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史第二卷描述大跃进教训的春秋笔法

　　为了混淆是非，把所谓错误扣到毛主席一个人头上，《党史》第二卷第500页至503页“四、‘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是这样运用春秋笔法的：

　　第一段第一句话就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当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遭受的一词严重挫折。”一棍子先打死再说。也许怕人们接受不了，接着说什么毛泽东主观意愿是好的。看上去是为毛主席开脱，其实是进一步坐实，这是文人颠倒黑白惯用笔法。第二段，“当时，人们根据以往的经历真诚地相信，……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谁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书里没说。但是看了上下文，你肯定认为这就是说的毛泽东。

　　总之，所谓大跃进教训就是因为毛泽东不尊重规律，犯了严重错误，任意胡为，作者套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说法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错误是毛泽东的，其他人只是“不少领导同志”有错误。“不少领导同志”这个词很绝妙，给人的感觉是“少数同志”，“更由于毛泽东同志”放在“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前面的搭配更绝妙，很容易给人只有“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其他人没错误的感觉。

　　这种说法，应该是最权威的了，但是，我不信，因为我认真研读过毛刘周陈邓五人此一时期已经公开的权威著作，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

　　二、毛刘周陈邓五人大跃进时期的著作情况

　　《毛泽东文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陈云文选》、《邓小平文选》都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90年代编辑出版的，即在均在“决议”之后几乎同时编辑出版，有可比性。人都是一批人，指导思想都是一种指导思想。

　　因为这些著作集不是全集，即不是他们那一时期所有文字的集合，所以哪些文章收入选集，哪些不收入选集，一定很有讲究。因为“决议”的基调是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肯定刘周陈邓等人为纠正这些错误做的努力，所以为了证明“决议”的“伟大”和“正确”，一定会按照这样的原则选择文章：

　　如果此一时期毛泽东有文章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肯定入选“文集”。

　　相反，刘周陈邓四人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他们的著作集;而此一时期他们的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则不一定入选。

　　之所以说这种推断是合理的，还有一个根据，陈选和邓选都是经过本人审定的，他们又都是出台“决议”的男一号和男二号。你想想。

　　1958年1月至1960年12月，整整三年，《毛泽东文集》收录文章69篇，《刘少奇选集》收录文章1篇，《周恩来选集》收录文章3篇，《陈云文选》收录文章5篇，《邓小平文选》收录文章2篇。不愿随声附和做跟屁虫的，应该把这80篇文章找出来，看一看，比一比。

　　三、“大跃进”期间哪个主要领导人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运动是不是错误，或者说是错误为主还是成绩为主，近年有不同观点，本人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这期间的成绩和问题，而不是一概否定。不过我们暂且按照官方说法认定为错误，即“‘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那么，是谁造成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不是官方说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我们来翻一翻1958年——1960年中央几个主要领导人这一时期的著作看看他们说了什么来判断判断。

　　（一）刘少奇说了什么

　　刘少奇在“大跃进”期间是中央一线工作第一位的领导人。《刘少奇选集》两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上卷收录1926年5月——1949年9月的重要文章;下卷，收录1950年——1965年6月重要文章，其中大跃进期间的只有1958年5月30日《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专门讲“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的，不仅与大跃进的错误沾不上边，与纠正大跃进错误也沾不上边。因此，我们从《刘少奇选集》中无法判断刘少奇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不能断定他对此负有多大责任。

　　但是作为第一线最主要的领导人，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三年之中他不可能只有这么一次讲话。合理的解释是，他此一时期的其他讲话、文章均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而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一篇没有。

　　（二）周恩来说了什么

　　《周恩来选集》两卷，上卷收录了1926年12月——1949年9月的重要文章;下卷收录了从1949年12月——1975年的重要文章。《周选》收录了“大跃进”期间的文章三篇，《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1959年4月29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是在全国政协报告会上的报告，讲了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这是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的讲话，要求老同志发挥余热，多带一带年轻人。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这是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所做报告的一部分，回顾了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

　　这三篇文章，同样，不仅与大跃进的错误沾不上边，与纠正大跃进错误也沾不上边，即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批判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也是为了歌颂毛主席的，证明毛主席英明伟大的。因此，我们从《周恩来选集》中也无法判断周恩来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不能断定他对此负有多大责任。

　　但是作为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一贯一心为公勤勉工作、鞠躬尽瘁的周总理，在长达三年时间里不可能只有这么三篇讲话。同样合理的解释是，他此一时期的其他讲话、文章均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而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一篇没有。

