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 第三编 两极分化观察

　　曾几何时，中国被称为“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度，而今社会分化已成为不争的现实。然而，这分化是怎样展开的，到了什么程度，其惯性前景如何?犹如云山雾罩。

　　第一章 资金流量视角观察

　　自1998年起，«中国统计年鉴»中开始公布历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到2010年为止，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覆盖的年份从1992年至2008年，共17年。(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观察这17年的资金流量表，辅以其他统计数据，可以清晰地回答这一问题

　　1.1资金流量表

　　当前我国的统计体系基于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SNA体系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是“产业”的概念泛化。

　　它将一切社会活动都视为“产业”，不但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是“产业”，卫生事业、教育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体育事业也是“产业”，连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也是“产业”----第三产业。“公共管理”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职责，SNA体系是政府引入的，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已经自视为这个行业中的“公司”之一?“社会组织”显然包括共产党，由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引入的统计体系，将“社会组织”视为行业，它背后的逻辑是：各个政党、协会、学会、联谊会都是这个行业中的不同“企业”，它们间的关系与其他行业中各企业间的关系没有质的区别。不知执政党是否认同这一逻辑，但肯定有人会欢迎它。

　　其二是“价值”概念的塌缩。

　　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实物流的基础上，社会之所以需要这些实物流，是因为它们有“价值”。然而，“价值”却是一个难于把握的概念，更不用说度量了。古今中外无数的学者在讨论“价值”，至今莫衷一是。马根瑙(H. Margenau)注意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实际行为能够统计地度量，它们揭示了人所做的和所要做的东西，他称其为“事实价值”。

　　建立“一般均衡论”的瓦尔拉斯(Walras)其实就是试图发现“事实价值”，他首先用“效用”代替价值，作为分析的基础，在效用递减的假设下，建立起了“一般均衡原理”以说明价格的形成。由于价格是可以统计的，可视为社会的“事实价值”。此后经济学家们摆脱了令他们苦恼的“价值”，在价格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大厦。甚至“价值”这个词的定义，也转为“价格乘以交易量”----根本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价值”了。

　　在这个新定义下，货币量就是价值，一切经济行为，归根结底是追求货币的积累。

　　而SNA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SNA体系的核心指标GDP,就是各广义“行业”“增加值”(即新增货币量)--的总和。从治国的角度看，对整个社会的粮食、钢铁、机床、计算机等等的生产-消费平衡当然需要心中有数。但从资本家的角度，这些都是手段，赚钱才是目的，当然首先要关注货币流。在第一编第一章里，我们已看到，现在的货币循环已经远远超越了实物循环，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逻辑与机制。

　　统计系统在这样的视角下，观察到的本质上是交易量。制假、贩假、贩毒创造交易量，因此损害健康;这又为医疗产业制造了需求，也同样创造交易量。污染环境的企业在创造交易量;治理污染同样是商机，也在创造交易量。最彻底的莫过于凯恩斯：政府出钱，请人买工具去挖下一个“大坑”，然后再请人把这个“大坑”填起来。两者都在创造交易量，都能促进GDP的增长，是应对经济危机的良方。

　　一个理性的企业，必须时刻关注自己的资金流量。于是资金流量表成为企业的基本财务报表之一，反映一个企业的资金流动态。企业的经济活动由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组成。在主流经济学中，用生产函数理论解释生产活动：生产的净产出源于劳力与资本的投入。所以反映净产出的增加值，由劳动所得(劳动者报酬)和资本所得(营业盈余)构成。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政府对生产性活动征税(生产税)，故实际的资本所得(营业盈余)为增加值减劳动者报酬减生产税。可见生产性活动的净产出由劳动、政府和资本三分。

　　站在企业经营的视角观察，企业的经济活动除生产性的之外，还包括非生产性的部分。其原因在于，自有资本有可能不满足生产所需，于是需要使用外部资本，并为此付出代价，由此形成财产性支出;同理自有资本亦可能让渡给他人使用，并因此获得收入，此即财产性收入。可见财产性收支是资本拥有者集团，依据资本所有权对营业盈余的内部再分配。营业盈余加上财产性收支盈余，才是本企业业主的初次分配总收入。

　　主流理论告诉我们：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是按贡献分配。资本、劳力按自由市场的原则结合，以追求最大的利润。而再分配则注重公平，再分配的目标在于遏制收入差距扩大，防止社会分裂，以维持稳定。再分配在资金流量表中表现为经常转移收支。在经常转移项下包含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五个子项。理论上，再分配能使高收入的个人、阶层、行业或机构的一部分收入转化为社会的收入，并使低收入阶层成为收入再分配的主要获益者。初次分配总收入经再分配的调节，即成为企业主(资本拥有者)的可支配总收入。

　　基于此，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将整个国家划分为5个子系统(“企业”)：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和国外部门。换而言之，在它眼中，国民经济由上述5个不同“企业”构成。«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展示了资金在这5个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流动，使我们可以观察各部门、各行为主体的相对经济地位及其演化。

　　1.2 收入分配格局演化：纵向视角产业资本收入分析

　　资金流量表本来是为企业设计的基本会计报表之一。在国民经济的上述5个部门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运行与其基本原理最接近。所不同者在于，这里已经抹去了单个企业间的行业、区域、规模之类差异，统统合并为一个巨型“企业”。其核心特征是运用资本与劳力两大类要素，生产物质与服务，并通过资金分配将其分配到全社会各类成员。

　　这种生产--分配活动的组织者是企业主，企业主的核心动机是利润极大化。在17年的过程中，这一动机明显影响着生产与分配。

　　数据显示，增加值的分配格局见图3.1：

　　图3.1：非金融企业增加值分配结构演化 数据来源：

　　数据显示，这17年间，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增加值中，劳动者报酬所占分额明显下降，而资本所得份额明显上升。“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的演化过程见图3.2，总体上，这一过程呈指数函数迅速下降。17年间从1992年的1.28降到200年的0.89，虽然2002年回升到1.16，但2008年又降到0.89。

　　图3.2：非金融企业“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演化过程

　　图3.3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的演化过程，它表征了在非金融企业部门净产值分配格局中，劳动者与政府相对地位的演化。17来，这一比值大体沿着指数曲线下降，反映了劳动者地位相对于政府的明显弱化。1992年这一比值为2.54，2001年降到1.34，此后有缓慢的回升，到2008年仅为1.59。

　　图3.3：非金融企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演化过程

　　至于企业主集团与政府间的平衡见图3.4。1994年是企业主集团最强势的年份，这一年资本份额是政府份额的2.15倍，此后不断下降，到2003年降至1.23倍。奇怪的是到2004年竟一举回弹至1.79，以后就在此附近小幅波动。

　　图3.4：非金融企业部门“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演化过程

　　由此可见，在生产性活动的直接分配中，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拥有者和权力拥有者均处于不断弱化的过程之中。而官僚集团相对于资本集团在1992-2003年期间处于不断强化的态势，而此后对资本集团做了较大的让步。由于正式就业的劳动者主要就业于非金融企业部门，而生产性活动的直接分配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所以，这是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处于弱势的基本原因。

　　对产业资本集团而言，其投入生产的资本既有自有资本，又有借贷来的资本，对后者需偿付利息或红利，此即财产性支付;同时其自有资本的一部分也会让渡给其他人使用，由此获得利息或红利，此即财产性收入。两者的收支盈余即构成财产性净收入。来自增加值的生产性收入加上财产性净收入即为产业资本集团的初次配收入。

　　财产性支付与收入的演变过程见图3.5。

　　图3.5：非金融企业部门财产性收支演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