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继续革命（二）

　　F.“叶若夫时期”，或称“大恐怖”

　　2004至2005年间我分两部分写了名为《斯大林与民主改革的抗争》的文章。自那时以来，大量新的证据被公布出来，涉及反对派，1936年、1937年和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军队肃反(或“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以及随后的“叶若夫时期”，罗伯特·康奎斯特1968年首次出版了一本极不诚实的书后，人们通常以这本书的书名称“叶若夫时期”为“大恐怖”。

　　新近的证据证实了下述结论：

　　*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是有罪的，至少犯有他们供认的那些罪行。“右派和托派分子集团”确实存在。该集团策划发动政变——即他们所谓的“宫廷政变”——暗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莫洛托夫(Molotov)等人，即他们所谓的“宫廷政变”。该集团的确刺杀了基洛夫。

　　*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均与德国和日本密谋策划，还有军队同谋者参与。如果“宫廷政变”失败，他们希望通过在入侵事件中向德国或日本效忠来执政。

　　*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他的一些支持者直接与德国和日本合谋。

　　*尼古拉·叶若夫，作为1936年到1938年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号人物，同样参与了同德国人的密谋。

　　1）叶若夫

　　与2005年相比，现在我们关于尼古拉·叶若夫的角色的相关资料丰富了很多。叶若夫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有个人的阴谋反对苏维埃政府和政党。同时，他也曾受雇于德国的情报机构。

　　与右派和托派一样，叶若夫和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心腹寄希望于德国、日本，或者是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起入侵。他们使无数无辜的人屈打成招，最后承认自己有死罪，以致最后被迫害致死。甚至更多的人被他们错误地，或是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地处决。

　　叶若夫希望通过对无辜者的大规模屠杀促使苏联的多数人反对当局，从而为德国或日本入侵发起内部叛乱奠定基础。

　　关于这些事情，叶若夫欺骗了斯大林、党[联共(布)]和政府(苏联人民委员会)。1937至1938年间那场非常恐怖的涉及约六十八万两千人的大规模处决，很大程度上是叶若夫及其心腹对无辜者无端发动的，以唤起苏联人民对当局的不满。

　　虽然叶若夫处决了大量无辜的人，但从现在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处决的人中确有与阴谋相关。俄罗斯政府继续保存着相关调查的大量绝密文件，而缺少这些证据，我们还无法得知阴谋的确切量级。因此，我们不知道这682,000人有多少是真的有罪，多少是无辜的受害者。

　　正如我在2005年写道，斯大林和党的领导层早在1937年10月就开始怀疑一些处决事件的合法性。从在1938年初开始，随着帕维尔·波斯蒂舍夫(Pavel Postyshev)受到严厉批判，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继而被开除出党，最终以不正当的大规模镇压为名被审判和处决，对叶若夫的怀疑逐渐增长。

　　当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i Beria)被任命为叶若夫的副手时，叶若夫和他的部下明白，斯大林和苏共领导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他们孤注一掷密谋在1938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21周年庆典之日刺杀斯大林，但事先败露，叶若夫的手下被捕。

　　叶若夫从而被迫辞职。随即展开了紧密的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量权力滥用事件得以浮现。很多叶若夫时期的判决被重审，超过十万人被从监狱和集中营种释放。委员部的许多成员被捕，承认了他们曾经折磨、审判和处决无辜的人的事实。很多成员被免职或者被判刑。

　　与叶若夫的1937-1938年相比，贝利亚上台后的1939-1940年间，案件数量骤降至不足前者的1%，并且其中许多是处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遗留问题，包括叶若夫本人，被认定犯有大规模非法镇压以及残害无辜者之罪。

　　2005年公开以来，最具冲击力的证据之一是叶若夫和他的副手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Mikhail Frinovsky)的供词。我已经把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的俄语原文和英译放在了网络上。我们还有其他许多叶若夫的供述和审讯，绝大多数材料不完整，在其中他承认了更多的事实。这些材料由阿列克谢·帕夫柳科夫(Aleksei Pavliukov)在2007年通过半官方的途径公开。

