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毛邓合”政治思潮（续）

　　邓小平改革开放对毛泽东的新中国的异化

　　毛泽东生前皆尽全力领导中国朝左走，避免右派上台，但异化规律的事与愿违、走向反面等规律最终起了作用，结果是你左得有多远，我右得就有多远，邓小平领导的异化潮流同毛泽东的追求成了一百八十度，邓小平路线是全方位的同毛泽东对着干。关于这个问题，许多人会为邓小平鸣不平，但我认为，不管邓小平本人出发点如何，他领导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是全盘非毛化，是对新中国的反动，是对旧中国的复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厌恶资本主义，邓小平就喜欢资本主义;毛泽东说文革好，邓小平就说文革坏;毛泽东在经济上搞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邓小平就搞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毛泽东在政治上要立四大，搞大众民主，邓小平就要取消四大，搞精英政治，毛泽东要政治挂帅，邓小平就经济领先;毛泽东公字当头，邓小平就私字当头;毛泽东要自强不息，邓小平就要抑洋人鼻息;毛泽东要站在工农兵大众立埸与少数精英做对，邓小平就站在少数人场上与工农兵大众为敌;毛泽东要集中使用资本、规模经营，邓小平就分散资本，个体经营，等等。

　　总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乘势异化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成份，后逐渐发展成为异化毛泽东时代的左的成份，直至瓦解了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使世界史上偷偷摸摸的压迫、剥削变成了明火执仗。邓小平异化路线使旧中国政治上的殖民化、割据化、专制化、政客腐敗化、阶级矛盾尖锐化基本恢复;邓小平等使旧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尖锐化、民族矛盾激化、精英与平民的分离化、民族一盘散沙化、民不聊生、黄赌毒黑假坑蒙拐骗偷等泛濫，造反风起云涌问题基本得到复活和发展;邓小平使旧中国经济上的小农化、私有化、官僚化、买办化基本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邓小平使旧中国文化上的西化、娱乐化、自私化、精英化也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扬，难道事实上不是如此吗?

　　正确认识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作用及其二者的辩证关系是很重要的。只讲改革好不讲改革问题，同只看到邓小平的一切倒行逆施是历史的全面反动，没有看到改革开放的局部建设层面都是片面的。改革开放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对新中国而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一样，也是新生事物。很多人没有看到其历史异化规律的必然性，没有明白反动是进步的历史推动器。他们不明白不但是文化革命使中国成为世界左翼的领袖，而且是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极右的代表。他们不懂得改革开放是中国左翼重生的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正如是文革培养了大量右派一样，改革开放同样会培养出其掘墓人左派。他们不懂得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使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大大浓缩了，用了五十多年完成了数百年才能实现的历史挎越，这才是中国快速掘起的真正希望所在。

　　改革开放也必然走向异化

　　改革开放也会异化，在理论上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中国党内外既得利益者组成的新保守主义权势集团不愿承认，他们要做改革“不动摇”的梦，要在自已发财致富奔小康的路走下去，不管脚下是深渊还是火山，他们是一群抱着花岗岩头脑去见鬼的，他们是完成对毛泽东时代异化到底的遗嘱执行人。

　　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确实存在一个对毛泽东时代异化到底的问题。什么是到底呢?那就是在政治上完成给共产党送终，由资本家分权的目的;在经济上完成对美国的依附，对中国财产的千年占有;在文化上形成殖民地文化和利已主义文化的专政。他们认为，这个底很快就会见到的，并为此而斗争着。中共领导层如果看不清这伙人的阴谋诡计或者有意为他们开放绿灯，中国很快会成为第二个苏联，我想，经过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大众是不会走亡党亡国之路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在极右异化没有完成前就开始发动对改革开放的异化。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切事物都要变，改革开放也不会例外。异化的否定之否定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因为改革开放太快了，在尚未完成对毛泽东时代的彻底异化前，改革开放本身也发生了悄悄的异化，向它的反面走去。对改革开放的异化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势头，这种势头体现在权力层和非权力层两个方面：非权力层的异化表现在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及新毛派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对改革开放错误的质疑及否定;权力层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无论其怎样表明高举邓理论旗帜，但实质上权力层以逐渐将其束之高阁，提出了自已的异化理论，是和邓小平理论很不相同的。秋石客认为，中国的聪明政治家及有见地的学者都不会甘心做造成天怒人怨的改革开放的牺牲品，都会自觉地反思改革开放，充当新一轮异化的先锋，所谓不动摇是骗人的东西，其实早就动摇了!因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和支持对新中国历史的正反合大业。所谓正反合大业，就是把左右各去其弊，只留其利，创造出全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对改革开放的异化是阻挡不住的，问题在于如何掌握异化的度，要向什么目标异化。在异化的洪流中主要有两种力量和两个目标，一个是向毛泽东时代的目标前进，一个是向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中间靠拢，也就是第三条道路。

