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第四编 “接轨”观察 第四章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基因

　　2007年引爆的次贷危机，终于发展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驱使西方学界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视角。中国力图“与国际接轨”三十年，统计数据却清晰地展示出四大失衡持续扩大。这不过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实证。

　　基于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体势将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从而发出了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必将为一个公有制的社会所取代。而这样的社会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度发生。然而，巴黎公社之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也没发生马克思预言的革命，资本主义在这里反而显得生机勃勃，以至于70-80年代，中国一批老共产党员感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这就是我们走向“接轨”之途的时代背景。

　　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时，唯一能做的是检验、修改理论，而不是像茅于轼那样怀疑、否认现实。其实这个挑战早在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时代就出现了。

　　马克思理论在历史上遇到过一个悖论：理论上最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国家—西欧、北美，均未爆发这样的革命。相反这里成为第二国际的市场，面对帝国主义战争，那里的工人阶级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加入本国军队，充当各国资产阶级的炮灰而相互厮杀。

　　在理论上基本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俄国和中国，大学者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基于正统的马克思理论，都怀疑本国能否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现实是，正是在俄国和中国爆发了二十世纪最为暴烈，也最具历史影响力的革命。

　　是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错了吗?显然不是。那马克思理论的缺陷在那里?当今主流文明生命力的基础在那里?

　　4.1 “无产阶级化”过程

　　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显示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从地域视角看，马克思最为人熟知，也最深刻的论述可能在«共产党宣言» 中：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对于当今风靡一时的“全球化”，很难有比这更准确、更深刻的表述。可见马克思在地域方面看到的是“趋同”。这使他的分析里缺乏对区域差异的关注。他的分析隐含地假设关键性的矛盾都在一个同质区域的内部。

　　马克思理论的视角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商品与货币、需求与产能、资本与劳动等概念张成。在这个理论空间中，前述资本积累过程造成了关键性的矛盾--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间的矛盾，它势将引起社会革命，因为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视角看，发达国家实现了最彻底的阶级分化，生产资料已经高度社会化，并主要掌握在极少数富豪手中，绝大多数人口掌握的生产资料与大资本相比微不足道。然而，这里的无产阶级生活水平远高于周边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同样从事简单劳动，他们的收入是周边国家同等劳力的数倍到数十倍，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强度受到了法律的限制，他们享受的社会保障，则是周边国家同行不敢想象的。称资本利润来自他们的剩余劳动，实在缺乏说服力。而事实上，全球资本在迅速积累，那这积累的源头何在?谁为资本提供了利润?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十年后全球的区域差异及其社会影响就进入了恩格斯的视野。1858年，恩格斯在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这时的英国是主流文明的核心区，而在恩格斯的眼中，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民族”，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这一分析视角随后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主要被视为革命实践家，但在对当代主流文明的认识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绝对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将区域差异的视角带入了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学术价值远高于普列汉诺夫。

　　恩格斯和列宁开辟的视角提示人们，必须同时观察与资本积累过程伴生的另一个过程—传统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英国：从“羊吃人”到“剥削全世界的民族”

　　十五、十六世纪是现代主流文明在英国发育的时代，那时英国、尼德蓝(荷兰)等国的毛织业很繁荣。毛纺与养羊成了利润丰厚的行当。英国的地主纷纷用篱笆圈地放羊，被圈的既有地主自己的土地，也有公共的土地和农民的土地。这就是著名的“圈地运动”，它瓦解传统的社会结构，破坏家庭手工业，开启了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被从传统社会结构中抛出的人们成了流浪汉。政府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

　　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学徒，当苦役。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汉。这个野蛮的过程为毛纺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力，也造成了英国工人悲惨的处境。这一过程被史学家称为“羊吃人”，于是有了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写的悲惨景象。正是他们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利润来源。

　　然而，到1892年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译文写序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对此，恩格斯分析道：“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他已经意识到，导致英国工人阶级地位改善的，是外部因素。当今主流经济学奠基人之一，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这样描述1865年的英国：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奥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The Coal Question -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出版社：London: Macmillan and Co.，第一次出版时间 1866年)

　　这时英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已经完成，英国已经确立了自己在现代主流文明中的霸权地位，在全球产业链中已经占据了丰饶的“利润池”，其利润来源地已经分布于如此广阔的地域。著名的“英国绅士风度”和英国无产阶级地位的改善，均建立在这个“利润池”之上。当考茨基向恩格斯询问英国工人的政治态度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 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而这一切的背面，是“不发达地区”的资源外流、人民处境恶化、社会矛盾激化。历史告诉我们，在英国的案例中，真正提供利润源的，是正处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国外社会成员。一旦国内的无产阶级化完成，其利润源就主要依赖“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亦即依赖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杰文斯告诉我们，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