　　2）反共学者隐藏了真相

　　所有的“主流”——也就是反共产主义的——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研究者错误地声称，受到处决的人中没有阴谋。按照他们的说法，所有莫斯科审判的被告、所有军人被告、以及所有那些因间谍活动、阴谋、破坏和其他罪行而受审并判决的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有人声称，斯大林曾计划杀死所有的这些人，因为一旦苏联遭到袭击，他们可能构成一个“第五纵队”(Fifth Column)。其他反共者偏向于相信斯大林只是想恐吓人民使其顺服的这一解释。

　　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反共立场，却被伪装成了一个历史定论。它并非基于历史证据，并且与证据相左。反共史学家忽略了可用的一手证据来源，甚至无视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引过的档案集的证据。

　　为什么无论俄罗斯还是西方的反共“学者”都忽略所有这些证据?为什么他们继续推行这种错误的观念，否认阴谋存在，认为是斯大林，而不是叶若夫，下令处决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的人?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通过研究一手资料得出的本真面目，对大多数来说，意味着把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变成好人”。

　　3）布哈林，而非斯大林，当因大规模镇压受到谴责

　　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右派代表和领导人布哈林，听闻当时正在进行的“大清洗”运动后，在监狱中给斯大林写信对其赞扬有加。

　　这还没完。布哈林肯定心知叶若夫跟他自己一样是右派阴谋的一员。正因如此，他才欢迎叶若夫的当选内务人民委员一职——他的这一态度被记录在了他的遗孀的回忆录里。

　　在他的第一次供词中，在今天著名的那封他在1937年12月10日写给斯大林的信里，在1938年3月对他的审判上，布哈林都声称自己已经彻底“缴械”，并且已经交代了自己知道的一切。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证明这是一个谎言。其实布哈林知道叶若夫是右派阴谋的领导成员——但他当时并没有供出来。据叶若夫的左膀右臂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的供词，叶若夫很可能答应过布哈林，如果布哈林不提及叶若夫本人的参与，就可以免于处决。(参见1939年4月11日的弗里诺夫斯基的供词)。

　　如果布哈林当时说了实话——如果他这么做了，也就是供出了叶若夫的话——叶若夫的大屠杀完全可能被当即叫停 ，那么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就能被挽救。

　　但布哈林对他的同伙保持了忠诚。他没有透露叶若夫的参与阴谋，依然受到了处决——一种他誓言比他应得的“轻了十倍以上”的处决。

　　这一点怎么被强调都不为过：布哈林的手上，同样沾有叶若夫和他的党羽在1937至1938年间屠杀的无数无辜者的血。

　　4)客观性与证据

　　我同意历史学家杰弗里·罗伯茨(Geoffrey Roberts)的一个说法：

　　在过去的15年左右里大量关于斯大林……的新史料从开放的俄罗斯档案中涌现出来。我得明确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有强烈的还原过去之真相的倾向，不论那种结论可能多么地不中听……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两难的：你就说出你说看到的真实罢了。

　　("Stalin's Wars" 斯大林的战争, Frontpagemag.com February 12, 2007. At http://hnn.us/roundup/entries/35305.html)

　　我所得到的有关“大清洗”的结论，对那些从意识形态出发的人定会是不可接受的。我并非出于为斯大林政策和苏联政府“辩护”的欲望才做出这些结论。我相信这些是根据可用的证据所能得到的唯一可能的客观结论。

　　我可不是说苏联的领导层不犯错误。斯大林对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愿景明显有很多毛病，因为斯大林所设想的愿景并未实现。斯大林统治时期，和列宁占据领导位置的短暂时期一样，苏联犯下了许多错误。犯错，当然，在整个人类活动中都不可避免。我们要理解布尔什维克党人作为首次夺取并执掌政权的共产主义者，完全是在未知的水域探索。因此，错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豁免的——他们也着实犯了。

　　然而，基于证据和历史记录的客观研究将会指出，苏联走向强制集体化和工业化是别无选择的——要不然就等着被资本主义的联合势力吞没。同样，右派、托派和军方阴谋确实存在并被苏联领导层——他们也设法用计挫败了叶若夫的阴谋——扼杀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是苏联，或“斯大林”，把欧洲从纳粹主义中拯救出来，也把所有的同盟国从轴心国制造的难以计数的突变和灾难中解救出来。

