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国企限期私有化的建议，实际上符合了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东欧和拉美一些国家曾经盲目接受国外“全盘私有化”的建议，其命脉性国企被外国资本控制，导致经济主权旁落、政策执行力削弱，直至政局动荡。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注意。

　　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是一个中心环节。

　　理论界的一种流行意见，主张国企应该实行彻底的产权改革即私有化。理由是：私有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国有制的效率必然低于私有制。而对现实中国有企业效益的提高、在各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则找出种种理由予以贬低或否认。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基本的社会制度，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在全球市场化的今天，中国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要不要掌握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权主导权，国有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方向、道路，关系亿万人民未来的命运。

　　国有经济的实际状态和趋势，它的成就和问题怎样，如何深化改革和改善管理，使企业保持活力，这些具体而又事关重大的问题，则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从实践中总结和探索。

　　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表现为国有制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消除资本主义的劳资鸿沟、消除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

　　有人说，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公社制和股份制。此论意在说明：今天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能把国有制企业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总之是要抽空社会主义“旗帜”的“经济基础”。

　　理论讨论不能脱离现实的背景。一个多世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说明，“依靠世界市场的大工业、联系全国和全世界的交通，以及地方性中小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等性质迥然不同的生产并存，必然要求全社会的组织协调。铁路工厂要交给全社会……必定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科学出版社2013,283页。]。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只能是作为全民代表的国家所有制。

　　由政府机构具体管理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必然提出用何种形式保证全社会所有的实现、防止公权私用的问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透明公正的管理规则和监督机制，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严格考核管理、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是防止“全社会所有”被异化的基本条件。

　　其次，就一般意义看，国有企业是国家推行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的最有力的组织保证。工业化初期的西方国家，在公共设施建设领域(市政管网、铁路网等)中就遭遇私人企业竞争的种种弊端，最终违背“自由竞争原则”改为政府建设和运营。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的国有经济曾经达到很高比例，主要是因为私人资本缺乏基础工业巨额长期投资的积极性或管理能力。

　　后发展国家，凡是成功实现工业化追赶的，从来都不是单一自发的市场演进过程。后进国家要克服“后发劣势”发展本国工业，必须动用国家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政策之间取平衡。西方经济学史的“自由贸易论”和“生产力论”之争，实质上也是工业化早期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争。

　　苏联和中国在其工业化起步时期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后进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经验。新中国如果没有贯彻全社会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可能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集全国之力，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科技教育体系。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是穷国推行工业化战略的最有力的组织形式。

　　今天我国的产业体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一体系的运行有其内在规律，不能随意“推倒重来”。原苏联牵头的经互会体系突然瓦解，其体系的内在经济联系被断然切断，再加上采取“休克”式的私有制改革模式，导致俄罗斯工业体系瘫痪瓦解，陷入长期经济衰退，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教训。.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背景、过程、成果和争议

　　我国1978年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动因，一方面是“文革”的后遗症(工业管理松弛、干部职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原因。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国有企业直接隶属于行政机构，管理部门条块分割、重复交叉，指令性计划涵盖企业几乎全部生产经营活动(人财物产供销等);固定价格无法反映实际需求、衡量企业绩效、企业负盈不负亏;出现分配的平均主义和“铁饭碗”倾向。企业活力衰减，资源配置失当。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在国有企业领域进行了多项改革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提高留利水平、拨改贷、利改税、允许企业跨地区跨行业投资等。目的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1982。]。当时由于国企体制的种种缺陷，在放活企业的同时，出现了投资无序、工资攀比、企业截留利润、负盈不负亏等问题;宏观上的表现是“投资工资双膨胀”。要改变僵化的计划管理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需要在价格、财税、流通等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而如果企业不能真正自负盈亏、优胜劣汰，则市场机制也难以发挥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国企改革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基于此，国企改革的目标，最终定位为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机制从行政管理转为资产管理。

　　1992年以后，在世界经济进入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改革快速推进。配套改革措施(计划、流通、价格、劳动、工资、税制、信贷、投资、外资、外贸、外汇)相继出台，原计划体系不复存在。市场化程度的空前提高，为国企的全面产权制度改革扫清了道路。

　　1990年代，民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猛增，市场竞争压力陡然增大。而此时，我们的国企体系应对能力不足，加上种种因素的拖累(资本金先天不足、税利上缴比例过大、干部精神滑坡、监管机制薄弱、企业办社会包袱太重等)，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甚至产生大面积亏损。国企和非国企的税费负担过分不平等，更削弱了国企的竞争地位。国企改制中有关产权界定、评估、招股、处置等事项缺乏细则与监管，导致普遍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国企的产权改革遂演变为全面的私有化浪潮。