　　俄罗斯：从“解放”到“勃列日涅夫主义”

　　俄罗斯步入现代主流文明，是从彼得大帝的“解放”(1861年)开始。此前的俄罗斯在当时的主流文明眼中，是一个落后甚至野蛮的国度。这不但是西欧各国的看法，也是俄罗斯内部很多精英人士看法。于是有了斯拉夫派与西化派的争论。结果西化派取胜，彼得大帝启动了全面西化的潮流。罗曼诺夫王朝以“解放”的名义，用暴力摧毁了本土的基层社会结构--农村公社，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必需的“要素”—廉价的土地和失去生计的劳力。从彼得大帝的“解放”，到斯托雷平的“改革”(1907——1914)，在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

　　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亿卢布，1911--1913年就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以多得5亿多卢布，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与此同时国内饥饿与失业蔓延，俄国农民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回顾前引杰文斯的话，可见俄罗斯平民百姓同时供养着两类“掠食动物”本国资本家和“发达国家”。正是俄罗斯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为本国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利润源。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马克思的后继者中，最激进的派别在俄罗斯获得了发育壮大的土壤，而“发达国家”则成了第二国际的温床。

　　在“发达国家”的遏制下，俄罗斯未能步英国的后尘，及时占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获取外部利润，缓解内部矛盾。结果内部矛盾激化，导致了1904—1906年和1917年的革命。此后的苏联面对同样的难题，于是将“社会主义阵营”视为自己的外部利润源，提出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排除其意识形态色彩，可以看出，这与当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异曲同工。与之相比，为达到同一目的，“全球化”理论更有学术味，显得更文雅，更“道德”，因而更易于达到其目的。而“勃列日涅夫主义”则以其粗鄙、霸道而遭人痛恨，并立刻被指为“社会帝国主义”。

　　俄罗斯的案例告诉我们，传统社会瓦解，其劳动者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资本利润的主要来源，一旦国内无产阶级化完成，资本就不得不在外部寻求利润源，并出让一部分外来利润安抚本国无产阶级。否者矛盾重重积累的社会将必面对二择一的局面：或者靠暴力压制维持稳定，或者社会冲突爆发摧毁现有结构。而且，这两个局面将会相互转换。暴力维稳，不能化解矛盾，只能使内应力急速积累，早晚冲破压制力，导致社会冲突公开爆发;而社会冲突公开爆发，造成人命伤亡和财产毁灭，使资本更无力占有全球产业链的上层，更无可能获得外部利润来源，相反一个孱弱的国度，是发达国家掠夺的绝佳对象，于是内部矛盾将再次积累，只有暴力方可“维稳”，于是“今天的你我，只好重复昨天的故事”。

　　中国：2.3亿农民工

　　如果英、俄的案例距今久远，我们缺乏切身的体验，中国持续了30年的农民工现象，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身边。法律上，农民工大多拥有一小片耕地，还拥有自己的宅基地，所以正统理论从未将他们视为“无产阶级”。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甚至不在工会的视野之内。直到2003年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才提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次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称“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可了这一提法：

　　农民工的生存，一方面来自打工的工薪收入，一方面来自农业。这样的生存状态，使资本可以大大压低所需支付的劳力成本，甚至可以低到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水平之下——农民工的定居和后代繁衍主要依赖农村而非工薪。所以有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留守儿童”和“空心村”现象。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有89.8%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从行业看，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最短的是制造业(58.2小时);最长的是住宿餐饮业(61.3小时)。有近六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伤风险较高的建筑行业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15.6%，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也显著低于其他行业。

　　站在资本利润极大化的立场上，劳动力不过是“要素”之一，与其他要素一样，必须以尽可能低的代价获得，尽可能高的效率使用。从这个视角看，农民工无疑是极为“优良”的“要素”，无怪乎主流经济学家将中国的经济战略建立在廉价劳力的基础上。

　　对资本更为有利的是，根本无需顾虑雇员就业(亦即生计)的稳定性，可以根据市场波动自由地增减雇佣人数。反正失业的农民工最终可回到土地上，而不至于成为聚集在城市里走投无路的“暴民”。一年一度的“春运”，就承担着这种全国范围内劳动力配置大调节的机制。

