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是资本主义的一面旗帜。

　　“斯大林说，如果不是由于艾森豪威尔，我们将不可能首先攻入柏林。美国军队是完全有可能先到达那里的。德国人一面集中兵力对付我们，一面准备向美国和英国投降。斯大林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请其缓进;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根据与罗斯福的协议以及考虑到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我们的军队应当在西方盟国之前进入柏林。于是，艾森豪威尔把他的部队的进攻停了下来，这样就让我们的军队攻占了柏林。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是这样做法，那么在我们到达之前，柏林早就被美国军队占领了，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斯大林所说，德国问题很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式决定，而我们的地位也将不利得多。这就是艾森豪威尔所表现的那种骑士式的慷慨品质。他忠于罗斯福的诺言。”(《赫鲁晓夫回忆录》)

　　罗斯福诺言掷地有声：“是红军和苏联人民迫使希特勒的武装力量走向彻底失败的道路，从而赢得美国人民衷心的永远的钦佩。”(见唐晋：《大国崛起》)

　　这是美国的良心;也是资本主义的良心。

　　任何国家的崛起，不能没有这个良心。

　　这是社会主义良心——

　　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宣告美国崛起：“我们正面对着有关财产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新观念……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必须屈从于共同体的整体权利，并且根据公共福祉要求的程度来限制其使用。” (见杰·里夫金：《欧洲梦》)

　　——制约特权!

　　20世纪中，山本七平指证日本崛起：“追求不含有私欲的经济合理性，以此为基础的劳动本身就是‘善’，具有珍贵的价值。……日本就是以这种观念形态迎来了明治时代，并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难岁月。” (《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制约特权!

　　相反，国家衰落之时，必是“良心”暗淡之际。2009年，奥巴马为美国反省：“当一个国家只青睐富人时，它的繁荣将无法持久。”(《总统就职演说》)

　　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秦帝国、罗马帝国、伊斯兰帝国……，无论是商鞅法的“奖励军功”，还是凯撒麾下的“公民军团”，抑或穆罕默德组建的“平民部队”……，无不是私有制形态下对公有制的认同，无不以公有观念的崇高制约特权，尊重民众，激励全民族，从而形成巨大的扩张力;而帝国的衰亡，则无一不是特权垄断以极端私有化践踏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制造贫富悬殊，撕裂社会和谐，导致民族活力的丧失。

　　国家认同人民的地位，所以兴;国家屈从特权的贪欲，所以衰。近代的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日本、苏联、美利坚，无不以自身的兴衰彰显历史的周期律——在弘扬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中崛起，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向特权集团的畸化里衰亡。

　　一定意义上，西欧文艺复兴拉开了近代大国崛起的序幕。

　　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的天下。

　　基督教的崛起源于耶稣《福音》中“公天下”精神对广大民众的强大向心力。依凭这个“向心力”，基督教会从一个备受迫害的群体，颠覆为罗马的国教;更经过千年扩张，攀上历史峰巅。“西方各民族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但是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承认罗马的最高精神权威把他们聚合在一起，自10世纪后，对罗马教皇的权力便不再有异议。组织完善、等级分明的罗马天主教在各处都确立了势力。(德·加亚尔：《欧洲史》)

　　又过了300年，“教权在13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教皇被抬到基督代言人的地位，他集世俗与精神事务的权力于一身，教权是完整、不可分割的。”(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

　　然而，巅峰同时是衰落的开端。

　　教会一统，舍我其谁!教权垄断了“公义”，而“公义”的布道则掩盖着教会对耶稣精神的背叛。自教皇以降，教士们放纵私欲，腐败堕落，横征暴敛，乃至傲慢狂妄地以“宗教裁判所”的滥施酷刑，置自身为整个社会的公敌。

