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的火种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左翼组织，大都出自于“1968”这个母体;然而“1968”却又大都出自“1966”(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母体。我们可以说，甚至早在“1966”之前，即苏联式社会主义及第三国际四十年的权威失坠之后，中国就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提供了新的景象。
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读着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理论的书籍(而他们的敌人法国军队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在刚果，皮埃尔•穆莱莱模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他领导的起义部队设立了八大指示，其中的第一条体现了充分的革命人道主义：尊重所有人，甚至是坏人;在巴勒斯坦，受到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启发，亚西尔•阿拉法特亲赴农村寻找进行武装起义的根据地;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校门前贴出了一付“对联”：“上联”是“造反有理”，“下联”是“帝大解体”，“横批”则是一帧毛主席的标准像;在南非，被关押在罗本岛监狱中的纳尔逊•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而庆祝;在美国，黑豹党的领袖在五一节集会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激动地说道：“这是红宝书!毛主席的红宝书!”;在法国，让-吕克•戈达尔与让-皮埃尔•戈兰及其他毛派电影人创立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用电影实践“毛泽东思想”;在荷兰，咬着指头，一脸顽皮的米歇尔•福柯引用毛泽东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向诺姆•乔姆斯基问难;在英国，柯内里亚斯•卡丢舍弃了实验音乐，开始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宣传工作......甚至，在与中国已极端对立的苏联，有苏共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仍秘密贴出了这样的传单——“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毛泽东、毛泽东主义、中国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火种确如燎原之势燃遍了世界。
4.“城市游击战”诞生
1953年，一位名叫卡洛斯•马里盖拉的巴西共产党领导人访问了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由于手边缺乏足够的资料，笔者不太能确定“1953”这个年份与日后拉丁美洲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但从目前一些零星的材料中可以发现，不少拉美革命家都是在这一年访问了新中国，这段经历或许也是此后拉丁美洲革命运动中的革命左派或毛泽东主义派的起源之一;而1970年代末，则是这些联系开始断绝的时期。据一名当事人⑹回忆，1979年再访中国时，与胡耀邦会面。会谈期间，胡“含蓄地攻击毛”的行为以及对拉美政治情况的漠然，使他确信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也是他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在中国期间，马里盖拉学习了很多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斗争经验，但他后来的斗争策略却有所不同。1964年，若昂•古拉特的左翼民族主义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革命者纷纷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马里盖拉留在了国内，并在随后开始实践他的城市游击战理论;而这一理论在实践中最著名的“成果”，是1969年9月绑架美国驻巴西大使的行动——巴西政治电影《九月中的四天》(布鲁诺•巴雷托 1997)再现了此事件——他的著作《城市游击战指南》(Minimanual do Guerrilheiro Urbano)及其城市游击战理论，很快成为了拉丁美洲革命运动中与“格瓦拉主义”齐名的二大流派。
单从形式上来看，“城市游击战”似乎并不是一种新的事物。自19世纪中期以降，政治性的暗杀、绑架、炸弹袭击成为席卷世界的风潮。立志于“排满革命”的革命党人吴樾发表过《暗杀时代》一文，鼓吹“暗杀主义”，谓“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而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也是一场暗杀。
在拉丁美洲，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塞维里诺•迪•乔万尼在很多方面可以被看作是“城市游击战”的“先驱”之一 。这名意大利裔的阿根廷人在20世纪的20年代曾名震一时，实施了对美国大使馆、美资银行、乔治•华盛顿塑像、法西斯分子秘密据点等一系列目标的爆炸袭击;1928年，他还试图暗杀美国总统候选人赫伯特•胡佛;31年他被阿根廷政府处死。乔万尼与他死后40年出现的“城市游击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只就行为而言，很难在1920年代的乔万尼和1970年代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身上发现本质性的差异，但区别仍旧存在：1960年代兴起的“城市游击战”因随着技术的进步，变得更为多样化和机动化，同时也更为体系化和网络化，也就是说在“实践”(“城市游击战”)与“理论”(革命的理论、目标)之间建立起了逻辑性更强的联系;此外，1960年代的“城市游击战”处在一个革命浪潮空前高涨和一个——对进行“城市游击战”的人来说——可预见的革命前景之中，那种支援与被支援的感觉是最终甚至被无政府主义团体所孤立的乔万尼的时代所无法相比的。
