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国崛起道路上的西方“智能帝国主义”威胁

　　美国将战略性腐败视为“智能帝国主义”利器

　　美国将掌握各国高官的腐败证据作为谋取战略利益手段，视为智能帝国主义政策武器库中的精确制导炸弹，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实现扩大全球霸权利益的目标，平时就精心培育并毫不犹豫在关键时刻频繁运用，值得中国进行深入研究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中国反腐应该区分战略性腐败和一般性腐败，一般性腐败是某一单位领导人谋求自身私利的违法行为，一般性腐败仅能给某些单位造成局部的经济利益损失，而战略性腐败将会给国家造成影响全局的战略利益损失。

　　对于战略性腐败和一般性腐败都必须进行严肃的治理，因为它们都会给国家利益造成不同程度上的损失。对一般性腐败在廉政反腐工作中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稍有忽视、纵容都必然会影响、败坏社会风气和党政廉洁，一旦遇到外部势力的利诱、胁迫就会转化为战略性腐败，如某单位领导人的子女的经济违法证据被敌对方掌握，结果领导人自己也被敲诈胁迫造成国家机密泄露的重大损失。重大战略性腐败的产生往往是以一般性腐败泛滥为基础的，防止战略性腐败的重要途径就是防微杜渐从治理一般性腐败入手。

　　战略性腐败将会被帝国主义用作威胁敲诈的武器筹码，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反腐工作中对战略性腐败给予特殊重视，作为国家安全和廉政建设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有必要深入研究战略性腐败发生的客观规律，在什么样的部门、场合和条件下容易产生战略性腐败，如何防范敌对方掌握战略性腐败证据并进行威胁敲诈，如何预防出现一般性腐败转化为战略性腐败的环境、条件等。

　　值得指出，战略性腐败的处理方式应该区别于一般性腐败，应优先考虑如何避免影响社会稳定并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应考虑如何避免领导人因子女的一般性经济腐败而受敲诈，对拒绝敌方胁迫并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行为允许将功抵过，而对屈从敌方胁迫出卖国家战略利益的行为则应加重处罚，应考虑采取掌控事态、将相关人员调离敏感岗位等措施，预先防范敌对势力利用、曝光腐败证据危害国家安全和稳定。

　　处理战略性腐败应首先考虑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以挫败帝国主义攻击中国的战略谋略为出发点，应根据涉嫌官员维护国家利益的表现决定是从轻还是加重处罚。对于战略性腐败应事先深入研究并周密预防，重点防止被美国利用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应建立不同于治理一般性腐败的国家安全和党政监察系统，应揭露美国既利用又冷酷抛弃其代理人的一贯传统做法。中国还应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持并发展马列主义认清新型的智能帝国主义的手腕，认清美国利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巧实力”政策武器的危害，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防范美国政治经济渗透的觉悟，特别是业务中经常与高盛等跨国企业打交道的部门和企业。

　　围绕着美国竭力输出的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政策，特别容易出现滋生战略性腐败的温床和客观条件，因为这些政策促使垄断财团随意进入操纵别国股市、楼市，廉价收买、控制别国垄断性、战略性行业并获暴利，因此愿意出高价收买别国政客推行这些经济政策，如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撰文生动描述了在推行战略性、垄断性行业私有化过程中，政府高官在巨额回扣贿络的诱惑下瞪大了眼睛。希腊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也可追溯到战略性腐败，希腊的金融和国债部门的负责人都同高盛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推行汇率、利率自由化并引入金融衍生品埋下隐患，为美国垄断财团利用希腊政府债务隐患大肆唱空、炒作，引发利率飙升等一系列经济危机连锁反应创造了条件。阿根廷的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曾在哈佛大学接受新自由主义教育，任职后竭力推行开放资本账户、银行私有化等改革，在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前夕协助西方金融资本外逃，后来以出卖情报破坏金融安全的罪名遭到逮捕，曾重用卡瓦略的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也因涉嫌腐败出逃国外。

　　战略性腐败的发生存在着一定的客观经济规律，就是美国比较容易掌握亲美政客的腐败证据，因为美国同亲美政客的密切交往中容易设置种种腐败诱饵，然后就能以较低成本的代价逼迫他们屈从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为了获得最大战略利益不仅优先选择利用亲美政客，而且往往选择从威逼利用和曝光抛弃两方面来加以利用。美国开始时往往逼迫亲美政客直接效力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如鼓吹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或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让美国的跨国公司廉价收买、控制战略性行业和国有企业、银行，配合美国的军事、政治、外交行动并受唆使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等等。但是，当美国觉得正面利用的价值不大就开始从反面来利用他们的价值。

