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已死，左派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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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星戴月

5-25

乌有已死，左派焉存

作者：披星戴月

 “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当我重新在《为人民服务》上读到司马迁这句话，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突然间热泪盈眶，泪水化作倾盆雨，月落乌啼泣忠魂。那些在历史的长河中长睡的烈士们，那些在朝鲜战场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们，他们的理想，他们对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期盼，值得我们今天再次追问后来者：你们是否无愧于先烈，是否无愧于你们祖辈忠诚的人民。

这些问号伴随着每一个自称毛主席思想继承者身上，伴随着动辄将主席放在嘴边，动辄拿主席来作为旗号的一切人：包括上层、中层、下层，包括官员、学者、网民，包括老左派、新左派、极左派。也许，这个追问显得那么无力，但是我们左派的天赋责任就如漫漫历史长河中的一盏流星，时刻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曾经有多么灿烂或者覆灭式的过去，我们的使命都是奔向未来。

转瞬之间，左派已经走过了几百个世纪。从巴贝夫的共产主义公社，欧文、圣西门、傅里叶，一口气就走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直至斯大林、毛泽东。从实践而言，我们有巴黎公社、苏联模式、文化革命，乃至作为浪花一朵的重庆探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文革，而没有改革，就不催生乌有之乡。而我们，只是芸芸众左中的一个小小的铺路石。

乌有之乡，作为左派的中间人，历经了从苦难走向辉煌，也经历了世间风霜。如果说，是时势造英雄，那么显然是两极分化的时代造就了乌有之乡，是政治氛围宽容了乌有之乡。乌有之乡如同一个沙场，各种力量在这里表演，在这里倾情演出。这里有忧国忧民的老干部、愤世嫉俗又满怀经纶的学者，以国为家、无私奉献的莘莘学子，也有历经世事沧桑的造反派和上访群众。

乌有之乡在这十年中，经历了太多的恩恩怨怨，有太多的学者从中走向名扬四方，也有太多的学者昙花一现。乌有之乡作为一个讲坛，和这个浮躁的中国一样，产生了太多的名利场。有想借助乌有之乡，上达天听的野心勃勃者；也有试图利用乌有平台，做红色生意的小企业主；更有借助乌有之乡发出声音，产生影响力的文化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有如宋江者，将乌有之乡作为与上层建立奏折关系的通道。通过鼓吹自己与上层的关系，暧昧的暗示和画上毛主席的辞藻，他们成功地征服了一些群众的心。那些“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口号，消弭了对阶级压迫的拯救者声音。由于将外来入侵的方式幻化为软性控制的说服，因此所谓外来殖民和对中国控制事件的急迫性被任意夸大。最终，民族主义的口号，特别是“转型备战，康美救国”的口号，在现实中的作用，被异化为配合统治者强化剥削和压迫的辅助工具。而那些反对者，不分曾经是朋友，还是曾经的造反者或毛主义的信仰者，只要他反对某位现世的毛活佛，就被一概地扣上“沉船派”、“带路党”的帽子。这个帽子是一个向政权的告发状，是要求政府利用暴力机器对这些臆想出来的政权敌人的举报信。通过在周边聚拢粉丝和借助政权之手除掉自己的内部挑战者，乌有之乡的个别领袖，拿这些作为凭借，来向政权做下投名状。宋江聚拢自己的兄弟，目的就是拿兄弟作为资源和政权谈判，作为投靠的资本，来获取高位。

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拿民族矛盾来掩饰阶级矛盾，将阶级矛盾的解决寄希望于民族矛盾的解决，实际上是政治投机主义。在国家已经将民族主义作为旗号写在自己脸上的时候，以民族主义作为旗号，所起的作用就是政府的跟屁虫。刻意地表达亲近，恰恰是因为疏远；刻意地表达对政府的亲热，恰恰是因为失势。即便从投机主义角度来审视，力挺习近平也不是一个占优的选择。力挺领导人，自降一等，本身就是把自己降低到人格上奴仆一般的境地。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官方的旗号时，它已经不需要其他人来帮助他诠释民族主义，更不需要别人来争夺民族主义的资源。在权势阶层看来，对手比奴仆更值得尊重，而批评者永远比阿谀者更有使用价值。对政权而言，少数派才有价值。

