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尽管海外对毛泽东及其业绩的研究有多个维度和多重面相，但毛泽东始终被公认为20世纪的伟人，产生着广泛的世界影响。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能够在欧美产生影响，与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反殖民主义斗争、西方社会危机、第三世界主义的兴起等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时代化的全球学生运动等原因密不可分。秘鲁的“光辉道路”、古巴革命、德国的“K组织”以及美国的黑豹党等都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成为毛泽东在革命时代产生世界影响的典型范例。在当今世界两位著名政治思想家阿兰•巴迪乌和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思想体系中，也可见毛泽东思想的痕迹。

    东风西进是毛泽东对世界的影响

　　一、真实的毛泽东及其产生世界影响的背景和原因

　　尽管关于毛泽东的遗产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毛泽东是20世纪伟大的政治人物之一。而在毛泽东逝世大约37年后的今天，他的业绩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历史研究对象。考虑到他的政治思想所经历的诸多转型和变化，学者们常常被引导着去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众多的毛泽东形象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毛泽东?

    是那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吗? 他在现今已很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中用记录农民的革命角色的方式来重构马列主义的教义，从而不仅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为二战后伴随反殖民化浪潮而兴起的第三世界革命的传播搭建了舞台。

    是那个瘦弱的、献身革命的领袖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延安的大山中碰到他并留下深刻印象，从而在其畅销书《西行漫记》中抱着同情的态度将之定格化并由此使西方人熟悉其政治目标、独特的领导能力和个人习性。

    是那个延安风格的毛泽东吗?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演讲和著作(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后来逐渐作为毛泽东思想而为人所知的各种思想原理，这些原理第一次详细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准则，如毛泽东所说的，根据这一路线，“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是通过这一教义，毛泽东睿智地把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与农民群众的期望成功地结合起来，该政策一度被有的人颇具洞察力地描述为“一种在一个动员框架中对群众观点保持高度敏感的政治纲领”。当然，正是这一强大的结合推动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战胜国民党。如同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重要文章中解释该策略时所说的，出于实用的原因，他要将共产主义的终极的、空想性的目标推后，这是为了集中关注普通中国人更直接的政治和心理的关切，他们最优先的关切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外来统治的中国，只有这样的中国，他们才能够再次为之自豪。此外，他们还要拥有足够的社会安定以便养家和致富。

    或者，那个在73岁高龄时开始为中国共产主义的遗产和未来担忧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舵手才是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想知道的是，革命后的中国是应该像大张旗鼓地支持与西方和平共存这一目标的赫鲁晓夫治下的苏联那样，进行一次保守主义的官僚化转向，还是有可能凭借着由激进青年们的动力和热情所注入的新的革命能量来先发制人地实现一种热月党人式的转向?从历史上看，后一种转向似乎是等待着所有试验性的革命转型的命运。在中国的情境中，一个人如何能够防止党转变成一种与使它获得政权的群众相分离和疏远的新官僚阶层?正如毛泽东早先指示红卫兵们时说过的：“不要害怕制造麻烦，麻烦越多，时间越长越好，混乱和麻烦都是值得的……制造麻烦是革命。”由此，毛泽东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回归延安式的共产主义和群众路线，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战略并视之为医治危害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前途的痼疾的最优方案。1966年8月5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仅几个月后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毛泽东尖锐地列举了国家和地方的党的干部们的缺点。他宣称：“(有些干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

　　红卫兵的圣经就是《毛主席语录》，这个《语录》有助于宣传后来大家都熟知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印刷了上千万册，它也被称为“红宝书”，是简化版的毛泽东思想。这个小册子也成了毛泽东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载体，由此也在确定其全球影响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76年，在其逝世的当年，在考量其一生的成就时，毛泽东提出了他最为自豪的两件大事：一个是1949年战胜了国民党，另一个就是战胜国民党17年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对后继者能否达到他所设定的革命的高标准表示忧虑。

　　我曾经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一事件突显了毛泽东对革命意愿和阶级斗争原则的持续投入，并在西方催化了一种对中国共产主义道路的热情狂潮。这种热情在全球范围的左转倾向中激发了一种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向：即从官僚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共产主义路径(勃列日涅夫及其后继者统治下的苏联青睐这种路径)转向一种与反殖民主义时代相一致的朝向阶级斗争的崭新的、民粹主义的暴动式的路径。毕竟，在60年代中，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力量从国际大都市转向第三世界这一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在这方面，古巴、拉美和越南发生的游击战争所获得的全球性声誉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毛泽东在30年代和40年代反对日本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开创性地使用过游击战争的策略，中国的共产主义也就成为了新的全球性反抗帝国主义运动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因此，在其关于武装斗争的宣言书《论游击战争》中，切•格瓦拉明确承认他曾受益于毛泽东及其众将领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使用的思想。他说：“毛泽东的中国开始于南方工人组织的暴动，它遭到失败，几近被消灭。只有经过了奔向延安的长征后，它才站稳脚跟并开始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基础，使农业改革成为其基础性的目标。”