　　对改革开放的异化的毛邓合，主要应该是对改革开放的基本否定和对毛泽东时代的基本肯定，大概有如下内容。

　　整体上要全面科学发展，反对单一重点发展，要反对经济主义和拜金主义，要均衡发展，在当前形势下，要淡化经济，突出政治和文化。

　　在思想上要重新评价党的历史，包括“六四”。特别要重新评价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肯定文化革命合理的内容，否定改革开放的不合理部分，加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弥合中共党的历史上历次政治斗争造成的疮伤，最大限度地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在政治上要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扩大民主党派的作用，增加老干部、学者和群众的政治参与，完善民主集中制;干部队伍要平民化、廉洁化、精炼化、战斗化、更新化。

　　经济上要集中化、公有化、自主化、环境化、平衡化、相对平均化。要大力节制资本，扶助工农。

　　社会上要公民、公正、公平化，增强而不是削弱国家调节职能，增强而不是削弱群众的管理能力，加强而不是削弱国防力量，加强而不是削弱人民的立法和执法权，简化而不是泛化法律，优先解决群众不满的两极分化、住房、上学、教育和环境等问题。

　　文化上要民族化、去私化、去物化、正义化、健康化、大众化。

　　外交上要自主化、民族化、战略化。

　　军事上要强化。

　　矛盾的同一性

　　哲学里面有很多范畴了，有对立性也有同一性。有的强调事物的对立性一面，马克思主义就是如此。认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立的，认为和谐社会是一种空想。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看重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只有斗争这条路才能改变中国命运，但这个哲学是否全面呢?不见得全面，中国革命死了几千万人，结果胜利成果并没有保住，又退回去了，退回到黑暗的旧中国，所以，单讲斗争性是不全面的。因为矛盾论里头，一个是矛盾的对立性，还有一个同一性，重要的是如何把矛盾的对立性和同一性有机的结合起来。一个统治阶级也好、剥削阶级也好，被剥削阶级也好，聪明的阶级都会利用斗争性和同一性来看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历史上都有过这个现象，历代农民起义以后新上来的统治者多是实行缓和的政策。这个缓和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阶级矛盾的调和政策，就是不让它激化，就是寻找矛盾的同一性，让那老百姓的日子能过得去，不造反，对那些豪强、地主、官僚进行压抑，然后达到一个平衡。高明的统治者就是要寻找它的同一性，这个在历史上是大有先例的。孔夫子是提倡和谐的，很少人听他的。有的政权从来是不讲同一性的，其结果必然是短命。专制过头的政权，像秦朝、隋朝几十年都灭亡了。有的政权存在几百年，甚至于更长时间，是注意到了同一性矛盾原理。同样性质的政权，为什么它结果不一样呢?就是政策不同。你采取的政策极端化了，政权必然崩溃，这就叫做一次性剥削，它可能要崩溃。当代中国如果按照原来改革开放私有化的路子上大踏步前进，在和西方接轨的路上不做任何防备，那中华民族就是掉进了深渊了，最后玉石俱焚，国破家亡。日前形势很紧张，社会矛盾的对立性压倒了同一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追求对立，政权垮台的时间就不长了。不是寻求矛盾的激化处理，而是寻求矛盾的缓和处理，是寻找矛盾的同一性，成为关键。

　　彻底解决中国的道路问题的革命，那是下一步的事情，目前要紧的先缓和一下，让中国这个船，不要沉下去，咱得先靠岸，靠了岸以后咱们再说，如果翻了船，不管哪个阶级都要沉到水底，只有少数汉奸跑美国去了，发给他们这个奖章那个奖章的，最亮的是汉奸奖章，牺牲了整个民族的利益。我是反对阶级利益高过民族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主张价值观革命，主张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和私有文化，解放全人类。

　　三、实现毛邓合必须有正确思路

　　不清算历史旧帐，无法面向未来。毛邓合只讲矛盾的同一性不讲矛盾的对立性是不行的。中国的传统政治学是算历史旧帐的。毛泽东是靠批判打头的，主张不破不立;邓小平也是彻底清算政敌的。想不议前人功过的，习近平仅以立带破是不行的。