　　“深圳模式”被长期视为发展的典范，它有两个众所周知的特点：其一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其二是劳力的主要构成是外来农民工。观察深圳30年的历程，有助于理解利润的来源。

　　图4.122是深圳的出口总额/本市生产总值，1987年它就达到94.36%，1994年更高达248.49%。可见其经济对外依赖之深。

　　图4.122：深圳，出口总额/本市生产总值

　　数据取自«深圳统计年鉴2010»

　　图4.123是深圳的工资总额/本市生产总值，其演化总趋势为波动中下降。1980年为16.16%，2003年降至9.09%，仅为1980年的56.2%。

　　图4.123：深圳，工资总额/本市生产总值

　　数据取自«深圳统计年鉴2010»

　　在这一过程中，深圳的出口高速攀升(见图4.124)

　　图4.124：深圳，进出口数据

　　数据取自«深圳统计年鉴2010»

　　媒体曾无数次报道，我国劳力密集型商品出口价格之低，占其最终售价的比重之微。如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曾告诉媒体：

　　“中国纺织品出口现在还是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出口的纺织品，中国工厂只能拿到5%-10%的利润，35%的利润被品牌所有者拿去了，这些品牌所有者不是美国就是意大利或者法国的公司，还有55%的利润被设计环节和销售环节(包括运输商、批发商、零售商)拿去了。”(«入世三周年 四问龙永图» 2004年11月15日 南方周末)

　　自称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郎咸平告诉我们“整条芭比娃娃的产业链的十美金，……而劳动成本只占两毛五分”，为最终售价的2.5%!即使农民工的工资涨10倍，他们也只能得到最终售价的1/4。

　　富士康发生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之后，苹果公司发言人道林表示：“我们正在与富士康高层进行沟通。苹果非常有决心确保我们整个供应链是安全的，并确保工人享有尊重与尊严。”然而，郭台铭不过是IT产业链上利润最低的“代工”环节的包工头，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山西黑煤窑的包工头没有质的区别。在这个事件上装腔作势的苹果公司，正是靠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将成本压到底线，从而获得滚滚利润，成为IT界的翘楚。正如IT商业新闻网指出的“如果失去富士康产品制造基地，苹果惠普戴尔们将面临利益的最大损失”(«受苹果惠普戴尔牵连 富士康发生“12连跳”» IT商业新闻网 2010-05-27)

　　资本获利的主要秘诀就是控制产业链，用业界的行话说，就是“渠道为王”。这一切证明：对农民工劳动成果的剥夺，是国际资本积累的真正源头。

　　过去30年，深圳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了学、政两界对耕地应否自由买卖的争论。

　　主张土地自由买卖的人，强调卖土地可以给农民提供创业的初始资金，使其走上“自我创业”的道路。考诸历史和现实，这一论辩显然是虚伪的。当年的斯托雷平“改革”，用的是类似论据，其结果是土地迅速集中到极少数资本家手中，农民则大量沦为无业游民，为上个世纪初俄罗斯的大动乱与革命制造了社会条件。我们的经验则证明，土地向大资本集团集中的潮流势不可当，而在知识、信息、社会地位方面缺乏优势的小农，靠卖地所得的那点钱创业，十之八九将以破产告终。任这一趋势自由发展，斯托雷平“改革”的前景，正在向我们招手。

　　反对土地自由买卖的人，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耕地对社会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生产性的而是社会保障性的，一旦失去这一“保障”，终将导致农民生计无着，引发难以预计的社会后果。这一论辩强调对农民的保障，但现实中这样的“保障”对农民日渐失去吸引力。农民工的第二代已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土地上，他们正在演化为完全依赖工薪为生的人，成为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事实表明，在主流文明中，无法阻止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化”，因为这个过程是主流文明赖以生存的根本。

　　然而，“无产阶级化”的完成，对资本而言却未必是福音。它支付的工资现在必须包括雇员定居与养家的部分，否则就找不到为其工作的人。它必须顾及雇员就业起码的稳定性，否则大量的失业将导致社会治安恶化，危及企业的生存环境。一个个具体的资本家或许无需顾及这个问题，但这是“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管理委员会”——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难题。这就是各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也是中国正在萌芽的动态。英国资产阶级靠向外扩张，攫取海外利润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使整个英国成了“资产阶级化的民族”、“食利者民族”;俄国资产阶级无力获得足够的海外利润(事实上他们一直力图东向太平洋，南下印度洋)，结果是社会动乱与革命。史鉴历历，13亿中国人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化的民族”、“食利者民族”吗?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