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本文大致完成于今年2月，但正当准备发出时，发生了昆明的血腥杀戮事件——最近又有乌鲁木齐之事件。其时讨伐“暴恐”、“恐怖主义”之声甚烈，而本文中的一节对“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有所质疑，因此踌躇再三，遂暂时搁置了发表。经过一段时间的再思考，笔者仍然决定坚持原先的观点，故有关的内容不做一字增减，原样发出，其余部分则有所修改和补充。)

　　关于新疆及世界其他地区以伊斯兰为背景的暴力活动，笔者略谈一点个人看法。新疆分裂势力一直存在，但在毛泽东时代却始终难成气候。何故?其中一点很多文章都已谈到，即毛泽东时代以阶级和革命之意识驱逐了种族与宗教之意识。此外，还必须指出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也就是当时的伊斯兰，普遍地受到了左翼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左翼思想为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反帝与国际主义这两大视野，而这样的视野提升了伊斯兰的眼光，为伊斯兰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其结果，就是在伊斯兰世界建立起了一系列有着社会主义倾向的世俗政权：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等。甚至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虽然建立了一个有着很强宗教性，并且——上述的世俗政权在这一点上也都差不多——对包括毛泽东主义者在内的革命左翼力量严厉镇压的政权，其反帝的性格仍然得以保留，这也是美国视伊朗为眼中钉的原因之一。传统宗教与左翼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并不是伊斯兰世界的偶发现象。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的拉丁美洲，基督教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形成了著名的“解放神学运动”。而在本文中所涉及到红军旅、日本赤军等激进左翼组织，也都曾在那个时期前往阿拉伯，与当地的左翼和伊斯兰抵抗力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但是进入到1980年代，美国开始了反击，并且成功地分化了伊斯兰世界：一方面挑唆伊拉克这样的世俗政权去和伊朗进行旷日持久的血战;一方面，又扶植和支援阿富汗的极端保守的宗教势力，去反对左翼民族主义政权。美国的这一谋略应该说取得了成功，传统宗教思想与左翼思想(甚至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俗思想)不仅开始疏远，而且逐渐产生严重的对立——在埃及穆巴拉克的统治垮台之后，我们见证了在右翼宗教势力和远非进步的世俗军人势力之间极其血腥残酷的争斗过程——柏林墙倒塌之后，左翼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受挫，伊斯兰世界也是如此。但是伊斯兰世界的生存环境并未得到改善，反而有所恶化。海湾战争，象征着伊斯兰世界旧的世俗政权陷入了历史性的危机。切断了与左翼思想的联系，失去了反帝与国际主义的视野，又面对着一个几乎绝望的环境，只有在极端复古的、狭隘的宗教思想中寻取“出路”，这实在是伊斯兰的大不幸。虽然极端宗教思想也的确起到了马克思所说的一种“鸦片”的作用，但是，持有这种自我封闭的思想，很容易被他人玩弄于鼓掌之上。“9.11”后，美国打出“反恐战争”的招牌，却首先去入侵了一个世俗国家伊拉克。其主要目的当然不只是控制石油，而是要搅乱中东，将“祸水”引向伊斯兰世界。虽然在伊拉克、阿富汗陷入战争泥潭，但上述的战略目标仍得以完成，明证之一就是声称受到最大“恐怖威胁”的美国，“9.11”之后——“9.11”真相为何，暂不在此讨论——事实上没有受到过任何值得一提的攻击，而伊斯兰世界却乱作了一锅粥。至于在残存的世俗政权利比亚、叙利亚的乱局中，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基本上利用了持有极端宗教思想的武装分子充当炮灰，并且再次赋予其“自由战士”甚或是“革命者”(?!)的身份。

　　伊斯兰世界如果想要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必须重新回顾过去的历史，恢复失落了的反帝与国际主义的视野——当然，这本身也需要世界革命运动的再兴。对于中国而言，也应当用这样的大眼光来认识和解决问题。新疆事小，世界事大。如果整个伊斯兰的抱负提升了，那中国穆斯林的眼界及抱负也必定大提升，就不会再有斤斤于在新疆建立一个宗教国家之类的浅陋之见了。美国式的“反恐”，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中国也没有将“祸水”转嫁别地的能力——即使有也不应当这么做——中国也必须而且是更紧迫的需要重新回顾过去的历史，恢复失落了的反帝与国际主义的视野。不然反对分裂势力，很容易被引向反对伊斯兰——这些无区别的暴力袭击与具体的宗教无关，或者说任何一种与天堂地狱有关的宗教都能为此提供“动力”——或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仄路中去。

　　序曲

　　资产阶级诸君!