　　一般说来对错误的东西你不打他是不倒的，不争论是很难分清是非的。也可能有新的东西出来旧的就死亡了，这也是一种政治试验。毛邓政治思想是有严格差别和是非的，你不明确差别和是非，就很难确立新政治思想的主导地位，很难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所以，适当时机对中共历史上的得失特别是改革开放进行反思性总结和评判还是必要的，否则，任凭邓小平改革开放错误的路线和理论继续泛滥，政治空间被错误的东西占有着，新的正确路线和理论就无法生存和发展。

　　事物既有矛盾的同一性，也有矛盾的斗争性。改良主义多是强调矛盾的同一性，革命主义强调矛盾的斗争性，都是片面的，违反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和普遍联系规律。要坚决把革命和改良统一起来。

　　习近平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毛邓合理论基础之一是事物的对立统一和普遍联系规律，讲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强调两个三十年的统一性和联系，有正确一面，但没见他讲斗争性和区别，不批判改革开放，因而是片面的。

　　斗争论和平衡论是解决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斗争论是促使矛盾激化进而解决矛盾推动事物的死亡或发展，如文化革命，充分暴露矛盾，激化矛盾，使党内斗争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最终达到矛盾的解决。

　　如果说社会主义事业出现反复是必要的话，那么，苏联和中国相比，苏联用了七十多年才复辟资本主义，而中国只用了不足三十年就完成了复辟资本主义，说明斗争论是进步的。平衡论是使矛盾弱化、延长事物生命，从而阻碍事物的死亡和发展。

　　西方政治学的权力分立和东方政治学的平衡术都是平衡论的表现。平衡论和斗争论是相互联系的，仅用平衡论或斗争论不是一流政治家，能自由的用平衡论和斗争论、把二者结合才是一流的政治家。毛泽东是能灵活运用二论的高手，以斗争求平衡，文革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就是例子。

　　习近平应该纠正不争论和不折腾!不争论和不折腾是亡国之道。生命在于运动，一个人，一个国家的生命也在运动，都要在风雨和战斗里成长。不争论就沒有真理，使错误观点大行其道。不折腾就沒有吐故纳新，让坏人稳居庙堂。对国内外敌人不敢亮剑，就不能以正压邪!

　　事物的发展是通过他自身的辩证否定实现的，如中共不否定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就不可能走上武装斗争道路，但否定陈独秀不是否定共产党全部，只是否定了错误部分，通过否定才达到真正肯定共产党，对改革开放也要坚持此原则。

　　事物都是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统一，当肯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时，事物保持现有的性质.特征和倾向。当事物内部的否定方面战胜肯定方面并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时，事物的性质，特征和趋势就发生变化，旧事物就转化为新事物，否定是对旧事物的质的根本否定，但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抛弃。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否定。同时它自身也被后一阶段再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事物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周期性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如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否定之否定。

　　新中国六十年历史证明，毛主席不否定资本主义就无法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不否定文革和前三十年，就无法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同样，对改革开放不进行否定和反思，就无法走向新的社会主义。对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理解，如果没有否定成份，就会阻碍中国向前迈进。反之，对两个三十年只有否定而没有肯定，也不是彻底的辨证法。

　　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事物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不承认改革开放有问题，不符合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矛盾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当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前三十年成就是主要的，有问题，但问题是局部的，前三十年路线是正确的，方向是对的。后三十年也有成就，是局部，问题是全局性的，后三十年路线是错误的，方向是错的。搞正反合，也必须分清正确与错误，分清是非，要拨改革之乱，返文革之正才行。

　　要分清事物矛盾分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以及主次矛盾相互转化的理论。要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主要矛盾，要讲阶级斗争和公平分配。发展经济是次要矛盾，只讲发展不讲公平分配的发展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毛邓合，如果离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不可能正确的。

　　毛泽东关于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的提出，意义同样重大，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遇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对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解读，要看到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存并加以区别，如果离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是不可能正确的。

　　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是好办法，没有分清主次矛盾，也没有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毛主席讲抓住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会迎刃而解。只要打了大老虎，苍蝇就好办了。要制定肃贪政策，解放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区别两类矛盾，最大限度孤立老虎帮!

