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赐给我一个革命的家庭，从小学革命，对剥削、私有制的信念“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格格不入。只要你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要认真思考“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个严肃的问题。
我很感激父辈们引领正确的航向——跟着毛主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为解放全人类事业奋斗终生。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世界观。
我的家乡在浙江省湖州地区安吉县梅溪镇荆湾村。中国竹乡安吉县的西部，青山环抱、竹涛起伏，山泉萦绕、水声叮咚，风光秀丽，景色迷人，那是头等的环保。西苕溪河从梅溪镇方向顺流而下五里路，到我们村拐了个弯，村庄的两面是西苕溪水怀抱着，荆棘丛生，所以叫“荆湾村”。
1933年10月2日，我出身在荆湾村，父亲陈学明，母亲赵林娣。
当年荆湾村是个热闹的小码头：有绸布、南货、粮油、茶馆、理发、豆腐店；大批毛竹运输，主要靠西苕溪河水路一直运到上海；西苕溪拐弯的地方，积聚起大量细沙子，是有名的“荆沙”产地。荆湾村的下街头，过了石灰桥就是关帝庙，庙里有两尊关帝菩萨，关平、周仓菩萨立两旁。久旱无雨时，人们把稍小的关帝菩萨抬出，仪仗队身穿类似义和团的服装，手持标叉枪，鼓乐声声、敲敲打打，到七里外的长兴县辖区，赵村、空隐寺后面龙山上求雨。荆湾村还有陈、沈、管三座祠堂。解放后，祠堂成了供销社、人民公社办公室。如今成了乡、村政府。父亲是荆湾村有名的禁赌者，只要他在村里，就没有人敢赌。现今的农村，赌博成风，耶稣教泛滥。
父亲陈学明，姑妈陈文霞，姑父郎玉麟，都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信徒，通过办乡村教育，办养蚕合作社，为农民办好事，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在潘店村创办乡村小学，在荆湾村创办了荆溪小学，父亲任校长，姑妈任教师，我在学校是个优等生，每个学期考试都是第一名，曾代表学校去梅溪镇参加考试比赛，得了第二名；小学还组织文艺演出，宣传抗日小话剧，我演被俘日本鬼子；还有小军乐队，我是司号的。荆溪小学坐落在西苕溪水的拐弯处，校大门外的两棵大榆树，见证着荆湾村的历史沧桑。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不论在南京郊区办晓庄师范期间，还是在上海郊区办工学团时，他都在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愿望很好，可惜在现实的中国行不通。后来，我的父辈们才悟出：必须走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只有追随共产党，拿起枪杆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国家民族才有希望。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初，原红二方面军模范师政委彭林（原名彭栋才，1955年授海军中将军衔）和其他三位红军师级将领，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派遣，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具体安排，在张爱萍将军率领下，从延安奔赴上海前线抗日。
次日，他们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了旅途的方便，办事处让他们脱下红军服装，换上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服装，张爱萍佩上校军衔，其余四人都是上尉军衔。他们在西安得知上海战况激烈，当天就乘火车直奔南京。出了潼关，事有凑巧，在同一列车上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董老是党中央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任职的。张爱萍等人抵达南京，在南京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离长江路“总统府”不远）换上便衣，改乘京沪线火车奔向上海。