　　......

　　你等有随意屠杀越南人民的权利，

　　我等有随意杀掉你等的权利;

　　你等有杀害黑豹党、让犹太坦克横冲直撞的权利，

　　我等就有杀掉尼克松、佐藤、基辛格、戴高乐，

　　用炸弹破坏五角大楼、防卫厅、警视厅和你们家

　　的权利。

　　——《世界革命战争宣言》(作词：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 日本委员会 上野胜辉)

　　开展城市游击战意味着反帝斗争采取了攻势。

　　——《城市游击战思想》(红军旅 联邦德国 1971)

　　1991年11月的北京，正处于人生中最意气风发时期的中国学者何新，与刚离开监狱不久，原日本“赤军的头头”Y先生⑴进行了一次对谈，其中谈到了文化大革命和共产主义等问题：

　　Y：总的说，我基本上支持中国现在的路线，就是搞现代化与加强思想教育，继续进行国际革命，把主人翁的精神调动起来。......支持毛泽东思想，不一定主张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见解也是有的。我的意思是说，文革不是完全对，但文革的理想有一部分是对的......

　　何：刚才听了Y先生的一些想法。但有一点，我想坦率地说一下。似乎Y先生认为中国政府的路线接近于文革的路线，我以为这是很大的一种误解。中国绝对不会回到文革的时代和文革的路线。毛泽东主席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有的时候甚至过于注重理想而忽视现实......但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是务实、强调实践和实效的现实主义者。就我个人来说，我本人也崇尚现实主义。

　　Y：理想主义也是需要的，应该追求世界的革命化和共产主义。

　　何：我个人认为，走向共产主义还是一条非常遥远的道路。

　　Y：那你难道不是共产主义者吗?

　　何：对。我不是空想性的共产主义者。以现实性的角度，不如说我是社会主义者，我支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Y：......但我认为，中国现在不应该全部回到资本主义，而是一面搞社会主义，一面也试验一些资本主义的作法。结合在一起，目的还是实现社会主义。

　　何：......中国的作法就是在实践中试验和创造......这种政策，与毛泽东在1958、1966年的作法有明显的区别，我认为这种现实主义的政策是对的......总之，中国现在的对外路线与文革路线已经根本不同。不会去组织世界革命。

　　虽然受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体思想”影响的Y，此后逐渐倾向左翼民族主义，而何新的“新国家主义”在当时或许也没有完全成型，但从这次对谈中仍可以深刻地感受到60年代精神与80年代精神之间十分明显的鸿沟⑵。

　　1960年代末，由于各种原因，Y所在的赤军派最终选择了“拿枪”的武装斗争方式;同时期的世界，很多激进的左翼组织也都最终选择了“拿枪”。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这是小说《红岩》中革命者龙光华牺牲之后，一幅挽联上的辞句。

　　1987年的日本，一位原先的著名左翼活动家，这时却已成为日莲宗僧侣的人士在“联合赤军事件”死难者的法事上，引用此联来表达他的哀悼之情。只是，联合赤军的牺牲者并不是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而是死于自己同志之手。

　　本文就是关于“拿枪”的时代——一个伟大而残酷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她见证了二十世纪革命运动中，那些在希望与绝望的两极之间撞击着的最激烈的时刻。

　　1.宣示

　　2013年的11月28日，日本激进左翼组织“革劳协”(解放派)的秘密武装部队“革命军”向在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发射2枚自制火箭弹，这是从2000年起，几乎每年都会使用自制火箭弹或定时起火装置袭击美军基地、防卫厅(现防卫省)、自卫队驻地的“革命军”最新一次的“革命的迫击弹战斗”。

　　“革命军”的名字一下子唤醒了我的记忆。2001年的时候，在收音机里偶然听到了臭名昭彰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本部遭到定时起火装置攻击的事，而实行者正是这个“革命军”。我顿时就生出了二个感想：第一，日本还有这样的组织吗?第二，干得好啊!