　　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的古巴革命发生在加勒比地区的一小片土地上，涉及人口不过700万，与此不同，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7亿人口的国度内，这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口的1/4。正如法国人当时观察到的，中国代表了“另外的半边天”。鉴于此，我们说，中国太大了，是不能被忽略掉的。或者，引用当时一本法国畅销书的书名来说，就是“中国觉醒，全球震撼”。

　　除了前面关于毛泽东形象的叙述之外，我还愿意补充描述一下1919年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毛泽东，当时他卷入了旨在革新中国人精神和政治的五四运动，该运动是对推翻清王朝的共和运动的余波所导致的社会混乱的反应(亦见于埃德加•斯诺的叙述)。中国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利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来寻求革新中国的高层文化，目的是从兴起的政治乱潮中挽救中国。由此，作为年轻人，毛泽东沉浸于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重要著作中，特别是梁启超的著作。但是，陈独秀激进的《新青年》杂志似乎也在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转变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革命领袖的过程中，毛泽东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和形象，这引发出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解读它们。从某些方面来看，它指向了一种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中广为流传的结论，这种观点认为存在着“多维毛泽东”。该观点与近几十年来影响了人文与历史研究的“反基础主义”格调是一致的。戴维•阿普特和托尼•赛奇的著作《毛泽东中国中的革命话语》补充性地支持了这种将毛泽东的遗产理论化的研究路径。他们研究中的指导性思路是关于“硬派毛泽东”和“软派毛泽东”的观点。这样，一方面，毛泽东是列宁主义先锋政党的领袖，当环境需要时，他可以在上升为党中央主席的过程中在对付其政治对手上表现得很无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受到鼓励将毛泽东视为“准精神型的人物”，他拥有一种“近乎有魔力的宗教性的天赋，能够把个人的、国家的损失与救赎编织成一个激动人心的主导性的叙事，该叙事有助于粘合并凝铸延安的共同体，否则，该共同体将会是非常脆弱和分裂的”。

　　在60年代中，毛泽东思想成功植入西方世界是以若干情境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为条件的，这些因素为西方接受毛泽东的观念铺平了道路。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发生在多种不同的、极其特殊的国家政治情境中，这些情境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思想被接受的方式。因此，正如毛泽东常常强调要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一样，反过来，在西方情境中，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谈及“具有西方特点的毛泽东思想”。就像我在拙著《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遗产》中所提出的，存在争议的是这一令人着迷的跨文化接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理解考虑到了中国情境的特殊性，这一全新理解被西方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们所接受，他们希望这些观念能够在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所带来的剧痛中使西方左翼重振士气。

　　促使毛泽东思想在西方被接受的各种情境因素中，有三点最为突出。

　　一是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裂，它始于60年代，但在接下来的10年中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在西方，苏联作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光芒已经黯然失色，原因是它不断试图压制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如1953年的柏林起义和更加严重的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从很多方面看，促使西方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幻灭的事件是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毕竟，有哪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会监禁其公民以防止他们逃跑呢?逐渐地，苏联自己所宣称的社会优越性与其政治现实不可否认的肮脏本质之间的巨大裂缝已经越来越难以掩盖了。

　　二是近来国际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与所谓“第三世界主义”的兴起。西方的自信已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而遭到削弱，接着又因为去殖民化运动而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去殖民化运动推翻了欧洲在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非洲(肯尼亚和刚果)的政治统治。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所遭遇的灾难性的失败被普遍看作欧洲衰败的有力证据。1955年，不结盟国家召开的万隆会议重申了非欧洲国家的自治，它们开始寻求独立于相互竞争的权力集团之外的政策。欧洲日益被“去中心化”了，而非西方国家的活力和声望相应地繁盛起来。

　　三是60年代的危机与“西方的衰落”。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突出地表现为政治和文化喧嚣的10年。回过头来看，如果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平静的10年，那么，20世纪60年代标志性地结束了这种具有欺骗性的“稳定感”。在这一时期内，当50年代盛行的带有偏见的保守主义被具有反叛意味的符号化的、表演性的“青年文化”所破坏掉时，西方也经历了自身转型性的“文化革命”。

