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产承包”到“混合经济” ——历历在目的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李甲才 2014年5月28日 毛主席晚年竭尽全力搞社教文革，有所作为与无所作为到底不一样，尽管未能如愿以偿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却使走资派一时不能一步到位如苏联变成俄罗斯。他们总不免绞尽脑汁寻找各种说法以图“暗度陈仓”，这就往往“名不正言不顺”，总给人们以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印象。再发誓要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总没有直截了当说完全消灭得心应手。 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复杂曲折。尽管毛主席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反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是你死我活的”，还是无法按“你死我活”的方式处理走资派这类比外敌更危险的同志式敌人。走资派能干成帝国主义干不成的消灭社会主义的事情。 毛主席在，走资派无法干成有充分事实依据的资本主义复辟，受此局限，虽然千方百计反修防修，还是留下了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共同葬送了社会主义。现在新旧中国成了名称上的区别，深为无数革命先烈献身和亿万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事业付诸东流而痛惜。
一 “混合经济”是18届3中全会深化“改开”创造的一个新理论，像一场战役的代号。掌握大权做事找说法如捏橡皮泥，要个什么捏什么，即使没有“混合经济”也会搞出别的。其内涵很具体，要干的心知肚明，就是在仅存的大国企中溶入私企和外企资本。贯彻的下层也和分田单干一样照令执行，反正踢踏公有制经济又不是第一回，也不是自己一家干。 《宪法》关于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毕竟规定得非常明确，没有引申发挥的余地。继续搞私有化，就要避免违宪行政的指斥，一时又不能同苏东一样把“共社”的资讯彻底删掉，又要讲“依法治国”，常常会理屈词穷。当初分田单干违宪行政时，还有把集体财产分给群众的利惠刺激，拆解大国企不一样。 现在属公有制的资产基本瓜分净尽，搞私有化背离人民利益引来了关注的目光和反感。“打左灯向右转”，转得多了不免引起人民按“左灯”校对，就会引发质疑。坐在右转的航船上位置不同待遇也不一样，就有了矛盾。“打左灯”证明了不主张向右转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不然何必用丢人丧德的骗局呢？“挂羊头卖狗肉”说明不挂羊头狗肉还不好卖。
二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从奴隶制社会起均是不同私有制社会的递进，唯独搞社会主义首次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就有了翻天覆地的性质。毛主席忧患社会主义的胜败，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者一时不适应，受旧社会影响熏陶的从民主革命胜利中过来的领导人，过社会主义关难，因为“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到自己头上，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毛主席重要指示》1976年3月4日《中共中央4号文件》）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见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出处同上） 毛主席继续重申：“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出处同上）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还不巩固。革命可以短时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却不能短时打倒思想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有抵触、甚至反对”的“老同志”。 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的这些“老同志”们共同掀翻了“大公”特点的社会主义，迎合了小生产习惯势力。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名解散了农业集体经济性质的人民公社和农业社，搞“分田单干、包产到户”，“一夜退到解放前”。 当时上有邓小平、胡耀邦等，省级有安徽的万里、四川的赵紫阳、辽宁的任仲夷、黑龙江的杨易辰、内蒙古的周惠、广东的杨尚昆、新疆的汪锋、陕西的马文瑞等。提供“包产到户”日常工作指导的是杜润生。适逢化纤项目的成功解决了穿衣的需求，腾出许多亿亩棉花地改种粮食，狐假虎威地说成分田单干解决了粮油敞开供应问题。可笑的是竟把恢复走千百年老路的复旧做法叫成“改革”，连词意都歪曲了，那么多人那样喊，这不可笑吗？曾有人在当年的讨论会上提出照搬几千年的老办法应称为恢复，结果此人“被谈话”。 不可思议的是全国先后在1979到1981年搞成了“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却从未有中央的正式红头文件。光天化日之下事干得天衣无缝，又无任何可资法律凭证的中央文件手续。“生米已做成熟饭”的既成事实，只有把重建社会主义的重担扔给了后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毛主席强调“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给每个高干都配发大字本的马列著作。他们就是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带着一股子怨气，为邓小平与毛主席对着干拼命冲杀。都是打江山积累了深厚政治人气资源的老革命，共同干成了所谓的农村改革。陈永贵在10.6后最为活跃，虽为农民，很是会道能说赞杨的话，只有 “辞职” 到大寨后才有所觉悟，王震跳得更高，临终才有了认识。不能怨反毛反社势力诡计多端，只能探讨那些革命思想未彻底泯灭者，为什么在毛主席是非分明的谆谆教导中置若罔闻呢？ 还是张姚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中阐述的正确。身在革命队伍中，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诱以官禄德”（权钱名）就成为追随者助纣为虐。讨伐责任已无必要了。只是后来的革命者从中可资借鉴，革命者为什么唯一时职位亲手毁掉自己当初所为之伟业？哪一个都是亲身建立了农业社，又自己动手拆散。