　　例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中央情报局都曾提供大量资金，收买、支持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策划军事政变，推翻了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的阿连德政权，进行了残酷迫害社会党、自由民主人士的镇压活动，还重金资助经济学家设计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进而在尚未发生中东战争引发石油危机和“滞胀”的情况下，将智利扶植成拉美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样板，以利于美国垄断财团通过私有化控制拉美各国经济金融命脉，但当皮诺切特将军的地位下降和利用价值不大时，又策划趁他访问英国时以侵犯人权名义将其逮捕，以配合美国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战略。

　　巴拿马的前总统诺加列曾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中央情报局曾有意引诱他贩毒并掌握了贩毒证据，后来为了策划入侵和控制巴拿马运河的战略行动，毫不犹豫将诺加列的贩毒证据曝光并将其抓捕到美国。美国虽从亲美政权得到利益但并不会因此而满足，到了一定阶段后就变换手腕追逐更大的利益，此时美国培育的战略腐败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就会将其作为战略筹码操纵别国政权更迭。

　　美国对于一些奉行强硬反美政策的国家，虽然感到如芒刺在背并恨之入骨，一直千方百计推翻、颠覆其政权，但因缺乏战略性腐败等智能帝国主义的手段，直接干预的代价太大而始终没有得逞，例如古巴、朝鲜和伊朗等国。对于这些公开而又强硬反对美国的国家，美国很少有机会渗透到这些国家的内部，因而很难掌握这些国家高官的腐败证据。对于朝鲜竟然敢于公开发展核武器，美国口头上威胁恐吓但却束手无策。由于古巴、朝鲜等国的体制具有纯洁性，致使美国很难渗透并培育战略性腐败。

　　受到美国策划政治动荡和“颜色革命”颠覆的很多国家，恰恰以前不是奉行反美政策而亲美政策的国家，如萨达姆曾经奉行亲美政策并发动两伊战争，甘心充当美国的智能帝国主义工具来打击邻国伊朗，美国不仅向萨达姆提供经济援助还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于镇压库尔德人反抗和打击美国的仇敌伊朗，当萨达姆因两伊战争的长期消耗陷入财政困境时，他指望通过侵吞科威特的石油财富来弥补损失，还期待凭借充当走狗的特殊关系获得美国允许。

　　萨达姆曾多次向美国试探入侵科威特的意向，没想到恰恰中了美国从两面利用亲美政客的一贯圈套。美国先是通过各种渠道向萨达姆暗示放心行动，一旦萨达姆上钩就果断将其做为军事介入中东地区的借口，先是通过“沙漠风暴”战争行动打垮了伊拉克的军力，又通过武器核查禁运重新夺回了美国提供的化学武器，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消失后才以此为借口，对伊拉克发动了旨在控制中东石油资源的军事入侵。萨达姆像巴拿马的诺加列等美国走狗一样，最终落的了“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深入观察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发展，就会发现美国正在积极实施布热津斯基倡导的战略，运用智能帝国主义的手腕制造巴尔干、中东、亚洲地区的动荡。前些年美国在中亚推行“颜色革命”的过程中，当一些国家政府和反对派煽动的街头民众激烈对峙的时候，有些政府领导人甚至在并未丧失掌控大权的情况下就突然出走，原因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威胁将有关领导人的腐败证据曝光。美国有意通过策动“颜色革命”推翻有权力根基的亲美政权，然后不断更迭政权扶植更加亲美的反对派上台执政，反对派缺乏权力根基和经济实力被迫更加依赖于美国，这样美国就能更好地控制这些国家的政权以获取战略利益。当前美国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之后，又将这些智能帝国主义手腕运用于东海、南海，拉拢、唆使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客遏制中国，损害了地区各国长远发展利益和企业、民众的利益。

　　参考文献：

　　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年。

　　[美]史蒂文• 希亚特：《帝国金钱游戏》，王少国译，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7年。

　　[美] 恩道尔：《石油战争》，赵刚译，知识产权出版社(北京)，2008年。

　　[美] 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前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北京)，2001年。

　　[德] 汉斯•马丁：《全球化陷阱》，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年。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经济管理出版社(北京)，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