　　60年代也是学生激进主义精神占主导地位的10年，其顶峰是法国在1968年5月爆发的学生运动。全国性的学生抗议浪潮在受到1000万市民(几近全国总人口的15%)积极支持的总罢工中达到高潮，它一度迫使戴高乐总统为确保法国军队的忠诚而逃避到了德国的巴登。当然，法国并不是唯一经受如此严重的社会政治动乱的国家。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发生在伯克利、纽约、芝加哥、柏林、华沙、布拉格、墨西哥城和其他地方。这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学生抗议发生的背景是美国在越南发动了战争，这场战争被广泛视作第三世界的英雄主义与西方政治和军事强权的对抗。不过，尽管资源有限，越南人仍设法与地球上最强的军事大国打成了平手。而美国使用了那些公然违背道义的手段，如地毯式轰炸、凝固汽油燃烧弹以及所谓的“搜索与歼灭战略”，以此来摧垮一个寻求自决的发展中的亚洲国家的政治意愿。

　　一言以蔽之，当1966年毛泽东大张声势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他在政治上颇为愤懑的西方学生中找到了受众。在西方，学生激进分子能够很容易对中国的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城市中的相同群体产生认同，这些人似乎在奋力捍卫中国共产主义的革命锐气，以防止它退化到那种官僚主义的和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在苏联及其东欧附属国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我在拙著中已经提到过，当时西方的年轻人对中国所知甚少。但在一个政治上的技术统治论变得无用而消费享乐主义泛滥的年代里，他们却与自己的政治文化疏离，要去探求新视野并参与到试验当中。鉴于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屠宰场”--这可以从过分拥挤的城市、不能呼吸的空气以及大量的交通拥堵中得到证明--西方的年轻人就孤注一掷地认为，在毛泽东的“农民共产主义”的指引下，中国通往现代性的道路可能会修正西方在文化上的极端现象和失败之处。由此，在很多时候，在激进青年人当中，文化革命中的中国对于西方自身异常巨大的社会、政治缺陷而言就成了一个投射屏。以此方式，对于西方青年中屡受挫折的革命希望而言，中国也就成了关注的焦点。从而，革命后的中国对于“闪耀着光芒的乌托邦未来”而言也就变成了最后的、最好的希望，在西方，这种乌托邦未来显然已经陷入了永久的失败。

　　多数西方知识分子被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所吸引，是与毛泽东本人头上的光环和成就分不开的。毕竟，这个伟大的舵手不仅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对抗日本和国民党的胜利，由此成就了他作为军事战略家和革命领导人的业绩，他也是罕见的在艺术上很卓越的政治家。毛泽东既写诗，也练习书法。作为雄辩家和著作家，他的名言被人们广泛地引用，诸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造反有理”这样的语句完全适合用来把握住政治变乱中的主导性基调。在这方面，1964年出版的《红宝书》--一本为新生一代准备的革命指导手册--似乎体现了一种预先设定的一致性。在西方，它迅速地成为政治军事斗争时代的圣经。

　　最后，毛泽东也被证明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革命理论家。很快，他的重要著作，如《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我们努力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当下时代的意义的一种重要参考，在这个时代，与马克思的预言不同，工业无产者依旧没有觉醒，而从第三世界吹来了革命性变革的风潮。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很难不得出结论认为，毛泽东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在60年代达到顶峰与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同名的重要著作中所普及的“东方主义”无关。由此，西方所崇拜的毛泽东与这位伟大舵手的实际成就的特定性质的联系，赶不上他与西方自身特定的文化和政治需要的联系。换言之，毛泽东在西方的名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它的功能就是反射出西方自身发展遇到的挫折和存在的缺陷。通过认同毛泽东的成就，西方知识分子寻求克服和超越他们自己的尖锐的文化不满。在这方面，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的作用就像是一个安全阀或逃生舱。这里的希望是，在西方失败的地方，中国会取得成功，并由此为西方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发展路径，这一路径能够避免西方自身的错误和失足。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持有这种希望和期待的不仅仅是那些认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为保持革命精神的纯粹性而作努力的左翼人士，那些有名望的汉学家们也是如此。出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这些汉学家认为中国通往现代性的道路将会成功地避免困扰着西方的那些挫折和失败。因此，作为美国的中国研究首席专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在1972年就写道：“中国人似乎很健康，他们衣食充足，宣称自己是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公民……在农村所发生的变化是神奇的……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总的来说是几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最好的事件。”即便是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访问中国前夕也用特别肯定的语言赞扬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