更为可耻的是，为了虚构出来的帝国主义入侵已经“迫在眉睫”的假象，乌有之乡的某位领导人，连最可耻的资本奴役制度都愿意接受，美其名曰“防止中国分裂”。在如此话语体系下，封建制、奴隶制都能被接受，只要这些体制能抵御火烧眉毛的外敌入侵。这个理论对毛主义的扭曲和背叛，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无产者没有祖国，带路党比皇左派更纯洁，也更接近毛主义。支持一个政权是容易的，但是做一个政权的反对者，却要付出百倍的勇气和代价的。带路党的好人几率，比皇左高的还高。

因此，有的人，为了实现所谓的理想，甘愿帝王式或宗教牧羊式地带领粉丝们迈向理想国。如果说，毛主义的一个精髓就是坚持无神论，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把毛主义异化为一个邪教组织。我们不能和大骂毛泽东的人卿卿我我地、和声细语地对话，更不能和挂着毛主席的旗帜，实际上是想树立自己为领袖的人为伍。如果这是所谓的策略，那么就让这种无耻之尤和毫无原则的策略见鬼去吧。

乌有之乡已死。

这不是恶意的诅咒或祷告，而是真实发生的现实；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现实的形势决定的。形势比人强。在重庆事件之后，左派的话语平台和右派平台一起被封锁。如果有的人是从你死我活的角度来解析的，那么只对了一半。右派的被压制并不意味着左派的胜利，相反亦然。这是由于两者同被归为维稳的对象而造成的。当左派还在为他们中意的人选上台沾沾自喜的时候，这个中意的人已经祭起了社会主义的屠刀，无情地剥掉了最后的社会主义残存。

相当多的人，看到了习的红二代身份；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在高层这个圈子里，习仲勋至少是同情胡赵的。习仲勋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被边缘化，恰恰是因为为胡赵力争导致的。习的合法性来源于改革开放，也必然维护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沿着改革开放的逻辑走下去。从政治角度来看，国家主义的集权控制日益严密，专制化日益发展，对网络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篱笆不断在收紧；在经济上，对资本的让利和对劳动的侵害有增无减，行政部门出台的政策主导方向是保证既得资本势力的安全，也保证资本势力有拓展的余地；在文化上，用左派话语体系来迷惑左派，但绝对保证政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唯一解读权。

统治阶级已经先于劳动阶级觉醒。他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走邪路，多党制不能保证他们始终拥有绝对唯一的权力；走老路，社会主义政策将使他们的财富被民主地分配至他们曾经剥夺的对象身上。因此，他们将确保他们的执政地位。由于他们来源于先烈，因此，仍然会打着共产党的旗号。

形左实右仍然是统治阶级屡试不爽的策略。通过表面的左，偶尔引用两句毛主席语录，左派就一片欢呼甚至高潮迭起了。左派的兴奋和满足是如此廉价，以至于不需要做出实质的举动。通过实质上的右，他们仍然可以轻松地获得财富，保有财富。政府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推动的各种改革，没有一项是恢复公有制的，而恰恰是将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苟延残喘，继续推向毁灭。

保卫帝国主义的祖国。这是第二国际的口号。保卫民族复兴，哪怕是最丑陋的资本主义奴役制，这是张宏良思想的本质。一枝清荷曾经用大资产阶级来描述张宏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所谓革命，通常是资本家内部的利益调整，并伴随着对劳动阶级的一致剥夺。因此，如果我们还承认阶级分析法，我们就会清晰地了解到：买办资本、外来资本、民族资本，在剥削劳动者这个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的斗争，以改革的形式和国家领导人更替表现出来，而斗争的结果，只不过是对剩余价值的分配上，是谁得到多一些，谁得到少一些。

因此，反腐败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当薄熙来被以几百万的借口整下台，而身家几十亿美元的温家宝仍然安然无恙，这已经证明了选择性反腐败的本质和作为高层政治斗争表现形式的反腐败是怎样欺骗民众的。无论周永康的腐败多么地骇人惊闻，那些被许诺只要站在习近平阵营而被刻意忽略并在司法上被赦免的老虎一定更大，更多，也更惊世骇俗。反腐败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大量的财富被吐出，本来形成的利益格局被撕开一个小小的角，嗷嗷待哺的资本时不我待，趁虚而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反腐败斗争，还给大中小资本节省成本，获得长效性的安全感，提供了保障。资本，最重要的需求是安全与发展。反腐败斗争以及国家权力的强化，是给资本提供更多安全，而农村土地流转、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上海自贸区等措施，都在为剩余的资本来寻找出路，为资本强化对中产阶级、劳动阶级的剥夺提供了出路。至于国有企业改革，只不过是继续向外来资本和民营资本让利的资本整体阶级内部分配形式，只不过针对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后的堡垒。这仍然是资本瓜分民众财富的盛宴，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瓜分有更为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保障，在社会更是通过严密控制消弭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如果习近平的执政意味着拨乱反正，那么他需要新的依靠力量。迄今为止，他的智囊班子，他的依靠群体，仍然止于周小川、厉以宁的改革得势精英。指望习近平恢复红色江山，毋宁说习近平目标是巩固邓小平以来的褐色山河更为准确。两个三十年相互不能否定，在左派的一片意淫中，已经被证实为是以改革开放来消磨文化革命的革命性和人民性，成为维稳的绝对一统。

