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贫富矛盾】
【1、概况】
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代早期的0.2左右，上升到1993年的0.42，上升到2002年的0.55。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内地基尼系数已高达0.53或0.54。（P38）1984年基尼系数0.26。（P41）
城乡差距世界第一。2009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3.33倍。根据国家统计局专家的看法，如果扣除农民用于生产的费用，把城镇福利考虑进来，城乡差距应该是5到6:1。
（3.33倍的数字出自国家统计局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专家看法出自中新社北京10月21日电：《邱晓华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于五比一》，中国新闻网2002年10月21日）
从地区看，城镇最富裕的上海是最穷的甘肃的2.4倍，农村最富裕的上海是最穷的甘肃的4.2倍。
从不同阶级看，1997—2007年，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
（宋晓梧：《弱势群体能否不再为精英群体埋单——论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人民论坛》2010年7月13日）
劳动者报酬、资本收入和间接税占GDP比重，1990年代中期基本稳定，劳动者报酬占比50%。从1995年开始，劳动者报酬开始下降，资本收入及间接税占比分别上升。1995—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从51.4%降至39.7%，共计11.7个百分点。
（白重恩等：《劳动者报酬占比考察经济体健康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7日）
札：如果扣除占劳动者少数的高薪专业人士及高级白领，则这个比例还要低很多吧。
有学者认为，2008年全国有超过9万亿隐性收入，灰色收入有5.4万亿，1/10最高收入家庭拿走63%财富。
（《中国社会隐性收入九万亿最富的人拿走最多的钱》，《北京晚报》2010年8月12日）
国企高管及垄断行业职工（恐怕应该说都是干部吧）只占职工8%，收入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其余92%职工只占45%。
（成露：《让劳动付出和收入成正比期待“干多挣多”成常态》，《工人日报》2009年12月20日）
札：这个数据有点模糊，“垄断行业职工”中有工人职员也有干部。自由派就喜欢引用这种数字，以攻击垄断行业，事实上并不为普通职工着想。
给予农民的征地补偿费，按规定应占土地收益总额的68.6%，但据九三学社2003年调查所作的计算，征地收益分配格局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P43）
（皮修平等：《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征收存在的问题与化解路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札：此项资料也要移到“失地农民”有关笔记中。
【2、畸形的公共投入】
在严重的贫富悬殊情况下，中国政府的公共投入却是十分畸形的。
一方面，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小得可怜。养老金支出占GDP比重，中国仅2.6%，仅高于伊朗1.1%、印度2.0%，远低于法国12.4%、波兰11.0%和美国6.0%；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中国仅3%，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5.4%的水平，也远低于低收入国家4.0%的平均水平；医疗支出占GDP比重，中国4.3%仅仅略高于印度4.1%，却远远落后于高收入国家11.2%的平均收入，也远远低于低收入国家5.4%的平均水平。
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1985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高达38.58%，资本主义复辟后大幅度下降，1995年仅为17.95%，2000年以后只剩下15%左右。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竞争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数第4。（《中国卫生公平性世界倒数第四》，《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2日）
另一方面，中国在高昂行政成本、豪华性城市建设以及豪华工程、豪华建筑物建设等方面投入远远高居全球第一。
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年消费4085亿元；全国一年公款吃喝2000亿元以上。（竹立家：《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学习时报》2006年3月13日）一个县级市，每年城建投入5亿元以上，一个地级市每年投入50亿元以上，一个省会城市每年投入200亿元以上，特大城市每年投入1000亿元以上，都很常见。按照十分保守的估计，2005年全国城建投入不低于2万亿元，同年，政府用于文教科学卫生的总支出仅6104亿元，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716亿元，国防支出2475亿元。（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P283）也就是说用于豪华奢侈的城市建设投资，是国家用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抚恤、社会福利救济等民生总开支的三倍以上。
另外，中国在不少远离民生基本需要的基础设施投入，也十分巨大。例如高铁每年投资7000亿元，根据2010年的统计，预计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年均投资2700亿元，高铁加地铁，每年需要1万亿元。
（叶檀：《谨防高铁建设的财务危机》，《东方早报》2011年2月14日）
从作者的论述思路来看，看来他把统治阶级政府的公共投入看做是化解贫富差距十分重要的办法。他在本章最后结论部分中也说道：“必须真正从理念和行为等方面确立起以民生为优先的公共投入的顺序。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从底线的层面阻止贫富矛盾问题的进一步加重。
【3、公共投入的两种趋势】
一方面，2006年湖温新政以来，民生改善的投入力度空前加大。比如社会保障支出从2006年2010.02亿元增加到2010年预算安排3185.08亿元；教育支出从2006年536亿元增加到2010年预算安排2159.9亿元；医疗卫生支出从2006年138亿元增加到2010年预算安排1389.18亿元，连年跳跃增长。
（张旭东等：《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十一五”民生报告》，新华网2010年9月21日）
另一方面，民生问题积重难返，政府却仍然极为热衷形象工程、大干快上。且不说高铁地铁等耗资巨大的工厂一直在紧锣密鼓安排中，更重要的是新一轮的城市大拆大建大跃进正在迅速启动和高速推进，比如目前全国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创世界之最。
（高云才：《我国200余地级市中183个拟建设国际大都市》，《人民日报》2011年2月14日）
【4、贫富分化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危害】
作者讲到了三大危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危害，也就是阶级对立、阶级冲突，乃至社会动荡，作者列举了拉美群众运动和2011年初北非人民革命起义的例子。作者引用资产阶级政治学者王绍光的话指出，“遏制分配不公的势头……是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书店2007年版，P384）
作者讲贫富分化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危害，比较有趣。分别有三：
其一，贫富分化使许多人政治冷漠，对统治阶级的政治漠不关心。但作者在“很难产生主动参与政治事务的意愿和冲动”后加了一个有趣的括号：“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动员和集群行为除外”。
其二，贫富分化使政治共识难以形成，“各个主要群体政治基本取向差异过大，致使政治建设的目标呈现出一种分离或是扭曲和敌对的状态”。（P52）
其三，“贫困及低收入群体一部分成员有可能会成为比较激烈或比较极端的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牢固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强大的‘左’倾激进政治力量就会对政治建设进程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札：作者所讲的“政治建设”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构建，而且是专制政治。因为只有专制政治才不能容忍“各个主要群体政治基本取向差异过大”，不能容忍公开的政治斗争，不能容忍左翼势力的存在。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利影响，一是严重影响了内需拉动力。二是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导向，使制造业利润微博，房地产却充满暴利。抄一组数据：社科院2011年《住房绿皮书》显示，2010年房地产毛利率高达55%[注1]。制造业总体利润率过低，如2010年冶金行业销售利润率仅3.68%，低于全国工业行业平均利润率2.5个百分点[注2]。
注1：尹辉等：《代表叹房价高企住得心酸：当教授10年买不起房》，《新快报》2011年1月24日。
注2：工业和信息化部：《2010年工业经济运行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2011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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