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不久，华国锋利用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的遗嘱荣登大统不久，策划和实施了一场惊天行动，以“阴谋篡党夺权”等政治罪名一举成功抓捕包括毛主席夫人江青在内的“四人帮”，并将他们押上审判台。要不是陈云的坚决反对，被判为“零分以下”的江青差一点就执行了死刑。

1978年2月26日，自认为稳坐江山的华国锋以“英明领袖”的神态，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一句“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言论震惊世界。

后来，擅长于韬光养晦的邓小平出山了，成为事实上的“第二代领导人”。“英明领袖”在万般无奈之下，悲戚地演绎出一场现代版“霸王别姬”，成为可有可无的政坛隐匿者，但那句“崩溃论”并没有因为华国锋的隐匿而隐匿，反倒成为否毛、非毛、黑毛、反毛的导火索，一些别有用心者将其当做宝贝拾起来，并不断放大，将“1974年到1976年”推延为毛主席逝世前20年。什么“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工农业生产几乎停滞不前”，什么“文革10年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有人最后竟然将其发挥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等不一而足；最后，干脆直指毛主席“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最终成为官方评价毛主席的定论。

由于毛主席从1957年就“开始犯左的错误”，于是，邓氏“纠错”式改革应势而生。

改革推行之初，确实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与参与。善良的人们认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一定会让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一定会让中国更加强盛，一定会让社会更加纯净，一定会让官场更加清廉，一定会让老百姓更加幸福。

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品尝到了哪些“红利”呢？不仅几千万工人下岗了，几亿农民失地了，众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了，新的“三座大山”压在百姓头上了，几千万妇女成为性工作者了，大米中有了“石蜡”，牛奶中有了“三聚氰胺”，猪肉中有了“瘦肉精”，西瓜中有了“膨胀素”，白酒中有了“塑化剂”，辣椒酱中有了“苏丹红”，火锅中有了“福尔马林”，蜜枣中有了“硫磺”，木耳中有了“硫酸铜”，油条中有了“地沟油”，豆芽中有了“尿素”，果冻中有了“工业明胶”，馒头中有了“柠檬黄”，药品中有了“毒优卡丹”，饮用水中有了68种抗生素， 13亿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了不让官员吃、也不让外国人吃的转基因食品，老百姓成了患上“精神病”的“刁民”。在这些“红利”的滋润下，“四项基本原则”被抛弃了，市场经济涂上社会主义颜色了，毛泽东思想被特色理论取代了，国民的道德水准坠落了，社会风气变坏了，资产阶级壮大了，国有企业瓦解了，两极分化加剧了，资本家堂而皇之登上政治舞台了，贪官污吏好比烧不尽的野草了，一批由美国培育、资助的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公蛭、精蝇成为某些执政者依靠的中坚力量了，“藏独”、“疆独”与各类黑社会等恐怖、邪恶势力形成气候了；让中国人更“尊严”的是，美国敢轰炸我驻南使馆了，敢撞我飞机了，敢在我领海、领空示霸了，敢对中国说三道四了，敢时不时对我发出威胁信号了，就连越南、菲律宾等弹丸小国也敢对中国狠下杀手了……

这是有益于中国的“红利”吗？不，这只“红”了先富之人，“利”了西方诸国，却挖了社会主义根基，虚了国体，苦了百姓。对于这个“颠覆性”结局，人们在痛苦反思，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现实已经雄辩证明，始于华、长于邓、盛于其后来继承人的超越了民族理智界限的非毛、否毛、黑毛、反毛，是其得逞的总根源。至于能不能绝于习，人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尝到无限“红利”的亿万民众早就反感透了，再听到从执政者口中冒出的“改革”二字就止不住地直冒冷汗，特别是在眼下对以“混合”为名，行私有化、外资化之实的国企改革更是令人心寒，一些富有良知的学者纷纷提出尖锐批评。最近，人民解放军乔良少将更是直言，“不争论”不行了！中国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辩论！如果某些执政者死抱着“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理念不放，我敢断言，国家危矣，人民惨矣！

我不反对强化共产党领导、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主人翁地位、健全与优化国民经济结构、净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改革开放，但我坚决反对以改革为名，行推翻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全面实现私有化之实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