他们在上海龙华车站下车，早有李克农同志开来汽车接站。原上海市委书记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同志（建国后任驻苏联大使）接待他们，把上海的战况大致作了介绍：自从上月下旬开始，日军大批陆军师团陆续渡海到达上海，在海、空军协同配合下在狮子林、川沙口、蕴藻浜和吴淞等地强行登陆。我方承受着敌人强大炮火和飞机炸弹的轰击，很快就遭到全军覆灭。
张爱萍说：“以中国军队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与具有现代武器的日本军队作战，单靠阵地战是难以取胜的，非得有敌后游击战的配合才行。”又说：“中央接到上海市委的报告后，毛主席亲自找我谈了话。上海要成立江苏省委，叫我来担任省委军事部长。毛主席说，上海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上海失守后，就要在郊区和江浙两省广大农村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刘晓说：“是啊，我们预计上海坚持不了多久，正等着你来担任省委军事部长，尽快作好沦陷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
张爱萍问：“不知省委作了哪些准备？”
刘晓说：“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正在作难民的工作，对难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同时组织他们陆续向郊区各村和江浙一带农村疏散。我们已在难民中组织了一支抗日义勇队，正在加紧训练。”
次日，按照刘晓、张爱萍对其他四人的工作分配，彭林被分配到游击干部训练班讲课。
淞沪战役，日军先后投入14个半师团兵力，约28万人，军舰三四十艘，飞机400余架，海陆空联合作战。我方投入70多个师的兵力，约百万人，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以血肉之躯奋勇抗击，虽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但我方伤亡惨重，终将难以支持。
11月上旬，彭林被请到江苏省委的办公处。除省委领导以外，还有一位青年，此人修长个子，一头长发，戴着近视眼镜，言谈举止文质彬彬，显然是一个有素养的知识分子。他们见彭林进来，都起立表示欢迎。省委领导首先介绍彭林，“这位就是延安党中央派来的彭林同志。”然后又把长发青年介绍给彭林，“这位就是王文林同志。”两人热烈握手。
省委领导说：“上海的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省委决定派你们两位到青浦县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武装。王文林任青浦中心县委书记，彭林为县委委员，任军事部长。希望你们两位亲密合作。”省委领导对彭林说：“王文林是河北保定人，华北大学肄业，东北沦陷后，他毅然奔赴东北参加抗日联军赵尚志部队。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解押南京。直到抗战爆发，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彭林对这位历经艰苦斗争的知识分子干部不胜钦佩。省委领导，接着向王文林介绍彭林的情况。王文林想不到这位不过二十出头的人，竟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模范师政委，心中对他肃然起敬。两人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再一次握住对方的手紧紧不放。
第二天，他俩就从上海乘船西行，向青浦进发，不料才到半途，就传来青浦县沦陷的消息。省委鉴于青浦一带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比较好，指示他们可以绕道宁波、杭州、嘉兴去青浦，万一青浦联络点找不到，可以到吴县去找。王文林、彭林先坐船到宁波，再乘杭甬线火车到达杭州南星桥车站。这时已是11月13日，日军已在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大举登陆，攻占平湖、嘉兴，迂回包围上海。杭州全城一片惊恐，百姓纷纷逃难。两人匆匆赶到卖鱼桥轮船码头，买了去江苏吴县的船票，15日下午乘船北上。当船快到湖州时，传来吴县也告沦陷的消息。他俩无奈，由于战事遽变、交通受阻，彭林、王文林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滞留在浙江省湖州市。他们无意中看到一份油印小报《战时消息》，报上标明：“郎玉麟、贵诵芬编，陈文霞、贵畹兰刻印，地址：金婆弄X号贵诵芬家。”这一偶然发现，使王文林喜出望外，说：“贵诵芬，我在上海难民收容所见过，他是收容所的主要骨干。”彭林、王文林通过贵诵芬认识了郎玉麟夫妻。从此，就在湖州组建了浙西第一支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吴兴县抗日游击大队，郎玉麟为大队长，在湖州、长兴、安吉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们依靠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运用游击战术英勇机智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成为浙西一支著名的抗日游击队，老百姓亲昵地称为“郎部队”。