　　1995-2005年期间，原有国企中50%被拍卖出售转为私营，26%被合并或破产，地县级中小国企基本消失。国企职工从1.1亿人锐减到4288万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刚刚起步，数千万人下岗，成为广泛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被不少学者所推崇和广泛实行的“管理层买断”，直接导致贫富分化和干群对立，引起全社会的不满。其后，在战略性制造业的骨干企业改制中，试图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做法更是引起有关方面的警觉，并予以纠正。

　　有人认为，由于社会上对改革实施中的错误进行抵制，造成了改革的“停滞”。这种看法是颠倒了大道理和小道理。如果一项政策在实行中挑战了公平正义底线，损害社会稳定团结和国家治理根基;或无视产业运行基本规律、漠视国家经济安全，仅顾眼前的“效率”，这就违背了改革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如果把这种单线思维的“惟私有化”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就走错了方向。

　　各种所有制同台竞争 

　　民企增长汹涌，不存在“国进民退”

　　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形成国有、民营、外资同台竞争的情况，不存在“国有经济独大”问题。现有的统计年鉴没有提供经济总量中的所有制结构。有学者计算，到2010年，国有经济在GDP总量中占21.7%，其他所有制成分(集体、民营、三资)占78.3%。全部国有(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从2002年的15.9万家减至目前的9万家左右(2012年国有控股企业法人27.8万，占全部注册企业法人1/30)。

　　中共十四届到十七届代表大会的文件均指出，“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体现”。图1是全社会经济资产中所有制演变的情况。

　　图1 全国经营性资产中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比重的演变2000-2010

　　(转引自赵华荃：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评价《当代经济研究》2012.03期)

　　就工业领域看，1992年国企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2005年降至1/3，2010年降至1/4。集体企业比重从1992年的35%降至目前的2%以下，内资民营企业从不足5%增加到50%以上(见表1)。

　　表1 2000-2012年中国工业各经济成分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当前工业行业中各类所有制的分布情况如下：

　　国有企业占优势的行业有：重点矿山、煤矿、油气田、电力、石化、冶金、重大装备(包括军工)等基础性战略性部门，以及交通运输骨干网、金融、战略物资储备等，这些都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国企在装备制造业产值中占1/4(电子、仪器仪表仅1/10)，集中了为国防和基础工业提供重大装备的“国宝”级企业。国有经济结构布局调整的任务已大体到位。

　　在多数制造业(化工、造纸、制药、建材等)中，国有、民营和外资3种成分不相上下。

　　我国累计吸收各类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4万亿美元，跨国公司活跃在各个已经放开的领域。在纺织服装、轻工类、电器设备等行业占据销售额的30-40%，在制药、一般装备制造业占40-50%，在日化、电子通讯等行业占70-80%。外资在不少轻工部门(日化、饮料食品、五金制品等)占据了垄断或寡头或行业主导地位。外资还在向种子、物流(流通)、快递、高端零售、金融及各类服务业(会计、律师、咨询、信息)延伸。外企独资比重在不断提高。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到：多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基本特点是“国退民进”，不存在“国进民退”问题。在放开竞争的领域，“中退洋进”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下降，将动摇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外资对部分产业和市场的控制导致国民财富流失、国家调控能力削弱。

　　对各种所有制要理性分析 

　　国有经济支柱作用不可否认

　　尽管国有经济在总量中的比重不断降低，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国有企业的绩效已经大大改善。国有经济改革和结构布局调整，使骨干国有企业卸下了包袱、轻装上阵;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也是国企绩效改善的贡献因素。

　　就全部国有企业看：2002-2012年间，销售收入从8.5万亿元增至42.4万亿，年均增长17.3%;毛利(企业利润+各种税费)从1.06万亿增至5.5万亿，年均增长18.0%;净利润从3786亿增至2.2万亿，年均增长19.2%。2012年，中央企业占全部国企销售额的61.5%，净利润占到68.5%。表1反映的国有工业企业的发展情况，也印证了国企总体增长的良好态势。

　　关于国企和非国企的效益对比，可以肯定的是，在部分竞争性行业(如装备制造业)中，就工业增加值率指标来看，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间差别很小(都在26%左右)。私营企业的资产利润率虽然远高于国企，但因工资成本差异、各行业资本构成的差异等因素，故资产利润率只能说明部分问题。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01年的报告指出：工业行业可分为“市场驱动”和“技术驱动”两类;典型情况如：服装厂需要具备按市场变化快速调整产品样式的能力，而电厂的效益主要来自技术设备和管理水平。不同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在适合自身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我国国企目前主要分布在技术驱动性强、规模效益显著的行业，这是和国企管理体制的特征大体适应的。

　　国企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不仅仅表现为量的增长和效益的回升。

　　产业支柱作用。如大型装备制造业具有很高的关联度，一家大企业可带动数十乃至上百家零部件、辅助材料厂和下游服务业，拉动社会需求和就业。大企业和众多中小企业是共生共存的关系，龙头企业的发达就等于中小企业的兴旺。