　　教皇体制的特权私有被严重质疑，教权依附关系成了生产力进步的严重障碍，基督教社会在贫富悬殊和两极对立中严重分裂。

　　14世纪，王权向教权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夺，而蔓延欧洲大陆的饥荒和疫病更加重统治阶级内部及其与人民的矛盾，教会内斗白热化，人民起义此伏彼起，欧洲在剧烈动荡中。

　　在人民革命的洪流里，新兴资产阶级亮相，文艺复兴是其意识形态先声。

　　文艺复兴把人置于世界的中心。这是抽象的“人”，不分贫富贵贱;这又是具体的人，即为挣脱教权统治而觉醒的广大被压迫群体。它是在抽象“人权”的意义上反抗特权剥削的阶级斗争，是初具资本主义形态而含有社会主义内核(时人称为“欧洲世界主义” )的政治革命。

　　文艺复兴以对个体利益的坚定捍卫和对所有人私欲的热烈主张，表达对垄断特权极端私欲的强烈逆反和对人文主义的朦胧向往：莫尔以《乌托邦》诉说千古人类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憧憬，马基雅维利则以《君主论》指明资产阶级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现实中冲击教皇特权的自为路;而近代哲学对基督教思想体系的强悍冲击，更为近代科学展开了翱翔的翅膀。

　　文艺复兴精神鼓舞下的欧洲大陆，激发出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擂响了大国崛起的阵阵鼓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14世纪，在人民的抗争中，葡萄牙最先挣脱教权桎梏，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进步，人的解放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葡萄牙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科技领先，尤以快帆船、地图学首屈一指的地位，助推这个当年只有200万人口的蕞尔小国，率先步入海外扩张之旅。葡萄牙人热血沸腾，以全体国民对私欲的追逐，聚拢成民族公利为扩张的同呼。扩张“成为全社会各阶层都支持的事业，持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唐晋：《大国崛起》)

　　葡萄牙在扩张中崛起。

　　15世纪，继葡萄牙后踵，西班牙实现统一。西班牙人民结束了四分五裂、相互残杀的内战，挣脱了教权束缚，赢得了独立，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新的社会关系促成在阶级利益趋同基础上的阶级合作，女王伊莎贝拉“典押自己的金银首饰以筹集军费，并经常亲临前线鼓舞士气，1485年她建立了欧洲第一所军事医院——女王医院，加强军事后勤工作。这些措施激发了西班牙军队的斗志。”女王甚至卖掉自己的首饰，筹措哥伦布远航费用。(唐晋：《大国崛起》)

　　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为西班牙崛起拓开广阔天地。随后的三、四十年，西班牙很快在扩张中成为地跨欧、美、非的殖民大帝国。

　　16世纪，不堪葡萄牙与西班牙两个海洋霸权瓜分世界的重压，尼德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经过80年战争，荷兰独立。与葡萄牙、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崛起蜷伏在封建君主专制形态下不同，荷兰明确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

　　尼德兰革命是人民革命。它猛烈冲击封建专制和资本霸权的极端私有化，伸张人民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态下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诉求，创造了社会和谐;而宽容与自由的政体则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热情，推动了科技进步，也推动荷兰在欧洲商业革命的契机中捷足先登。“股份制和金融业的发展把广大居民的利益和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荷兰全国从上到下各阶层都卷入海上贸易的大潮中。”(唐晋：《大国崛起》)

　　扩张，促成荷兰崛起。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相继成为资本主义精神辉光下最初的宠儿。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对立中同一。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社会主义的深厚底蕴，即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内在诉求。然而，资本世纪的大国崛起，只能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崛起。因此，

　　——大国崛起的动力：人民革命反抗腐朽统治集团的阶级斗争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形态下，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得到最大程度的生发，激发人民投身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创新热情。

　　——大国崛起的前提：新的生产关系实现对垄断特权的颠覆，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阶级合作得以实现，顺应民意而为人民所认同的民族统一与中央集权，推动综合国力在社会和谐中强力提升。

