共建筑。同年7月在5个方案中选定由张家德建筑师彩绘的初步设计。该建筑设计采用中国传统的民族形式，礼堂大厅屋面造型仿北京天坛祈年殿，不同之处在于设计了角钢网壳外附加木屋架做成琉璃瓦屋面。结构设计采用152英尺(46．33米)大跨度直径钢结构穹顶置于现浇钢筋砼楼柱上，在高为55米的大厅中间没有一根柱子；作为南北两翼配楼的两对塔式四角亭和八角亭也采用钢筋砼结构及琉璃瓦屋面装饰，有些部位作成砖木结构；仿天坛的36根红柱及配楼走廊的部分红柱，用板条包成；中心大厅人口处门楼，仿天安门造型。

整个工程全部交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直接领导组建的设计施工队伍。在西南军区工兵营200多人用风钻及推土机削平一个山头之后(共处理土石方30余万立方米)，1952年5月开挖地基，施工人数高峰时达1 700多人，另有各方面组织的人员参加义务劳动。 （韩按：这些人工若按工资成本计入造价要增加多少钱？）

工程于1954年4月全面竣工。因后期资金不足，工程规模比原设计的2．5万平方米略有缩减，实际安置座位4 503个。礼堂投入使用时，定名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1955年西南大区撤销后，改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是重庆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市政建设方面的经典之作。该工程不仅以高达600亿元(解放初期币值)的造价、25 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240元1平方米），成为当时重庆市政的第一建设项目；而且更以其恢弘气势和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享誉中外建筑史册。1954年竣工后，即成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行政委员会和重庆市众多大型集会和活动的主要场所，至今仍发挥着集会、娱乐的重要作用，并成为重庆市最为著名的人文景观。随着时代的变迁，1959年，对大礼堂进行首次维修，1978年进行了比较全面彻底的大修，基本上恢复了 “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

大礼堂天坛式屋面的宝顶最初采用木料贴金箔（韩按：宝顶原帖金箔26万张）的工艺方式处理，1969年换成铜皮，20世纪80年代改为在宝顶外沿镶贴金黄色弧形缸砖。2006年8月重修翻新——2007年5月竣工，耗资7000万元

相关资料：

张其华《陈嘉庚在归来的岁月里》68页，陈嘉庚“看了正在兴建可容5万观众的现代化体育场和有4576座位，当时全国最大的西南大礼堂。但对这个礼堂，嘉庚先生提了几条意见。墙壁大理石花纹没对好，杂乱无章，欲巧反拙；布帘用电钮，有一吨重；晒台走廊水泥铺底，没有一定斜度，下雨积水不消；油漆才二年就已退色；栏杆、水磨砖已裂；堂皇大礼堂，两边做招待所不适合。

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 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同时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分别统筹进军西南和管理建设西南的党政军工作。 　中共中央西南局，是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机关，对西南的重庆和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一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实行全面领导。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中共中央西南局进入重庆办公。  西南局 撤销于1954年12月。

邓小平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还是西南地区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2年8月，邓小平被调派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家也住进了中南海。此时，他还作为经济专家进入了国家计划委员会，1953年2月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小平又担任了1年的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1954年4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4年还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选举法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邓小平是唯一进入这3个委员会的领导。　1954年发生了“高饶事件”，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的调查，在4月接管了饶漱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在同年9月15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薄一波：往事追寻忆贺龙（来源：人民日报 1989.03.09 第6版）

（七）关于制止盖“大屋顶”。三年经济恢复之后，国家转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这时，一些地方开始出现讲排场、摆阔气、追求豪华、铺张浪费的风气。比如，在房屋建造上，北京、长春、西安、重庆、鞍山等地，兴起了一股盖“大屋顶”楼房的风。所谓“大屋顶”，就是在现代建筑上加一个宫殿式的屋顶。诚然，建筑师们设计出这种房子，是属于建筑艺术和风格上的一个流派，无可厚非。有条件时，在一些公共场合适当地修建一些，也未尝不可。问题是片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顾经济条件是否允许，也不看是否适用，普遍推行，什么房子都这么盖，就不免有些荒唐了。记得当时北京市就修建了３９座“大屋顶”楼房，浪费惊人。长春地质学院修建一个“地质宫”，盘龙华表，雕梁画栋，造价竟超出预算指标５０％。北京三里河建“四部一会”大楼，也要仿效。我说，这种屋顶只能给飞鸟看，多花许多钱，还有一层楼不能使用。由于李富春同志和我的干预，才取消了国家计委大楼盖“大屋顶”的计划，此事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支持。我当时是全国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同志要我以中央的名义立即通令各地，迅速煞住盖“大屋顶”的风。对此贺龙同志是非常拥护的。他说，中央的决定很正确，我们要坚决执行，没有任何条件可讲，谁不执行就唯谁是问！他还亲自布置《四川日报》发表文章，广泛加以宣传。贺龙同志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历尽沧桑，深知创业维艰，处处自奉俭约，他如此坚决地反对铺张浪费，乃是很自然的。那次盖“大屋顶”的风，所以能很快煞住，一是中央发现及时，纠正的决策果断，二是各地行动一致，能做到令行禁止。我想，这也是垂鉴于后的一个成功经验。所谓“歪风不可长！”这是大家都懂得的。然“止风”之道，应在刚起“青萍之末”而未及弥漫之时。这一点不可不察。

　　追寻往事，意在前瞻。不忘记谢世斯人的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从中获取教益，励志前行，更好地开拓社会主义的未来事业，这应是我们对贺龙同志和所有革命先辈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