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化”:两个子过程的耦合上边,我们看到了主流文明中两个重要的子过程:资本积累过程和劳动者无产阶级化过程。这两个子过程相互耦合,维持着主流文明的生命力。 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化过程为资本积累过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力,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资本积累过程对廉价劳力的需求,推动政权机器去瓦解传统社会,强行推进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化。在这方面,主流文明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在英国是“圈地运动”和“羊吃人”,在俄国是农奴“解放”,在美国是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在中国则是“农民工”。单独观察,这些案例差异极大,几无共性。但它们有共同的内核:传统社会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而这源自资本积累过程的需求。事实上,这两个子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单独进行,它们是同一个人的两条腿,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需要指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中的“产”,应指生产资料。所谓“无产阶级”强调的不是“赤贫”,而是指这个群体的成员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唯一的生计是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出卖劳力,为其创造“资产性收入”,以获取“工资性收入”。当社会成员的主体演化为无产阶级时,他们的就业状况就直接决定了社会安定与否。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席卷了全部生产资料的有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安危,不得不关注无产阶级的就业状况。当无法使无产阶级充分就业时,有产阶级的政府不得不靠社会保障体系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否者,走投无路的无产者们势将危及有产者的“社稷”。 所谓“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就是这两个子过程的演进中走在前列的国家。它造成的上述国内态势,迫使其不得不从外部获取利润与资源,以保障内部的“和谐”,结果导致了恩格斯观察到的“日益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 这两子个过程的耦合演进,其外在表象就是“殖民主义”与“全球化”,它将地球区分为不同的地域,发达国家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顶层,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层,是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舞台。于是人们在发达国家看到富足、文雅、法制、和谐,而在发展中国家看到贫困、野蛮、混乱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可见,在主流文明中,重大的社会动荡与革命发生在发展中地区而非发达地区,是必然的。 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过程必然导致货币发行量的增长速度超过可交易财富的增长速度。长此以往,货币对应的可交易财富越来越稀薄,终将导致货币制度的崩溃。幸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实施“外向型经济”,不得不以发达国家的货币结算。结果发达国家的货币覆盖范围超出国界,缓解了货币贬值的压力。这其实是靠印钞票换取别人的可交易财富,于是人们看到,低廉的“made in china”使滥发钞票的美国可以长期保持低通胀。 由此我们看到,“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化”这两个子过程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这两个子过程的耦合,恰如DNA的双螺旋结构。而这样的基因,决定了当代主流文明在地域上的基本特征----扩张。(见图4.125)
图4.125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基因结构
4.2 演化、尽头、突变前引杰文斯的观察展示了当时全球主流文明的图景:英国是主流文明的“卧室”,它靠来自广大地区的资源供养。这些地区,既有大英帝国的领地如印度、北美、澳洲,也有俄罗斯这样的力图“崛起”的国家,还有中国这样的被两次鸦片战争打得晕头转向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主流文明”中,扮演着粮田、牧场、厨房乃至厕所的角色。文明的大英帝国绅士,无师自通地领会了孟子的教诲“是以君子远庖厨”,将一切肮脏、残忍的作业都放到了这样的地区。 在同一枚铜钱的另一面,不得不实施资源净输出的广大地区,其上层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要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源,以实现自己的“原始积累”,为自己的“崛起”准备条件,于是不得不严酷地压榨本国劳动者。可见“发达国家”阶级关系缓和,以周边国家社会矛盾激化为代价。所以,当年是在俄国而非英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是中国而非日本爆发了辛亥革命和随后一个世纪的战乱;是德国而非法国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并力图向外扩张,同“发达国家”争夺“生存空间”。 这样的现实,展示了全球经济的核心--边缘结构,引导一批学者,如布罗代尔、阿明、沃勒斯坦、弗兰克、彭慕兰、阿锐基等,从地区间对比展开分析。然而,前述杰文斯看到的格局绝非永恒的,它不过是一个长期膨胀过程中的一个断面。研究现代文明史的多数学者,倾向于将这一过程回溯到15世纪的意大利西北海岸利古里亚地区的独立城邦----热那亚共和国。 扩张与转移意大利学者阿锐基,基于对历史的分析,将主流文明的扩张分为4个阶段: 以热那亚共和国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350年起步到1630年终止,共经历280年; 以荷兰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560年起步到1780年终止,共经历220年; 以英国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760年起步到1930年终止,共经历170年; 以美国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870年至今尚未结束。 