　　G.结语

　　在这次讲演中我只涉及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这一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还会在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几次讲演并将讨论其他的部分。

　　在结语里，我想谈谈客观性以及我为了探求真知而进行的尝试。

　　现而今，几乎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历史的书籍和文章都被某种我称之为“反斯大林的范式”所扭曲，进而被控制。在西方的学术讨论中，研究者被强制性地——必须——得出结论，带着反共产主义的色彩，将斯大林描绘为一个邪恶的刽子手和独裁者，而苏联则是一个屠杀之地和残暴之所。如果你不愿将你的研究置于这个被偏见左右的框架中，你的学术生涯便毫无出路。

　　两位优秀的苏联史研究者——他们不是左派，但力求保持客观——曾经告诉我说，那些对斯大林没有仇视的书籍根本不会被任何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在西方确实如此，而且我相信在俄罗斯也是这样。

　　换一种方式说，如果你的研究领域是苏联史——如果你想在西方的任何大学里的历史系教授苏联史——我想在中国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你根本无法做我正在做的研究。如果你像我这样在做苏联史研究，你的成果也无法在正规期刊上发表，或者被主流学术机构出版，很快你就无法继续苏联史的研究了，因为你连工作也不会有了!

　　这就是我的位置特殊之所在。我在英文系教书。我的学术生计丝毫不依赖于我在苏联历史相关领域进行的研究。

　　这就是我不得不做的。世界上很多人认为这很重要。不只是左派。反共产主义者也觉得这项研究很重要。即便他们不喜欢。

　　很多右派并不希望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真相被公诸于众。他们想要继续妖魔化它，继续将其与希特勒和法西斯相类比，继续撒谎。这就是他们的行径——不仅“被动地”，借由他们的“观点”，或者说偏见，而且主动地，有意地对相关证据，资料和历史进行篡改。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除了锁链便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了。”我认为他们这么说的意思是我们无产阶级没有奶牛作为神圣的牺牲和献祭(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没有理由拒绝服从于批判性的审思。我们想要抛却所有的幻象和谬误。只有“真相能让我们得到自由”，既然“我们”都反对人对人的一切剥削，既然“我们”是国际工人阶级。

　　马克思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并怀疑你对其他事物的先入之见以及偏狭。如果你想要探知真相，这便是你必须要做的。

　　另外，这也是每个侦探小说里每一个资产阶级侦探所熟知的。正如夏洛特·福尔摩斯过去曾说的：不要仓促就定下结论。在提出假设之前要先找事实依据。随时准备好舍弃那些与事实依据相悖的假设。

　　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不去追本溯源探求真相——那么你就没有可能偶然回首，得见灯火阑珊。你所找到的也不会是真相。

　　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那些对斯大林和苏联进行妖魔化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专家们”带着反共产主义的偏见，他们之中没有人试图保持客观。他们不去探求真相，因为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只是想要写出“带着脚注的宣传品”。这就是他们研究工作的实质。

　　我在美国做讲演时，曾提到了一名喜欢讽刺挖苦的流行歌手，叫做“怪咖扬科维奇” (Weird Al Yankovich)。他有一首歌题目叫做“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谬误”。而这就是苏联史研究的现状。关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史，我们所耳濡目染的一切，至少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就是错的，这种谬误建立在反共产主义的谎言之上(同样，在中国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而现在我们有了充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前苏联档案以及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这些证据表明，我们不可避免地——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总是这样——发现这些反共产主义者，从列夫·托洛茨基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以及如今所有的反共产主义“学者们”——都是错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有意撒谎。

　　我这里想要举个例子，关于我最近一本书的主题：

　　提摩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血地：希特勒与斯大林挟持下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Y: Basic Books, 2010)