对习近平的幻想，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在重庆事件之后的乌有之乡年度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中，乌有之乡只剩下了共同富裕一个口号。这个口号高于过去的十六字、二十四字方针。乌有之乡的民族主义旗帜，声音高不过环球时报；乌有之乡对毛思想的解读，声音大不过中宣部。继续将民族主义作为主导思想，而把社会主义作为辅助，是教条化地汲取抗日战争经验的结果，实质上是陈独秀统一战线大于阶级利益的翻版。民族主义一旦被官方锁定为它的工具，那么乌有之乡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各种迹象都表明，乌有之乡已经成为民族主义海洋中一叶微不足道的小舟，是国家民族主义总布局中的弃子。

乌有之乡已死。

它应该的角色是始终保持独立性，成为建设性的批评者，但是它可悲地成为毛时代神神叨叨的怀旧者，或者面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熟视无睹，杳无声息。当官方打出了群众路线的旗号，乌有之乡就应该反思它的出路。张韩之后的乌有之乡，重复着对毛时代的怀念，继续着十年启蒙的剩馒头，消费着老同志和造反派的怀旧心理。而后乌有之乡时代的张韩，也已经与社会主义渐行渐远。张宏良继续着他的“恐吓主义”，展示他对政府的警示功能，继续以阴谋论扫描一切，包括过去和他相濡以沫的革命同志。韩德强继续着他的“教派生活”，继续以韩主义来颠覆三观，建设正道农场。

斯人已去矣。

左派在过去的十年间，在内部决策中，一度是幼稚如新生的胎儿；那些高高在上的学者领袖，一度在争论中暴露出他的私心杂念。左派承担了过去的政府想做不想做的事情，做了政府不便于出面进行的批判与反对。以前经常说共青团是党的助手，而在那些乌有之乡争取所谓党内健康力量的进程中，乌有之乡一度成了政府的助手。在这里，乌有之乡丧失了独立性，失去了左派独立的身份与品格，客观上异化为资本治理劳动的无害化工具。

郭松民的《谈谈乌有之乡》代表了左派对乌有之乡功能与使命的真诚反思，是左派内部的一股清流。在左派集体沉默的今天，郭松民的文章如同一声炮响，打开了左派反思的大门。在战略相持阶段，左派的消极是给反动势力以空间，客观上帮助了剥削和镇压。左向前的文章回应得颇有理论深度和广度。乌有之乡已死，但左派已经在事实上重生。有了这些健康的力量，左派就能摆脱野心家的控制，在反对改革开放走向法西斯化的进程中获得一席之地。左派过去靠大民主和四大自由来兴起左派文化革命运动，现在仍然也只有四大自由才能超越美国制度的迷幻，超越右派和体制派。右派害怕文革，是因为他们害怕文革所带来的民主，令他们的自私自利的伪自由无法维持。

抛弃意识形态偏见和文革中的恩怨，未来历史会发现，毛泽东的主义最大程度上保障人权、民主和人的充分自由。他是未来自由王国的王者，而我们左派，是他历史遗产的忠实执行人。我们只有被选定或抛弃的权利，而没有骑在毛主席头上号令群众为自己服务的权力。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号主席以令左派，只能猖獗一时，而无法维持恒久。

乌有已死，左派焉存。乌有之乡已经不能再依靠和仰仗怀念毛主席和做政府的警世钟来发展，在民族主义这个旗号上也再无优势。历史脉络、现实需要和阶级本能，正在呼吁它回归社会主义，回归毛思想中最初的起点：为劳动者服务。毛主席的文化革命将国家社会主义推进到人民社会主义阶段，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左派也需要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推进到人民主义阶段。至少在乌有决策层内部，畅所欲言，杜绝一言堂的民主制度，仍然表率性地实施。

乌有已死，浴火重生；左派将起，凤凰涅槃。一个更加健康的左派，将令反动派真正地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