两个相邻阶段有部分时间重叠,表现出两个霸权间的竞争。总的趋势是,扩张速度越来越快。(见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 史实告诉我们,当今主流文明不是上帝或圣哲设计出的永动机,只要遵循其普世价值就可以永远运转下去,就可以包容全人类。相反,它是一个历史过程。从热那亚时代开始,短短500年间,经过4次蜕皮,演化到今天的“美国世纪”。主流文明每一次蜕皮,都开创了更大的扩张空间。作为代价,则抛弃了许多造就过去辉煌的因素,因此,显得与上一个世代面目全非。 500年来主流文明一以贯之,绝无改变的,是资本积累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主流文明的核心特征就是:瓦解传统社会,使社会成员一步步无产阶级化,为资本积累提供利润。 将传统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既用了资本家引以为自豪的经济手段,也用了他们避讳不言的政治手段。所谓“国家(或城市)竞争力指标”,其实就是引导政府为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的指标;所谓议会民主,盘点一下议会成员的构成与主张,就不难明白,它其实是哈耶克的“财富控制权力”。将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更用了赤裸裸的暴力手段:从热那亚时代的海盗商人,到商业性的黑奴贸易,到发动鸦片战争的东印度公司,直到今天搞得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世界霸权。不使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使传统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不可想象的。 起源于1500年的这一主流文明,到了今天是什么态势? 图4.126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绘制的世界夜景地图。夜间灯光的强弱,无疑标志着该地区在主流文明中的地位。将上述各阶段的霸权中心标在世界夜景地图上,可见它们至今都是最繁华的区域。随着主流文明的扩张,其核心区从地中海北岸转移到英吉利海峡两岸,再转移到北大西洋两岸。不少学者预言,下一步的转移轨迹是太平洋两岸,从图上看,美国的西海岸和东亚地区是仅次于北大西洋两岸的强光区,似乎在印证这一预言。
图4.126:世界夜景地图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绘制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美、中、加、意、英、荷、韩、墨等八国学者携手研究完成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5-2006)》,报道称:这也是第一部《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报告评估了全球11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所着眼的视角包括人才、企业、生活环境、商务环境、社会环境、产业、城市规模、质量、效率、增长、就业、结构、效益等等。可见它本质上是资本选择落脚地的视角。 注意到现代主流文明由城市诞生,它发端于500年前地中海北岸的城邦国家,资本以城市为“据点”向外扩张。各地区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反映的,其实是“资本按自己的面貌改变世界”的程度。将上述报告中的110个城市按各大区汇总排序,得出表4.15: 表4.15:各大区城市综合竞争力
可见,欧美之外,中国和东北亚是累计综合竞争力指数最高的地区,亦即被资本按自己面貌改造得最彻底的地区。 “中国世纪”? 这样的态势,在媒体上引发了“中国崛起类似于美国崛起”,21世纪会不会是“中国世纪”?之类的讨论。新华出版社推出了«中国世纪»一书(刘涛2010-10-1),书中称: “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中国人的身影遍布赞比亚的铜矿、亚马逊的森林和平原、马达加斯加的玉米田、尼日利亚的油田: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中国投资者的身影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中国的私人投资者购下德国的飞机场;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美国伊利洛伊州期待中国投资者来拯救该州摇摇欲坠的财政收支、并期待中国投资者来参与美国的基础建设;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根据银行市值全球十大银行的前五名居然有四个位置为中国银行所占据,中国的力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力量.而是拉动世界能源市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引导世界经济发展的世界性力量。” 这里分明显示出与前引杰文斯类似的气势。书中,刘涛开宗明义,引证西方研究霸权问题的权威学者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西方也有杰出的战略家、社会政治理论家,比如说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亨廷顿、基辛格、海尔穆特•施米特等,他们或是从客观现实的分析性模式,或是从社会政治理论模式出发,或以赞赏的眼光,或从威胁的角度谆谆告诫西方世界:中国必将崛起。” 基于此,刘涛激情地呼唤: “无论西方怎么看待我们,富裕强大起来的中国,必须从今天开始,拿起调色板和水彩笔来绘制未来中国和未来世界的蓝图,我真心希望看到80后和90后的青年们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在教室里、街道上、操场上讨论未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哪怕多一些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也要少一些世故和胆怯。” 中国能否像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崛起一样,掀开类似于“美国世纪”的“中国世纪”?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主流文明这一扩张过程,是否还有扩张空间? 如今,“美国世纪”似乎正在走向晚期,从“资本积累”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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