彭林（左）、郎玉麟1989年11月12日在湖州重逢
1938年春夏，在浙西一带各式各样的游击队、自卫队蜂拥而起的同时，打着“治匪抗日”或“治匪安民”旗号的迷信武装团体“红枪会”应运而生。红枪会的主要头目费冠英，是勾结日寇的汉奸。有一天深夜，红枪会近千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吴兴西乡楂树坞村。红枪会坛主下令：“郎部队是土匪部队，戳死他们！”一群红枪会的会徒用红缨枪戳向王文林，最后被最凶恶的红枪会头头戳死。王文林惨遭红枪会杀害的噩耗，激起了“郎部队”全体指战员的无比悲痛和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为王政训员报仇。
郎玉麟和彭林召集陈学明、周少兰、温永之、许斐文、许斐然等开会。大家认为：根据已有的情报，下庄、薛家兜等村的红枪会确实已同日寇勾结一起与我抗日部队为敌。打击的方法是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双管齐下，主要打击红枪会头目费冠英。汉奸费贼不敢回西乡，只身来到东乡在长超部队（1938年2月李泉生组织的抗日义勇军）附近摆小摊，为日寇搜集情报。郎玉麟通过在长超的李泉生捉拿首犯费冠英。李泉生抓住费冠英，宣布其罪状后就地枪决，为王文林报了仇，为人民除了害。一提起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郎玉麟脑子里浮现出王文林，王文林到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已、关心他人、善于做思想工作的种种情景，历历在目。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布置一个“文林室”。几天以后，经过刘芾亭等同志的精心布置，纪念室布置得庄严肃穆，堂前挂着一幅栩栩如生的文林遗像，两旁是纪念王文林的两幅对联：
满腔热情爱人民，碧血染大地；
一片丹心报国家，浩气壮山河。
无杂念私心，个人生死一已得失轻如鸿毛；
惟忠肝义胆，国家安危民众疾苦重于泰山。
墙上挂着介绍王文林英雄事迹的画图，桌面陈列着王文林生前用的遗物，激起人们无尽哀思。
郎部公墓
全国解放以后，在潘店村后面的梅花山上建了陵墓，张爱萍将军题写的“郎部公墓”，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王文林、刘芾亭、周少兰、许斐然等23位烈士，长眠在此地。
1939年春季，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视察浙江抗日救国工作，在浙西行署驻地西天目山会晤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并同登仙人顶下榻留椿屋。3月24日上午，周恩来在此“百子堂”向行署军政人员、政工队员、干训班学员和浙西临时中学师生作了团结抗日讲演。
周恩来演讲旧址
“郎部队”派我父亲陈学明（指导员），到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百子堂，聆听周恩来演讲，回来向部队传达。当今，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周恩来演讲纪念亭，成了观光、避暑、休闲的圣地。
2010年3月24日我和老伴暨两个儿子，专程驱车去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百子堂“周恩来讲演旧址”，瞻仰观光。
前排左起：吴小土、孙厥谋、郎玉麟
后排左起：陈学明、周少兰
1941年4月27日晚上，郎玉麟按计划和贺文铨带领经济大队的20多名短枪人员，相季贤、何伏带领的吴兴县自卫队的10名短枪人员共40余人，由李漠焯带路向湖州西门进发，在西门横渚塘桥附近摆渡过河，分兵两路，悄悄靠拢伪军营房。李漠焯带领10多人攻打西门洋桥南面的一个碉堡。战斗一打响，郎玉麟立即带领20多人，先摸掉门口岗哨，然后冲进营房一阵猛打，击毙一部分，跳窗逃了几个，其余的全当了俘虏。李漠焯带领的10余人，攻下了西门洋桥碉堡。共缴获机枪两挺、短枪五、六支，步枪三、四十支，全歼伪军一个连。战斗结束，却见不到作内应的周少兰。这时，有个战士走来，交给郎玉麟一支木壳枪，郎玉麟一看是周少兰的枪，大惊失色，急忙去查看。不料，从伪军尸体附近发现了周少兰的尸体，郎玉麟扑上前去。