　　（三）邓小平说了什么

　　有人认为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中央一线第二位的领导人，后来实际上也是“刘邓”并列的。贵为党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高于邓小平的陈云所领导的财经小组，也要时不时向邓小平领衔的书记处汇报工作，比如拟定1959年钢铁指标时，陈云组织冶金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研究反复研究财经小组取得一致意见后，专门向书记处进行了汇报，书记处批准后才提交政治局、毛主席讨论批准。

　　邓小平没有选集，他的重要著作收录在《邓小平文选》里，《邓选》共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1993年11月在全国公开发行。第一卷收录了1938年至1965年的重要文章，第二卷收录1975～1982年中共十二大文章，第三卷收录1982～1992年期间的重要著作。《邓选》在“大跃进”时期的文章两篇，《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1958年4月7日)、《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25日)。

　　这两篇文章就不介绍内容了，看标题就差不多了。因此，我们从《邓选》中同样看不出邓小平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同样不能断定他对此负有多大责任。但是，从1993年出版前，小平同志是经过审查的，作为“决议”的男一号，如果小平同志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文选。换句话说，小平同志，此一时期基本没有抵制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的言论。

　　同样合理的推断是，小平同志此一时期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讲话、文章，肯定不会入选，否则与“决议”的基调自相矛盾。我们同样也不能相信，党务、政治、经济等等全都分内的书记处，其负责人三年内只有这么两篇文章。最起码的，1958年制定1959年钢铁指标时，财经小组向邓总书记为首的书记处汇报了的。所以，合理的解释是，小平同志抵制或纠正左倾错误的文章、讲话一篇没有，其他讲话、文章均是明显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因此不能入选。

　　（四）陈云说了什么

　　陈云建国前长期负责组织工作，是中共“五大书记”之外的第六大书记，比邓小平的地位高得多，建国后陈云一直主持全国经济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陈云一生重要文献收录在《陈云文选》中，《陈选》共三卷，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1984-1986年出版，至1995年5月再版，收入陈云同志1926-1985年的重要著作一百五十三篇，其中“大跃进”时期文章五篇：

　　1.《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和《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分别是是陈云同志1958年12月23日和26日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总结。讲话和总结指出1958年基本建设方面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原因，要求基本建设必须重视工程质量，从基本建设实际出发抓好设计、材料、施工等问题。比较务实。但，这只是工程质量的具体问题，还上升不到国家层面的经济工作问题。

　　2.《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1958年6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1959年4月陈云同志给财经小组诸位同志写了这封信，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最近就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想了几点意见”。

　　“先说缓和市场紧张状态问题”，“一、粮食要省吃俭用”，“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四、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工人”，“五、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

　　“再说编制1960年计划的方法问题”，两个方法，即编制计划时谁加上谁等于谁，别忘了还要考虑什么什么因素。

　　从这封信中看不出有急于求成的情绪，但也没有一句防止急于求成的话。

　　3.《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人们在批判“大跃进”时，一般都揪住亩产万斤和大炼钢铁说事。很多人说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如何如何，我们看看陈云在1959年怎么说的。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陈云在会上就钢铁指标问题做了长篇发言。

　　“钢材的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的问题”。陈云认为1959年钢材指标900万吨、钢产量1300万吨是比较可靠的，全年钢产量1500万吨也是可能的。

　　在生产组织上，陈云对土法上马是支持的，“洗煤是提高铁和钢的质量的关键。……解决焦炭质量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洗煤问题。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以生产一千九百五十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大部分是简易洗煤厂，设备正在专案解决)可以生产五百五十万吨，两项合计是二千五百万吨。另外，还要用土法生产洗煤二千万吨。”洋法土法几乎各占一半。“炼焦方面的建设规模……加上发挥原有的炼焦能力，也只能满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即一千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自然，洗过的煤，用土法也可以炼成好焦，但是还要掌握好技术。对此，必须有足够的重视。”“关于耐火材料。……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陈云并要求，“即使政治局同意把钢材产量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产量初步定为一千三百万吨，也请政治局再给财经小组一些时间，考虑一下冶金部的同志提出的把钢产量定为一千五百万吨的意见。”

　　今天人们对1958年土法大炼钢铁颇多微词，但是当年人们并不那样看，起码陈云到1959年5月对土法大炼钢铁还很支持，这其实也说明当年土法大炼钢铁确实解决了不小的问题，远远不是今天人们认为的那样，一说土法就全是缺点，谁主张土法谁就是极左，完全不是这样。

　　1959年中国实际完成钢产量1122万吨，没有完成陈云主张的争取指标1500万吨，也没有完成可靠指标1300万吨，这说明1959年的钢铁指标确实定高了。

　　但是从整篇讲话看，陈云对于1300万吨的钢产量是经过全面考虑、认真计算的，听取了冶金部六次汇报，还综合了国家计委重工业计划局、国家经委冶金局的意见，财经小组经过了研究，“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也都意见一致，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书记处也开会进行了讨论，然后提交政治局。应该说程序上是十分完备的，绝对不是今天某些公知想象的那样某人拍拍脑袋就定了的，更不是毛泽东同志一言堂、家长制说定就定的。。