　　——大国崛起的巅峰：奠立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基础上的民族“公利”，不过是民族私欲的公有形态。随着民族私欲膨胀，沙文主义蔓延，军国势力狂热地步入扩张侵略之路。大国崛起在掠夺与杀戮中攀上巅峰。

　　——大国崛起的衰亡：巅峰上的大国傲视天下，也便成了天下的“独夫民贼”。 对内，全民族为私欲的疯狂最终导致弱肉强食下的贫富悬殊，而垄断特权集团的极端私有化则激起人民的普遍抗争;对外，特权统治者在榨取世界各民族中腐败堕落，丧失活力，成了寄生虫，加上巨大军费开支的自我蛀空，最终在世界人民的围剿中颓败。

　　这是资本主义崛起的宿命：源于私欲，不断指向更大的私欲;而无止境的私欲，也便把私欲竞争的优胜者——垄断特权集团和崛起的大国，拖入衰亡的深渊。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脉相承。

　　英国也如此。

　　18世纪是英国的世纪。“日不落帝国”创造了人类史上骄人的业绩。

　　路德宗教改革，这个在1 6世纪震动欧洲的革命，分明以人文主义的基督教形态呼应文艺复兴。它创造了新教崛起，而且成为德国农民革命的先声;它甚至引发了英国革命，以及法国革命、美国革命。

　　17世纪，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然而英国人民以新教精神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深沉诉求，赋予革命以社会主义内核。“内战导致的贫困使英国的第一次革命具有社会性质，表现为‘平均主义者’运动，它要求进行真正的阶级斗争，要求革命朝平均主义方向激化。”(《“平均主义者”的宣言》，见德·加亚尔：《欧洲史》)

　　1640年，人民革命将国王查理一世推上绞刑架，宣告了封建专制体系的覆亡;而赋予克伦威尔专制君主的权杖，则明确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暴烈属性。

　　随后，克伦威尔去世，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1688年，重新集结的英国人民在造反的吼声里驱逐了代表旧势力的国王詹姆斯二世，申明“复辟不得人心”;而迎请威廉三世则明确对革命成果的捍卫，明确英伦大地在革命主导下的阶级合作与社会和谐。

　　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光荣”的政治制度：革命制约了特权，投身革命的人民争得了自身地位的提升，因而，阶级关系得到调整，阶级力量对比趋于平衡;相对宽松的社会结构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能力，生产力得到解放，经济长足进步，创造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辉煌：飞梭、珍妮机、蒸汽机、焦煤炼铁……，强大的经济实力使英国成为世界帝国。“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唐晋：《大国崛起》)

　　英国在扩张中确立全球霸权。

　　然而，“日不落帝国”横行一个多世纪，便落日西沉，风光不再。

　　霍布斯慨叹：英国帝国主义是“国家生活中的一种让人堕落的选择”，从根本上迎合“自私的攫取欲和暴力统治欲。”(见唐晋：《大国崛起》)

　　殖民地的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军备竞赛……，这些表象后面的实质，是帝国主义的腐朽性与寄生性;它已经失去了生命活力和生存意义。“英国的一些理论家尖锐指出，帝国为资本家创造了大量利润，却对殖民地和英国的普通百姓毫无益处。”(唐晋：《大国崛起》)

　　——说到底，特权剥削的极端私有化与贫富悬殊，导致大国衰亡。

　　人类文明史几千寒热，匆匆春秋陵替，数不尽过眼云烟里屡兴屡废。激情澎湃的革命一路奏凯，却总在自我异化中悲情沦落。或有迟速之别，却是轨迹略同。英国200年兴衰，一任法国大革命20年提纯;绝世英雄拿破仑以法兰西的骤兴骤衰，为英吉利百年霸权书写下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18世纪，法国大革命。

　　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克，贵族特权被废除，君主专制被颠覆，国王路易十六被押上断头台……法国人民支撑起雅各宾专政施向垄断特权集团的恐怖，《人权宣言》公然昭示资本主义革命勃发的社会主义崇高。