三 走资派目前已成精得势，要乘胜追击、剿灭大国企这点“余孽”，是政治惯性的必然举措。混合经济实质就是要把公有制经济彻底赶尽杀绝，仅余的国企在劫难逃了。《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在《我要洗净泼在国企身上的脏水》文中论证，“国企腐败论”是偏见之说。“国企高管绝不是没有腐败问题，但‘国企腐败’这个词是一个命名陷阱，更加严谨的命名应该是企业高管经济犯罪。不久前，被誉为‘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第一人’的陕籍律师王荣利，推出《2013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其中国企高管犯罪117例，民企老板犯罪则为233例。而据《法人月刊》的统计，2013年国企高管与民企高管的犯罪占比高达87：270。很明显，打击企业高管经济犯罪，是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绝不是国企独有的问题”。270是87的3.1倍，不见了任何声音。 “中国财经、舆论界以伪问题的方式对国企批评得不亦乐乎。究其原因，除了有跨国资本要借助非市场手段消灭国企以及有人想借国企改制重温财富梦这两个背景外，舆论界对西方经济学论述的迷信也是重要原因”。 国企垄断也是凭借权势的栽赃之说，中央政府如此拆毁国企，墙倒众人推也就顺风顺水了。据相关资料，全国企业总数325万家，而大小国企只有14.5万家，谁垄断？所谓的混合所有制特指私资和外资进入国企，为什么国企不进入独资的私企呢？多年的改革就是变换手法搞私有化。就让他们胡作非为去！自取灭亡一时制止不住。物极必反，相信送到案头的群体事件资料使他们寝食难安。只有幡然醒悟，回归社会主义是唯一的出路。
四 如今的社会主义大业已江河日下，继任者们顺流飞舟，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都历历在目，如同昨天。 1971年9·13林彪事件爆发，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深入使党中央提前出现分化。清查扩大化，拿掉了一批同林彪纯属工作关系、拥护毛主席、可以抗衡走资派的领导干部，形成的权力真空使走资派势力乘虚而入，毛主席的权威受到挑战。 8月“十大”召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各地的许多造反派仍不能改正派性实现实质上的联合，影响了毛主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战略的步伐，毛主席不得不讲“文革8年了，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文革中涌现的新生力量不成熟，有的思想混同于走资派，令毛主席失望，从反面为邓小平等人的复出掌权创造了条件。 1974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林批孔中，文革派不懂策略搞“三箭齐发”，干扰了毛主席的统一部署。邓小平会“表现”，担任了中央副主席、总参谋长。 1975年1月因林彪事件推迟的四届人大召开，一大批文革中靠边的党内右翼人员重新掌握了党政军大权。赵紫阳等一批人被安排到省市任职。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借“整顿”搞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清除了无数的继续革命派，激活并受到了不理解文革的、反对文革的、文革中受到批评冲击的右翼势力的欢迎支持。 1976年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抑制了右倾势力的泛滥蔓延。同年3月3日中央4号文件下发了系统地阐释继续革命的理论精髓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澄清了文革、林彪事件和批邓中的路线是非，指明了方向，是光照千秋的万丈灯塔，创造性地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1977年7月10届3中全会邓小平恢复一切职务，到1978年，先后召开20多次重要会议，改变了中央领导班子的组织构成，复辟势力占据了多数地位。翻一切案成了狂潮。 同年8月召开“十一大”，大批改革派进中央。 政治庸人和革命导师没有可比性，邓小平转大学校长的信，82岁的毛主席敏锐觉察到并一针见血指明“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而华国锋对“真理标准讨论”竟漠然置之，表示“不表态，不卷入”。 同年冬，小岗村18个农民开始搞“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由万里发起被邓胡推广到全国。 胡乔木在1978年1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点华国锋的名，批“两个凡是”，配合陈云，成为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另一个核心成员。 12月召开的11届3中全会，宣布阶级斗争熄灭，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邓小平在中央居于实质的说了算地位，“中特社”全方位启动。汪、陈、吴、纪辞职。 1980年11月特别法庭审判江青、张春桥等人。全国的文革派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 1981年6月的11届6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被全面否定，用肯定次要部分、否定主要部分否定了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式社会主义，“中特社”全面进入实施轨道。 1982年9月召开“十二大”，“改开搞”的组织领导成员和路线得到党代会的进一步确认，组织手续完成。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在中央彻底出局。 1984年3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福建在项南导演下的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开始搞工商业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此后用“破三铁”、“下岗分流”、“抓大放小”、“转租卖”等方式化公为私。 1991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命令搞市场经济。 1992年10月，“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此后其它的思想法律等“软件”配套体系臻于完备。私有化迅速持续发展到现在。“混合经济”出台就不言而喻。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几十年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是：与毛主席为首的中央相反的，私有化不断扩大深入、公有化不断强行削减。 韩丁认为“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的精心安排的和计划的战役”，“每一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淹没它或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 1976年前刘邓林等干了多少复辟资本主义的事情？被毛主席决然拿下。全国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官僚化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在文革中被毛主席一律拆散重新组合。那时与现在对比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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