　　毛泽东认为，在认识的第一阶段是感性认识，物质是第一位的，人的意识只能源于客观世界，是物质决定意识。认识的第二阶段，对感性认识进行抽象整理，上升为理论，是对客观世界感性认识的提高，是认识的第一次飞跃。认识上升为理论后，要用来指导客观实践，受实践的检验，这是认识的第二次飞跃。这第二次飞跃，意义更加重要，因为是用来改变世界的，这时的意识成了决定性方面。

　　毛邓合如果离开物质与意识关系的辩证性是不可能正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机械唯物主义，只见物不见人，不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建立完善要有个过程，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除了有适应的一面，还存在着矛盾的一面。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存在，许多旧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依然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带有决定性的。如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毛泽东早在《矛盾论》一文中就指出有时生产关系的作用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否定了生产力单一决定论。

　　毛邓合，不能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如果离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性是不可能正确的。改革开放一度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只讲创造财富，不讲财富公平分配，抽掉了社会主义平等的本质。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由于产生阶级的经济基础残余还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基本上还是旧的，因此，从包括无产阶级的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从领导层中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必须通过开展全方位的阶级斗争，进行经济基础，特别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才能实现。如果离开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观点是不可能实现正确的毛邓合的。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占第一位，要政治挂帅，政治与思想的关系，思想占第一位，要思想领先，要斗私批修。

　　毛邓合如果离开领导权和路线是不可能正确的。改革开放根本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走资派手里，推行资改路线。

　　辩证法有深刻和庸俗的认识和运用的差别，要真正掌握辩证法，还必须与庸俗辩证法划清界线。庸俗辩证法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把事物静态化，还有一个是缺乏重点论。如对资产阶级问题，笼统地提出反资产阶级概念，不区分党内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不知道要把与美国有勾结的党内权力资本当作重点来反对。

　　重点论也就是矛盾主要方面论，抓住重点才会达到功半事倍的效果。同时，重点是变化的，例如抗日战争民族矛盾是重点，解放战争阶级矛盾是重点。当前左派要以反对资改卖国改开路线为重点。

　　毛邓合如果离开重点论思维是不可能正确的。有人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有成绩，也都有错误，各打五十大扳，表面是辨证看问题，实质是没有重点论，是庸俗辩证法。

　　前三十年中国的政治是稳固廉洁的，经济是发展的，文化是健康的，是主流。出现了一些问题，是支流，方向和路线正确。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是有成绩也有所不足，但不足是主要的，主要是方向和路线错了，这是有重点论的辨证法观点。

　　所谓不争论是骗人的，右派天天在争文化话语霸权，不争论就是不让左派说话，是文化法西斯主义，是误国误民。有比较才有鉴别，不争论就分不清是非，就不知道右派的反动和左派的进步，中国是到了通过大辩论调整历史走向的时侯了。

　　对两个三十年，只看到毛邓的非主体的统一性，而看不到毛邓主体的对立性，看不到毛邓之间的阶级斗争，看不到毛邓之间的路线斗争，看不到毛邓之间的道路之争，就沒有抓住总结党的历史为末来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

　　当前理论战线的纲就是重评文革和反思改革。文革和改革是大是大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细节问题，汉奸卖国贼是因为否定了文革搞改革才大量出现的。文革是左右斗争的核心，文革不正本清源，就不可能完成正确的毛邓合。

　　现在社会的新分化比较严重，新思潮不断涌现，新思潮的涌现是好事。毛邓合政治思想形成的主要历史基础就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和文化革命，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能够达到这个基础之上的东西应该是高于这个基础的，也就是说应该对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有所超越。当前，中华民族面临着一个大光明和大黑暗的两种选择。大光明的选择，就是说中国走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引向光明。还有一个选择是大黑暗的选择，就是中国继续按照原来失败的改革路子走下去，亡党、亡国、亡族。那样的话，中国就一定跌到了低谷，中国可能被肢解，中华民族要经受空前的苦难。

　　习近平只要做得好，他可以站在毛泽东肩膀上，站在邓小平的肩膀上，他站得更高一些，以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到历史，来看到中国的现实，来拿出更好的办法。否则，只会成为历史匆匆过客。我希望中国能迅速形成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新理论，迅速找到一个解决中国许多问题的钥匙，提供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指导方针，提供一个灯塔，以照亮中国与世界。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新中国六十多年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仅用不足三十年就把一个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压缩在一起了，他把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思潮、时间和理论都压缩到文化大革命中了，使中国左翼思想领先了全世界。毛主席的前三十年，世界上百年、千年进步的东西都在里面了。中华民族等于是用27、28年走了上百年、几百年的进步路程。而这也使左翼思想达到了世界最高峰，就是文革思想，政治上要民主化，劳动人民要当家作主，共产党要受监督，经济上实行的是大生产，和基本相对的共同富裕，文化上实行共产主义新文化，这是一个浓缩了的进步高峰。