　　显然，“革命军”的每次袭击单从军事角度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效果——甚至远赶不上“革劳协”内部武斗的激烈程度——但坚持这样看似无效的行动一定有其目的;我想，这个目的是一种政治宣示：宣示日本的新左翼仍然活着，仍然在战斗，1960年代反叛者的精神和肉体都没有死亡。就如意大利红色旅的创立者之一阿尔贝托•弗朗切斯奇尼在出狱后所说的：“我们从没宣布过解散，因为我们从未举行过葬礼。”

　　2.恐怖有没有“主义”?

　　红军旅、红色旅、日本赤军、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前线、11月17日革命组织、第一次十月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地下气象员、黑色自由军、共生解放军、直接行动......关于过去的或现在的激进左翼组织，我们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但不论这个名单有多长，在所谓的“历史终结”之后，一个“恐怖主义”或是“极左恐怖主义”的括号就把所有这些组织包裹在内。而自所谓“9.11”事件以降，“恐怖主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话语禁忌之一——2014年4月，“民主”国家西班牙的高等法院判处左翼说唱歌手帕布罗•哈塞尔2年有期徒刑，定罪的理由是哈塞尔的歌曲“美化恐怖主义”，因此不属于“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

　　然而，恐怖是一种主义吗?

　　如果恐怖是一种主义，那就意味着世间存在一种为恐怖而恐怖的“主义”;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恐怖是为了达成某个事业或实践某种信仰而采用的手段，那些事业或信仰或许千差万别，但的确很少与纯粹的恐怖——埃得加•爱伦•坡所谓的“想只为作恶而作恶的欲望”——有关。比如，绑架是一种恐怖，但谋财的绑匪并不会被称为“恐怖主义”，可是1978年绑架莫罗的红色旅，却被看作“恐怖主义”;杀人是一种恐怖，由于私人恩怨杀人不是“恐怖主义”，然而杀死中央情报局驻希腊负责人的“11月17日革命组织”被视作“恐怖主义”。显然，“恐怖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与一般的物欲和私恨无关。因此我们可以说，“恐怖主义”是精神性的，尽管在精神性发生堕落的时候，她成了用来掩盖实际的物质贪欲的工具——有趣的是，在好莱坞电影《虎胆龙威》(Die Hard 1988)里，向我们活生生地展示了这样一个堕落的典型，失去了信仰的“恐怖分子”甚至遭到了男主角的轻蔑——正因为深知“恐怖主义”是精神性的，所以其巨大的对手——国家或国际统治阶级的霸权——无论如何都要抹杀这一精神性，倒因为果地将“恐怖”作为惟一的内容，阻断“恐怖”之后的意义与思考。