　　斯奈德，耶鲁大学东欧历史领域的全职教授，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发表在主要的学术期刊上，如纽约书评。2010年，他出版了《血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企图把斯大林与希特勒，苏联与纳粹德国等同起来的努力。它获得了不计其数的报纸和期刊上的如潮好评;获得史学方面的奖项;并被翻译成超过20种语言。

　　斯奈德对纳粹评论的很少，它主要的靶心是斯大林和苏联政策，总的来说是共产主义。他的更广泛的说法是，苏联杀死了六到九百万无辜平民，而纳粹杀害了约一千四百万。斯奈德认为苏联和纳粹罪行之间到处都有相似点。

　　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有条不紊地检查每一个注脚、每一条参考，去审视那些被视作由斯大林、苏联，或亲苏联共产党人犯下的罪行。斯奈德的资料主要源于波兰和乌克兰，源于一些很难找到的书籍和文章。

　　我发现，斯奈德所称的每一个“罪行”都是假的，捏造的。斯奈德经常故意曲解他的参考文献。更多的时候，他引用了反共的波兰和乌克兰的二手资料来替他说谎。同样，没有一条控诉成立。

　　这一大规模的胡编乱造意义显著。其一，斯奈德的书现在是被广泛引述的权威。斯奈德曾在《血地》中“说”了什么，人们就认为事实就是什么。

　　不过更广泛的意义还在于此：斯奈德背后有一整队非常反共的波兰、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研究者群在帮着他。而他，大体上正是把该团队的研究成果“零售”给英文世界的读者。斯奈德自己倒也花了多年时间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历史。

　　然而斯奈德找不到一条由苏联、斯大林，甚至亲共产主义团体犯下的真正“罪行”!理所当然的是，这个专心致志的反共团队，在他们的后苏联国家的扶持下查阅档案、从所有的东欧语言里吸取养料，本是没有道理发现不了斯大林或苏联“真正”的罪行的——只要它们存在过。这就是“罪行”子虚乌有的最好证明。

　　我这本关于斯奈德的《血地》(Bloodlands)的书，姑且叫做《血色谎言》(Blood Lies)，会在这个月出版。

　　我的下一本书，计划于明年，也就是2015年出版，是关于列夫·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从1934年12月至他1940年去世期间的著作。与前苏联档案的证据放在一起，而今托洛茨基自己的档案更让我们看到，在此期间，托洛茨基如何有意涂改了苏联和斯大林，基洛夫谋杀和莫斯科审判。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阴谋。做一个阴谋家自然而然就要说谎。但一开始是他自己的追随者相信了托洛茨基的谎言，接着，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之后，许许多多的人也相信了。所以，我认为这项研究至关紧要。

　　一个人问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反映和暴露出他的政治意图，我也不例外。我相信在斯大林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能给后人很多教益，虽然这段历史被反共人士扭曲、模糊，有待重写。那些想从过去寻求指引的政治活动家，那些坚信能通过吸取从前的斗争经验来为创造更好的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有政治觉悟的学者们，势必能从苏联留下的遗产中学到很多东西。

　　就像迷失于更多凭想象绘制的地图的中世纪水手，我们被主流的、主要是虚假的苏联历史给误导了。探索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的历史真相的进程还几乎尚未开始。我相信这对我们的未来意义深远。我希望你们能在这个问题上同意我的看法。

　　感谢大家的倾听。下面我会尽我所能地答问，并虚心听取你们的批评。

　　(清华大学学生求是学会等集体翻译)