　　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国企仅占经济总量的20%，上交税金占全部税金的38%。就企业上交税费占全部盈利(企业利润+各种税费)的比重看，国企为60%，私营和外资企业在30-35%之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所交纳税金、附加和增值税，国企为8元，私企为3.2元，外企为2.3元(2011年)。这导致国企利润率明显低于非国企。

　　国企职工的工资收入普遍高于其他所有制普通职工的工资。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其他类型工人的2倍以上。所谓“国企职工收入高造成贫富差距”的说法是很牵强的，非公企业高管薪金与工人工资之间的巨大差距，是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国企工资水平较高，实际上是平衡一次分配格局的积极因素。

　　在全球化竞争中，骨干国企对提升综合国力起到了中坚的作用。过去10年，国内成长起一批特大型企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跻身世界500强行列，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

　　表2 1990-2012年四大经济体世界500强企业比较(单位：个)

　　(注：欧盟企业数为27国合计数。 数据来源：Fortune Global 500)

　　(转引自：胡鞍钢，《红旗文稿》2012-10)

　　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进口替代、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采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保障了国内巨大需求。铁路系统将自主研发和引进消化相结合，使我国铁路装备制造和铁路运输能力跨上了新台阶。国有骨干装备制造业近年来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如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70万千瓦水电机组、世界领先的特高压交流/直流输变电系统、第三代核电设施国产化、百万吨级乙烯装置、大型施工机械、港口起重机械，以及多种高端机床、工业控制系统……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带动了整体工业的技术升级，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在一系列敏感领域冲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

　　关于“国企垄断”问题，属于自然垄断范畴的铁路、电力网、电信网、城市供排水系统，以及油气体勘探开采等事关全社会福利和国家战略的领域，由国家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是必要的。为避免因垄断造成的价格、腐败等问题，则需要加强政府监管。这一类行业的运行效率更多来自技术和管理，且更强调社会责任。如果委托私人企业运营，则效率和社会责任的效果不一定理想，反而会提高政府监管难度和运营成本(如英国铁路私有化的教训)。

　　事实证明，在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市场化的环境下，国企通过自身的改革逐渐适应了市场竞争。国有企业不仅没有“拖经济发展后腿”，而且对国家的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以及兼顾收入分配的公平方面，都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发挥了特有的优势。曾经流行的“国企冰棍论”，只反映了特殊时期的情况。

　　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三类所有制并存、竞争和互动的局面。

　　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一般组织管理较规范、技术水平较高;但普遍存在机构臃肿、官僚作风等问题。

　　各类民营企业在规模上已经居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且正在壮大之中。目前，除少数大中型企业和数万家科技型企业之外，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停留在低成本竞争状态，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停留在初级的家族式管理。这导致很多行业集中度过低，技术档次低，行业协调差。

　　外资企业在中国注册，遵守中国法律，带来了资金和现成技术，拉动了就业，但从权益的归属、资源可动员性与可调控性的角度看，外资企业不能计入综合国力的有效部分。

　　我们的改革研究应该实事求是，既不要把民营企业理想化，也不应片面夸大国企的弊病和失误。今天我国以公有为主体、公私并存的市场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上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经济结构的缺点问题需要逐步完善，不能拔苗助长，重蹈前苏联覆辙。

　　我们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国企的中坚骨干作用和民企的灵活反应优势。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结构优化升级任务紧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心任务是以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发挥低工资优势、出口导向，拉动经济快速增长。2008年以来，国际市场扩张受阻，加之人民币升值、工资成本上升等因素，调整传统发展思路已经提上日程。

　　我国的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这容易导致“工业化已经实现，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误解。从工业技术水平和整体竞争力看，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是头号工业大国，但又是品牌和知识产权小国、技术弱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很多开放型行业缺自主核心技术。高端技术装备、元器件、零部件大量依赖进口。我国年产1000万辆轿车，但发动机等关键部件大部分靠进口;钢产量7亿多吨，每年却要进口近8千万吨高级钢材。最具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业，所需的高端纤维、面料、加工设备也要依赖进口。工业产值的1/4用于出口，其中一半是外资的“三来一补”，位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只能拿到微薄的加工费。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使国民收入大量外流。

　　开放引进对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由于偏重数量型扩张、过于依靠技术引进及外资“技术溢出”，忽视自主消化和再创新，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企业自主开发的高技术产品难以获得市场支持。自立自强的建国方针被淡化。理论界一度盛行“依靠比较优势、被动服从国际分工”的发展思维。

　　我们开放的目标是引进国外资源为我所用、增强自身实力，开放的底线是确保本国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性。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旧的发展思维。关键是要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2006。]。

　　自主型的产业升级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内容。它将有效提高工业附加值，为农业现代化和城镇、三产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持;将为新一代青年技术人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将有条件运用和推广国人用得起的节约型环保型技术装备。这是后发展国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没有其他捷径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