次日，郎玉麟亲自去慰问周少兰的家属。在为周少兰举行的追悼会上，郎玉麟含着热泪向乡亲们宣布：“周少兰是为了抗战打进伪军做策反工作而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他的父母、妻子、孩子，也都是可尊敬的烈属。”
荆湾村顺流而下就是潘店村。梅溪、荆湾、潘店，成了抗日游击队“郎部队”的集散地。地下党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经常光顾我家，我只知道他手拿剪刀尺的“卖布客人”。父亲受地下党的派遣，任国民党的区长，专供“卖布客人”文件看。我们家的楼梯下面，都是打鬼子缴获的一些战利品，钢盔、望远镜、坏手枪、坏手榴弹等。我们小孩拿这些战利品“武装到牙齿”，在村口石灰桥上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我的小伯伯陈学廉只大我四岁，是荆湾村的孩儿头头，我们都听他的指挥，还有吴爱民，好似他的警卫员，他俩个人舞起“狮子”来可是一等工夫。我小伯伯陈学廉在上海解放后，改名叫陈学联，立即到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空军通信部门工作，他和吴爱民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小伯伯是离休干部，吴爱民是昆铜公社人武部长、晓墅镇副镇长。
1943年10月，日寇向浙西天目山一带发动进攻，国民党的军政机关纷纷向后撤退，行署、专署，吴兴、长兴、安吉三县政府都逃进深山里去了。“郎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4年4月开始，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当时归属国民党浙西行署第二特务大队，是一支新的抗日部队。我姑父郎玉麟任大队长，父亲陈学明任副大队长，吴小土、贺文铨分任一、二中队长。浙西行署贺扬灵、第二专署於树峦担心郎玉麟、陈学明把部队拉出去投奔新四军。密令专员朱希要杀郎玉麟等人。郎玉麟几经周折，到了十区专署，专员朱希宴请郎玉麟等人。酒席间，朱希酒后吐真言：“於树峦打来电报，要我把你抓起来，秘密地杀掉，我能对你下手吗？”郎玉麟大吃一惊，心想：要赶快脱身。刚好国民党在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乘机打电报给贺扬灵请求从军。贺扬灵也怕承担杀害著名抗日分子的罪名，如今借刀杀人不成，让郎玉麟从军离开浙西了事。二、三天后接到贺的复电，批准他从军，还勉励了几句，并委任他为浙西从军青年第二队队长，还在《浙西日报》上大肆宣扬一番。郎玉麟心想：等我脱险后，你们就枉费心机喽！
与此同时，国民党到处寻找我父亲陈学明的下落。我们一家四口，躲到我的级任老师范绍赓老家后面高山上。山顶上只有一户农民，一位眼瞎的爷爷老年丧子，和媳妇、孙子艰难度日。我们的生活，主要靠舅舅沈文祥肩挑几十里路，把粮、油等生活用品送上山。
1944年春夏，我家在湖州埭溪镇以西的深山区盛家坞居住，我和小伯伯在茅坞上学，祖母在茅坞居住专门照顾我俩。那时候传说着共产党新四军部队要打过来，流传着国民党的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八路军、新四军都是红眉毛，绿胡子。”老百姓不知真情，听了非常惊恐。
1944年8月23日，新四军十六旅在宜兴、长兴、吴兴一线发起长兴战役，对浙西日伪军展开全线进攻。经过一个多月战斗，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大片土地，解放人口十余万。新四军在浙西创建革命根据地，象是陕、甘、宁边区一样，建立吴（兴）、长（兴）、安（吉）边区革命根据地。
一天深夜，父亲突然回家，带领全家连夜到盛家坞以西，不到十里的安吉县境内上舍村新四军驻地。第二天，看到几位女的新四军，女的当兵，感到很好奇，她们在包馄饨，可是又不像馄饨，她们告诉我，这是饺子，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饺子。
1945年4月1日，成立吴兴县民主政府，郎玉麟任县长，顾玉良任中共县委书记。“郎部队”的一批老部下都到民主政府任职：陈学明、孙厥谋、李泉生、胡志平等人，分别任埭溪、妙西、菱湖、和平区区长。组建了县警卫营，曾被省保安处长宣铁吾追捕的共产党员吴德全化名吴小土，和贺文铨、王云清等人，成了警卫营的骨干。
我从小跟随父亲陈学明在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郎部队”中生活；十二岁到新四军部队。听着革命故事：毛泽东、朱德同志《井冈山上会师》、朱德总司令《一根扁担》、贺龙军长《两把菜刀起本》。唱着抗日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毛泽东同志，带着头走，跟在后面是我们大家，反动派疯狂来进攻，