卡洛斯•马里盖拉，这位“城市游击战之父”虽然在绑架行动的2个月后死于伏击，但城市游击战的世界性怒潮却已汹涌而至。
* * * 发生于拉丁美洲的著名城市游击战一例 * * *
1970年，乌拉圭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的乌拉圭现任总统何塞“佩佩”穆希卡，就是一名民解的“老游击队员”——绑架了美国派往该国的高级顾问丹尼尔•米特廖内。在乌拉圭政府得到美国支持，拒绝以150名政治犯交换米特廖内后，“民族解放运动”将其处决。美国政府随后高度赞扬米特廖内为“和平进步事业”做出的贡献，并严厉谴责对“手无寸铁”者的“冷血犯罪”;传奇歌手弗兰克•辛纳屈等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致敬音乐会。不过，1972年希腊裔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的电影《戒严》却揭开了这个“美国队长”的真面目，令美国政府异常的尴尬和恼怒。
酷刑专家丹尼尔•安东尼•米特廖内，前里士满市警长、联邦调查局探员、中情局拉美顾问。此人是电刑方面的高手，曾绑架4名流浪汉用做他的电刑“实验”，导致4人全部死亡，有着一整套关于拷问的理论。被绑架前他正在乌拉圭传授他的“经验”，并亲身示范。
改革的年代，同时也是翻案的年代。今天有不少“聪明人”宣称：像《红岩》里所描写的“中美合作所”是极左文艺的夸大乃至编造。事实是，类似“中美合作所”的机构在二战后的亚洲和拉美地区广泛存在，这一点无可争辩。1970年被“恐怖主义组织”“民族解放运动”处决的酷刑专家丹尼尔•米特廖内就是这些机构中众多的培训教官之一;而在这些培训教官中，不仅有美国专家，还有藏匿中的前纳粹分子，如臭名昭彰的克劳斯•巴比。
⑴尽管通过对谈记录中提供的线索，基本可以确定“Y先生”即原“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议长盐见孝也，但在引文中仍决定以Y相称。
⑵这一鸿沟在今天甚至已变得面目全非。何新的思想实际上日趋保守化，尽管我们从他与“Y”的对谈中已经可以发现这种变化的轨迹。20世纪的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前期，是何一生中最得意时，左翼学者祝东力许之“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主流知识界”，也未必是过誉。然1992年后，高层度过了之前的政治危机，而逐渐钟情于“新自由主义”模式，何设想之李斯特式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未被理睬，其后作为曾经的“高层智囊”更是逐渐被越来越向右转的中国政经主流所边缘化。另，9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界，开始形成“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这两大阵营，何于这两大阵营皆格格不入，且多流露出不屑之态——其实何对这两派都不甚了了。如他误以为“自由派”只否定中国革命，而不否定法国大革命;所谓“孔庆东骂人事件”时，何在短评中竟谓不知孔庆东是谁——但知识界的格局毕竟已经改变，在新的格局下，何仍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但不再处于舞台的中心，这一点也是很显见的现实。进入到21世纪时，何似乎已不再有往昔之风发意气，这时提出所谓“新国家主义”，亦正印证其心境。此后，如同中国历史上很多失意于政治的“名士”那样，晚年佞佛，做“看破”状，然内心仍以“国士”自诩，指点天下，臧否人物，且频以“预言家”身份出现——而何之“预言”若十中二三，往往自衿于二三中者——最近除着力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之外，则专注于共济会研究。此研究不可谓不重要，但何之研究有一倾向，即将“共济会”当作万能钥匙，似乎世界上所有的“门”都可以用这把“钥匙”来开，并且又明言共济会乃是一不可降伏之物，现在惟一能做的只是“研究”而已。这正说明何已完全陷入了“精英史观”之中，相应的就是他对“人民史观”和“60年代精神”之抛弃的彻底性——而在这一点上，张承志恰好处在与他对极的位置上。
⑶有人会质疑：难道“东突”之流不是“恐怖主义”吗?笔者认为，“东突”及其他类似组织，准确的定义应该是“以极端、无区别暴力为主要手段的民族分裂主义及种族主义势力”。而且我对以美式的“反恐”方法来清除这些势力的有效性表示怀疑。我们应该从反思改革开放后的相关民族政策及自治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入手，思考一下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这些势力难成气候，而现在却成了威胁性的力量。必须正本清源地解决分裂主义的问题，恢复“现代中华国家”的稳定。
⑷以美国为例，一方面将古巴列为世界上四大“‘恐怖分子’庇护国”(根据美国国务院2014年4月30日发布的年度报告，另三国为伊朗、叙利亚、苏丹，委内瑞拉等国也榜上有名)，一方面却长期包庇对包括古巴平民在内的目标实施恐怖袭击的以波萨达为代表的极右翼凶手。
⑸最近乌克兰的右翼武装势力上演的21世纪版的“奥德萨阶梯”，也宣称是为了反对占据工会之家大楼的“恐怖分子”(大多为共产主义者和左翼人士)。
⑹奥托•巴尔加斯，毛泽东主义者，目前担任阿根廷革命共产党(PCR)总书记。该党为拉丁美洲最为著名的毛派政党之一。 （责编 玉表）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