　　还有一个浓缩高峰是邓小平等组织的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搞资本主义实验，资本整合也是资产阶级上百年，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你们看到没有?中国三十年资产阶级的历程就产生了数不清的亿万富翁，按西方人的标准，要经过几代人努力才行，而在我们中国，有不少人几天努力都完成了，中国改革用三十年时间完成了古今中外的反动整合。

　　这些，是不是伟大呢?历史发展如果有左、右、中三个必要过程必走的话，起码中国左右两个合成问题我们中华民族用最短时间做到了。包括中国所有的人，好比孙悟空进了八卦炉，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折腾，一个是左的方面走，一个是右的方面走，现在我们从八卦炉里出来以后，就练就了火眼金睛、金刚不坏之身，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具备中华民族这种大悲大喜，只要处理得好，经过一段折中的压缩，中国不就完成了伟大的正反合吗?我坚信，中国一定能够成为世界未来的主导，赢得中国与世界的大光明，这是历史赋予毛泽东思想及其继承者的宏伟大业。

　　向毛泽东时代的目标靠近也有质的差别，一个是全面恢复传统的封建式社会主义，否定形式民主，这是错误的倾向;一个是创造性恢复毛泽东的文革试验过的大民主社会主义，这是正确的方向，我们应反对前者，追求后者。

　　所谓第三条造道路，实质上摆脱了单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路，力求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体，要求富人兼顾穷人，穷人包容富人，是富人和穷人相对共存共荣的和谐社会理想。客观地讲，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例如欧洲德国、瑞典那样。

　　目前中国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导向问题并没有解决，并受到左右夹击。在左派看来，第三条道路是对黑暗的妥协，是对恶势力的屈服;在右派看来，第三条道路是良心发现，是割肉喂狼，是向穷光蛋示弱，因此他们都予反对。在秋石客看来，第三条道路的过渡性非常明显，是异化规律的必然走向。中间道路也必然存在左右导向问题，例如今天的欧洲和拉美，向右转就是向新自由主义投降，滑向纯资本主义;向左转，就要走向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靠拢，向共产主义迈进，所谓绝对对等的第三条道路是不能成立的，要么是左翼领导的社会资本主义，要么是右翼领导的资本社会主义。所以，左翼第三条道路导向必须明确，要确立公有制的(劳动大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告知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利用只是权宜之计，未来只有通向共产主义之路才是可取的。

　　中国第三条道路最大的实践问题，是中国的人口众多、资源贫瘠的国情和全球化市场的形成能否实现福利化社会主义，如想实现，就要求中国对资本的更大节制，而国家对中国的隐形资本(权力资本)又很难有控制力，资本的反抗将是剧烈的，因此可以判断，中国的第三条道路也是很难走的，既使实现，也必然是低水平的福利社会。

　　中国左和右的大起大落历史，为中国的当代政治家提供了创造英雄业绩的条件，只要放下包袱，坚定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以更宽阔的胸怀、更深刻的思想、更远大的历史视野，认真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就一定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造更加辉煌的伟大历史成就。

　　毛泽东时代政治是左的，经济和文化也走左的，是统一的。改革开放时代政治是右的，经济和文化也是右的，是统一的。对当前的政左经右怎么看很重要，主要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有矛盾，政治和经济方向分离问题要解决。二是政左经右比全盘右有进步，应予肯定，同时要坚决解决经济右倾化加速问题。

　　我们要反对不分清是非的错误的毛邓合，争取分清是非正确的毛邓合。当前有人把邓小平说成是毛泽东的继承者，否认毛泽东与邓小平是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事实，是错误的毛邓合，本质上是为资改路线服务。正确的毛邓合是把中共当成整体，把邓小平错误路线当成教训，而把毛泽东正确路线当成经验加以全面总结，合成更高层次的新社会主义路线。

　　笔者对当前中国的政治毛泽东化和经济邓小平化的毛邓合是质疑的。毛邓合必须是有前提的，不是各50%的简单加和，更不是以邓为主，而是毛主邓次的八加二。是非要分明，路线不含糊。所谓正就是毛泽东思路，所谓反就是邓小平思路，所谓合就是把前后两个三十年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陈出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和充分利用并限制资本主义的作用，发挥两个积极性，以社会主义为主导，资本主义为补充，把中国引向大光明。

　　作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定要审时度势，一定要知道多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找动力，且不可以死抱所谓邓改革理论不放，坐失完成正反合的历史大转变的机会，续走亡党亡国之路。

　　201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