打破它脑袋，赶它回家！”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为我中华民族，要作自由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于1945年8月14日至23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谁都清楚，这是国民党蒋介石设计的“鸿门宴”。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重庆谈判四十三天，谈判的焦点是解放区政权与人民军队整编问题。我党为了争取国内实现和平，让人民休养生息，主动撤出长江以南几个抗日根据地。浙东、浙西新四军奉党中央命令北撤到长江以北的苏北解放区。
1945年秋末，浙东新四军奉命渡杭州湾北撤；浙西新四军从湖州、长兴、安吉北撤。随军家属和孩子不能留在国民党占领区，“骗”我们小孩是到江苏宜兴去上学。祖母坚持不走，只好把已经参加新四军的小伯伯陈学廉留下照顾她。不久，国民党当局到处抓我祖母刘桂佳和年仅十六岁的小伯伯，在我家大门上张贴通缉令和悬赏；祖母只好投奔远亲，小伯伯改名朱复元，他们常在坟地躲藏，祖母受了惊吓，还朝思暮想记挂着北撤的七个亲人（她的女儿陈文霞、女婿郎玉麟、外孙郎民苏10岁、大儿子陈学明、大媳妇沈文芳、大孙子陈时秋12岁、小孙子陈时枫3岁），祖母才五十岁出头一病不起，于1947年就病故了。
我们在荆湾村码头，分乘几艘小船，从西苕溪河顺流而下，船上只能吃饱饭，没有菜蔬。一路上，我学会了摇撸、划船、背牵，经太湖到达沪宁铁路常州奔牛站附近，遭遇四个还没缴械投降的日本鬼子，大摇大摆地在铁路上行走，在新四军兵站的掩护下，鬼子才没敢动手。在杨中县附近渡长江，一时找不到大船，好不容易等来一艘大船，不肯停下来，危急之下，兵站潘大兵只好朝天鸣枪，船老大才肯把船靠岸。和我们一起过江的还有吴小土、孙厥谋的家属。渡过长江后到达东台解放区，所见所闻都是新鲜事，看了部队文工团演出的话剧《甲申三百年祭》。
1945年11月，到了淮阴，父亲清江市政府工作，后任王营、西坝区区长，后来调到淮安县工作。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但精神非常快乐舒畅。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1946年6月，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了。我们在淮安县已听到敌人的机枪声，才撤出淮安地区，经郯城到达山东境内，父亲在鲁中二专署工作。鲁中比苏北生活更加艰苦，有的同志开玩笑发点牢骚：“反攻反攻，反到山东，胜利果实煎饼大葱”。南方人啃高粱酸煎饼的确是个苦差事。
1946年冬我十三岁，告别父亲、继母、小弟、通讯员沈连法，到华东党校找姑父郎玉麟。正值过年，南方来的新四军同志，供给一碗大米饭。年后，姑父和警卫员陈乃知，送我和表弟郎民苏、姑母陈文霞，到沂蒙山区刘家道口村，鲁中区立军属子弟学校读书，由姑母照顾。学校设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生活艰难竭蹶，没有条件洗澡，都戏说虱子是“革命虫”，虱子多了也不痒，所谓虱多不痒吧。头发长了，姑母用剪刀剪一下，就算理发美容了。
有一天，学校来了两位骑马的军人，看他们的穿着可以肯定，一位是团、师级干部，一位是警卫员。晚上，那位长着兜腮胡子的军人和学校的方老师举行婚礼。所谓婚礼，就是老师们和两位军人在一起喝白开水，吃点长生果、瓜子而已。因战事紧急，蜜月变成了蜜日，新郎官第二天就走了。战争年代的生活，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又有一天，被我军俘虏的26师一批蒋军军官来校参观，师长马励武、副参谋长牛犇，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有同学问：为什么吃败仗？马励武说：天太坏，下大雨，大炮拉不动了。一股不服输的样子。同学们异口同声说：不是天太坏，是蒋介石的良心太坏，中国人为啥打中国人？他们答不上来，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学校要我把此事画成几幅连环画在校中展览。
学校有个文艺宣传队，我是宣传队员。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还不少呢。有《大联唱》、《兄妹开荒》、《打花棍》、《小放牛》、《放小脚》、《识字班》、《良女劝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