　　5.《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政治局讨论同意1959年钢铁指标后，陈云同志于5月15日给毛主席专门写了一封信。基本内容是坚持前文的观点，大意是钢材指标900万吨、钢指标1300万吨，冶金部认为指标太低了，有分歧。陈云请求毛主席，“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从以上五篇文章，我们看到，陈云同志对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是比较重视的，而且对1959年钢铁指标估计有点高于实际。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陈云同志抵制或纠正左倾错误，但也不能因此断言说“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对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承担什么责任，当然也无法证明陈云没有责任，起码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从《陈选》的出版年份也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如果陈云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文选;而如果此一时期的文章显示有比高估钢铁指标的错误更大的话，则不一定入选。

　　不过，八、九十年代对毛泽东的否定甚嚣尘上，对“大跃进”全盘否定之时，陈云还同意把前面两篇钢铁指标的文章收入文选，可见陈云是实事求是的。同时，也让我感到，陈云的这种错误可能在当时与他人相比可能是十分轻微的。

　　（五）毛泽东说了什么

　　我们都知道，1958年——1960年这几年是中国发生大事比较多的年份。这一时期美蒋勾结演出一幕幕阴谋剧，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阻止台湾独立阴谋;西藏发生叛乱;中印战争;与苏联决裂等等。经济建设仅仅是毛泽东考虑的一部分工作。那么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说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翻一番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选集》曾经公开发行过五卷，前四卷收录了从1925年12月1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1949年9月16日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中国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已经不再发行的第五卷也只收录到1957年11月18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节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毛选》中我们看不到1958年及以后的重要著作，但是1999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八卷《毛泽东文集》填补了这个空白，其第七卷、第八卷时间跨度为1956年1月至1975年7月。这两卷收录了毛泽东在1958年至1960年的文章、讲话、信函、批示等69篇，其中经济方面的或涉及经济工作的29篇。我们再次重复那个推断：按照《决议》的基调，如果毛主席此时期明显“左倾”的文章，肯定会入选，不然怎么呼应《决议》呢?

　　通过反复学习《毛泽东文集》在“大跃进”期间的著作，我从其中没有发现一个字能显示出来老人家在“大跃进”期间是“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相反，每一篇都充满了理性，他从一开始就对高指标提出怀疑，从1958年起就开始纠正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1958年1月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他在这个草案的第六十条要求“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他希望自己少做点实际工作，多做点理论研究。从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当时是有一些乐观情绪的。但是这种乐观绝对不是骄傲自满、急于求成，而是对战友们的信任。也许，在大好经济形势面前，老人家觉得可以静下心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考察黄河、研究哲学等。但是，随着他退居二线不久，今人所说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在经济领域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却“泛滥开来”。

　　以下是毛主席这一时期有关经济工作的部分文章，大家来看一看老人家是不是“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毛泽东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内容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为题收入文集。这篇文章通篇都在大力提倡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交换、反对急于求成。例如，“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这多年来，有人说毛主席只提倡粮食生产，反对商品生产，纯粹胡说八道。其实毛主席早在1956年6月14日在谭震林等人的报告中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批示中就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

　　2.《记者头脑要冷静》。毛主席在1958年11月21日与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说：“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瞒产和虚报都是错误，但性质有不同，瞒产是为了多照顾农民利益，虚报是急于求成，在这两者之间，毛主席旗帜鲜明反对急于求成，连着说了三个“危险性”或“危险”。对于瞒产，毛主席却给予了同情，说明他是站在农民角度考虑的。其他领导人对瞒产和虚报的态度，我们从他们的著作里找不到，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还是今天有什么不方便?

　　吴冷西同志1987年发表了回忆录《忆毛主席》，第七章回忆了毛主席1958年10月找他谈话，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慎重报道高指标、浮夸风，要做“冷静的促进派”。第八章“实事求是”，回忆了1958年11月包括这次的多次召见，以下是吴冷西同志回忆录中关于第二天，即11月22日找他谈话的一段，回忆录中的标题是“头脑发热”，照录如下：

　　“第二天(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谈到这里，毛主席说明他找我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看一看，毛主席“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吗?

　　3.《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

　　“报告总要有充分根据。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钢铁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没有过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过关?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又比如，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起来，有什么根据?”写报告要有依据这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今天一个科长拿着没有依据的报告给处长看，处长肯定扔出去。但是，当年党中央主席看到的十二个部的十二个报告却连基本的依据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