　　为着公有制和公有观念——

　　法国大革命作为人类历史进程的辉煌坐标，严厉地审视和批判资本主义在抽象民主、自由、人权下的沦落和资本垄断集团的特权剥削。

　　法国大革命作为千古人类精神的英勇实践，扬起了被压迫人民颠覆旧世界旧制度的高傲头颅，以分明的阶级阵线申明革命扩张的必然性和法理性。国民大会宣告：法国将援助世界上所有民族推翻统治者和压迫者的斗争。

　　法国在革命扩张中崛起。拿破仑，这个被黑格尔礼赞的“马鞍上体现出来的世界灵魂”，代言历史进步和人民意志，成为法国革命的象征。“拿破仑战争是大革命的继续，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唐晋：《大国崛起》)

　　从1792年到1814年，22年的拿破仑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落下数不清的封建王冠，横扫了欧洲的教权体制。人民欢迎拿破仑，“被征服的国家得到‘解放’并转变为法国式的共和国……，革命原则在那里得到传播，以削弱封建制度的教会力量。”(德·加亚尔：《欧洲史》)

　　然而，赢得欧洲霸权的拿破仑，很快兵败滑铁卢，瘐死科西嘉。法国浓缩了资本主义兴衰的周期律。“拿破仑欲壑难填。……他不仅自己兼任意大利国王，还将自己的诸多兄弟分封为自己卵翼下的众多国家的国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家族王朝。”(唐晋：《大国崛起》)

　　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贪欲下的霸主梦，陷拿破仑帝国于四面楚歌。德国、西班牙、俄罗斯……各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战，法国人民则拒绝为拿破仑特权家族做炮灰。

　　法国沉沦。

　　从扩张到霸权再到衰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相继演绎兴衰悲喜剧;而在角色轮换里，崛起了生机勃勃的欧罗巴。

　　德·加亚尔写道：“19世纪工业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大不列颠在技术、商业、金融方面的知识转移至欧洲各国。”(《欧洲史》)

　　英国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涌浪扑向欧洲大陆，引发欧洲(连同美国)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欧洲崛起。

　　欧洲在人民革命中崛起。

　　19世纪，被法国大革命激励，资产阶级革命遍及欧洲，1830年，1848年，人民起义烽烟滚滚，血与火的热流灼烤着欧洲大地，君主专政垮台，封建制度解体，资产阶级在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烈焰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与此同时，浴血奋战的工人阶级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镌刻下“共产党宣言”的遒劲大字，将政治诉求坚定地指向社会主义。“从1848年起，社会主义便提上了政治争端的议事日程。”(卡·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

　　——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在构成。

　　1871年，巴黎公社以震撼世界的壮举，宣告了社会主义在资本世界的历史地位，更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从此，人民主权诉求成为资本家们挥之不去的梦魇，社会主义成为推进资本世界变革的原动力。

　　傲岸不屈的“公社社员墙”，以成千成万人前仆后继的血的固化，挺立起巴黎人为着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之崇高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巍峨丰碑。

　　整个欧洲，向着丰碑行注目礼!

　　在注目礼中，欧洲崛起。

　　欧洲在资本主义形态下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崛起。

　　德国是欧洲崛起的象征。

　　19世纪中叶，德国结束分裂，实现统一。

　　统一的德国以“民族私利”的形态聚焦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诉求：制约特权，普及教育，变革生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解放生产力，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艾·福克斯指出：德国在19世纪崛起的原因之一是，“年轻一代从一开始就要学会不仅仅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整个民族。”(见《大国崛起》电视片)

　　社会主义对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理性之翔，不能不从民族的土地上起飞。“民族私利”的总和——“民族公利”，推动德国崛起。

　　“民族公利”促成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德国工人运动开展合法形式的阶级斗争，扩张民主，赢得普选权;利用议会讲坛，壮大自身队伍;制约资本特权，促进社会改革与进步。19世纪末，德国“在欧洲建立了惟一的工人保险制度”; “德国首先通过社会法案，实行老年与疾病的义务保险制并且建立老年抚恤金。”(德·加亚尔：《欧洲史》)