　　格雷弗·弗教授简介

　　格雷弗·弗(Grover Furr)，国际知名俄苏问题专家、历史学家。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新泽西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英语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世纪文学、苏联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格雷弗·弗教授曾与俄罗斯学者合著《被诽谤的斯大林》(Yuri Mukhin, Grover Furr & Aleksei Golenkov. Slandered Stalin. Moscow: Algorithm / Penguin Books. 2010)、《1937年，斯大林依法审判，无可上诉!》(Grover Furr & Vladimir L. Bobrov. 1937. Justice Stalin. Not Appealable! . Moscow: Penguin Books. 2010)等书。2007年出版《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Grover Furr. Anti-Stalinist Meanness. Moscow: Algorithm. 2007，2010年重版)，成为俄罗斯畅销书，短期内销售了近两万册。《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彻底颠覆了西方某些历史学家和报刊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高度评价，不仅推翻了他们关于“秘密报告”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之类的溢美之词，还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赫鲁晓夫整个“秘密报告”“全部由谎言拼凑而成”，而赫鲁晓夫用于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论据，没有一件与事实相符。2012年格雷弗·弗出版《斯大林与民主，托洛茨基与纳粹》(Grover Furr. Stalin and Democracy - Trotsky and the Nazis. Istanbul: Software Update, 2012.)，2013年出版《谋杀基洛夫：历史、学术与反斯大林的范式》(Grover Furr. The Murder of Sergei Kirov: History, Scholarship and the Anti-Stalin Paradigm. Kettering, OH: Erythros Press & Media. 2013)，2014年出版《血腥的谎言》，主要揭露耶鲁大学教授Timothy Snyder的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Y: Basic Books, 2010)一书的 欺骗性，Snyder书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斯大林等于希特勒。2015年格雷弗·弗教授将出版一本专论，揭露1930年代托洛茨基言 论中的谎言。由于格雷弗·弗多年来致力于回击国际资产阶级对斯大林和苏联革命的抹黑和诽谤，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名人、作家David Horowitz将其列为“美国101个最危险的学者之一”(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格雷弗·弗教授的《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一书不日将刊行中文版。格雷弗·弗的网页是http://msuweb.montclair.edu/~furrg/。

　　[1] 罗伊·A·麦德维杰夫(Roy A. Medvedev，1925—)：1925年生于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府第比利斯。属于苏联少数民族。他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哲学和教育学，并在该大学获得职业教育方面科学学位候选人提名。他对苏联历史和政治哲学的兴趣显然是被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揭露出来的所谓“内幕”激发起来的。麦德维杰夫1959年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不久就出版了两部教育学方面的论著。1962年他开始写作《让历史来审判》。本书对所谓“斯大林主义”进行了严厉抨击，认为它是历史上的一种变态。麦德维杰夫在1969年被开除出共产党。两年以后，就在出版《让历史来审判》以及《关于疯狂的问题》〔和他的同胞兄弟——现住伦敦的生物学家曹瑞斯(Zhores)合著〕前夕，他辞去了在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工作。从那以后，集中精力从事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的著作和文章经常在西方发表。在《让历史来审判》 于1973年出版。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论社会主义民主》1975年出版。1979年之后，麦德维杰夫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出版。

　　[2]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Орлов;1895年-1973年)，原名列夫•费尔德宾(Лев Фельдбин)，是一位苏联秘密警察，军衔为少将。曾获得列宁勋章，大清洗时流亡美国，后成为反共产主义作家。奥尔洛夫出生在白俄罗斯博布鲁伊斯克的一个东正教犹太人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后来加入沙俄军队。俄国内战爆发之后奥尔洛夫加入苏联红军，成为总参谋部情报局(GRU)的军官，活跃于乌克兰的基辅。后来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附属国家政治局中工作。1924年5月，成为秘密警察中的一员。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他曾先后前往巴黎、柏林、美国、奥地利、英国等地活动。后来西班牙内战爆发，内务人民委员部派遣奥尔洛夫前去协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并在内战中扮演重要角色。20世纪三十年代，奥尔洛夫的上司阿布拉姆•斯卢茨基声称得到消息，说德军计划刺杀奥尔洛夫，准备为奥尔洛夫装备一个卫队;但奥尔洛夫认为其目的是为了监视自己，因此婉拒了这个建议。1938年，叶若夫向奥尔洛夫发出电报，要求他前往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一艘船上与苏联特工接头。奥尔洛夫认为自己将会被逮捕回国，而回国后可能遭到逮捕处决，因此拒绝回国并且携妻女流亡美国。在美国，他过起了隐居生活，用俄语写下《斯大林肃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一书。此后又将其翻译成英语，于1953年在美国出版。该书的出版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他本人则成为美国中情局的被保护人。1963年，赫鲁晓夫政权不再将奥尔洛夫列为叛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