　　阶级合作与社会和谐激发民族能量，德国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欧洲领军。从1870年到1913年，德国工业增长46倍，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仅次于美国;德国工人的收入也直线上升。

　　崛起的德国引发德意志民族的狂热;而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整体崛起的欧洲也躁动着欧罗巴众多民族的狂热。德国代言欧洲：“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伴随着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大发展，对于政治和工业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未来前景的乐观展望，成为当时德国社会的普遍心态。”(唐晋：《大国崛起》)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警告成为现实：工人政党的妥协使自身成了大资本家阶级的附庸，社会主义沦为民族扩张的“跟班”。 德国青年们举着“民族崛起”的招牌，高呼着威廉皇帝的“英名”，热血沸腾，舍生赴死，一头滚入争夺资源、土地与财富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为私欲的疯狂，淋漓尽致地演绎着民族的资本主义崛起的根性。《新观察》透视催动德国崛起的阴冷涌流：“现今的德国人变得非常耽于声色，实利主义，而且几乎完全成了头脑空空的专业人员。他们已逐渐变得冷酷而实际，对一切不能立即增强经济力量的活动都抱怀疑态度。”(见唐晋：《大国崛起》)

　　——中国崛起的一面镜子!

　　立足于全民私欲基础上的“民族公利”，在创造崛起辉煌的激情中，迅速被物质繁荣的诱惑所撕裂。全民在为私欲的剧烈碰撞与争夺中日益精神堕落，而严重的社会震荡则成就着资本的浑水摸鱼与投机勒索，最终形成资本聚敛与集中。德国在垄断特权对民众的盘剥下，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阶级和民族大分裂。

　　在私欲的扩张中，德国衰亡，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然而，曾几何时，德国竟重新崛起。

　　一战失败，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将《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人民：战争赔款、割让土地、强占领土……，苛刻的条款无情地羞辱了德意志的民族尊严，千钧重压将德国人民的民族情绪铸成复仇的怒火：《水晶之夜》迫害犹太人的全民狂欢，宣泄着德国人剥夺犹太资本家的畸形冲动;希特勒的纳粹叫嚣，则是德意志一个民族抗争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压迫与剥削的畸形“狮吼”。

　　德国人民再次以民族形态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抟沙成钢”，推动德国崛起;而社会主义的朦胧则赋予“民族私利”聚合的“民族公利”以新形态的崇高。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于是昂首挺胸，向着千百万欢呼的德国人，挥手引航。

　　希特勒抨击特权腐败，向人民允诺就业和面包，允诺国家独立与强大。他的演说深深触动德国人的心弦：“我国人民必须从既无希望又无秩序的国际主义中解放出来，接受一种有意识、有步骤的狂热民族主义的教育。”(见德·加亚尔：《欧洲史》)

　　——冲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

　　德国人民不甘被资本大亨弱肉强食，强烈呼求挣脱基于垄断资本剥削的一战后国际秩序，重建民族平等、尊重德国主权的国际新秩序。

　　然而，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内对这个“体系”的冲击， 不能不患染这个 “体系”的全部痼疾，不能不导致民族私欲的膨胀， 乃至滚入资本主义崛起的宿命——从民族扩张到霸权争夺。

　　德国在抗争国际垄断资本压迫中再度崛起，也再度畸化为垄断资本集团为极端私利的世界争霸。德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战争中再度陷自身于败亡的深渊。

　　战后，德国一片废墟，欧洲满目焦土。5000万生灵的血的积淀，成为德意志民族挥之不去的精神重负。德国人民从此醒悟：拒绝帝国主义。

　　德国崛起是欧洲崛起的象征，德国衰落宣告欧洲的衰落，而德国醒悟则代言着欧洲的醒悟：欧洲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成为欧洲的深沉脉动。

　　欧洲帝国主义终结;美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