　　从何时开始，“恐怖主义”成为了“国际社会”“共同的敌人”?关于这一点，大概可以追溯到旧冷战时期的最后几年。当时苏联克格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兰德公司的穿针引线之下，进行了密切的接触，一个名为“寻找共同平台”的“社会团体”随之而成立。“联合起来的东西仅有一样，那就是拥有共同的敌人，而这样的敌人被他们找到了......这个敌人被含含糊糊地称做‘国际恐怖主义’。”既然已经有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所谓的“全人类共同利益”，那出现“全人类共同敌人”也就不足为怪。只是两个不共戴天的对手突然宣布有了“共同的敌人”，这只能说明一点，即至少有一方已经放弃将另一方作为他的主要敌人。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毁灭苏联和共产主义的计划，那很显然，是苏联一方放弃了，而“放弃”只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直接地说就是缴械投降——苏联方面很快发现，美国所定义的“国际恐怖主义”与他们所认为的完全不一样。“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发动所谓“反恐”的圣战，全世界都借机吹起讨伐“恐怖主义”的号角。在一超独大的现实格局下，大家只能接过美国提供的“大义名分”，但是“一个‘恐怖主义’，各自表述”，于是，袭击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就是“不可饶恕的血腥杀戮”;袭击自己不待见的人，就是“自由战士”的“绝望呐喊”，这根本不是什么“双重标准”，而恰恰证明了“恐怖主义”这一概念的虚伪与虚构⑶，而“全世界共同反对恐怖主义”的命题只不过是空中楼阁⑷。与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不同，反对“恐怖主义”是反对被界定为“恐怖”的一切暴力行为，而这种被界定为“恐怖”的暴力行为在东西方至少存在了几千年，而反对其的主要方法却仍然是使用暴力，但这却不算作“恐怖”?事实上，针对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反恐战争”，建立起了更高程度的恐怖，结果反对“恐怖主义”，就是反噬自身，这正是“恐怖主义”荒谬的悖论。不加质疑地反对“恐怖主义”的最终结果，很可能走向完全的是非不分，因为：安重根的暗杀与山口二矢的暗杀，以“恐怖主义”的标准是没有区别的;尹奉吉的炸弹与俄克拉荷马极右分子的炸弹，以“恐怖主义”的标准是没有区别的;中国抗日者的暴力与侵华日军的暴力，以“恐怖主义”的标准也是没有区别的。“恐怖主义”毫无疑问是权力一方的语言：在思想上，起着阻断深入思考的功能;在现实中，起着阻断国际法和基本人权介入的功能——“恐怖分子”作为超法规处置的对象，历史悠久。我们记得在罗贝托•罗塞里尼《游击队》(Paisà 1946)的第六个故事里，依据《日内瓦公约》，盟军战俘受到德国人相对客气的照顾，但被俘的游击队员却像牲口一般被对待;60～70年代的拉美游击队员遭到的大批虐杀，也是基于游击队不是正规军，而是“恐怖分子”、“犯罪团伙”的理论⑸。最后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如果说今天的“恐怖主义”与过去的“恐怖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当年“恐怖主义”的语言：“国际主义、无产阶级、人民战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大多已经被今日“恐怖主义”的“种族、肤色、异教徒、外国佬”所置换。因此，令人悲哀的并非是“恐怖主义”的存在，而是支持着暴力反抗的上层建筑的保守化和反动化——随之也就伴随着手段的极端化。

　　当德国红军旅和日本赤军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先后宣布解散时——一向不怎么看报的笔者偏巧都是从报纸上读到了解散的消息——似乎“极左恐怖主义”从此被扫进了现代历史的荒芜一角，但从2003年意大利著名导演马尔科•贝洛契奥关于红色旅的电影《早安，夜》开始，尤其是2008年之后，一系列相关影片的登场：《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乌里•埃德尔 2008)、《实录•联合赤军：通往浅间山庄之路》(若松孝二 2007)、《卡洛斯》(奥里维耶•阿萨亚 2010)、《假如不是我们，会是谁?》(安得列斯•维耶尔 2011)以及纪录片《革命的孩子》(夏恩•奥苏里文 2009)等等，这些试图再构、重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激进左翼组织历史的电影，虽然叙事方法、立场选择各不相同，但却在在提醒着“历史终结”的未终结。尤其当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浏览对以上所举影片的一些评论，同情理解的心情确实不在少数。当然，对于再构、重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区别。简单说，再构是在较忠实于现存的历史材料基础上的艺术创作;重构则是在现存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以个人感悟为中心的艺术虚构——行为的看法存在着分歧，分歧主要来自这种再构或重构是“美化”了真实的历史，还是“丑化”了真实的历史。一些观点认为，在上述的几部电影中，“恐怖分子”被过度美化，而委内瑞拉共产党则在一篇文章中驳斥了电影《卡洛斯》，认为影片中塑造的卡洛斯(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形象是对国际主义战士的歪曲。

　　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因为一切历史都是阶级史，是不同阶级为争夺历史解释权而殊死搏斗的历史：压迫者的信史一定是被压迫者的伪史——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的历史只有在国家、阶级彻底消亡之后才能获得，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完成时刻;而在此以前，超阶级的“真实、客观”的历史永远不会存在。比如，当秘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秘鲁内战时期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并发布各种结论时，一定会把主要的责任加在“光辉道路”身上。所以，尽管“光辉道路”存在诸般问题，但今天却必须挺身为“光辉道路”辩护。为“光辉道路”辩护不是为某些具体的极端行为辩护，而是基于“造反有理”、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整体正义性的辩护。今天被抛弃的“农民革命史观”正是建立在这一整体正义性之上的史观。历代的农民起义都以失败告终，而二十四史则是新老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被剥夺了历史的解释权，于是在胜利者的历史中只是“寇”、“匪”、“贼”，他们的领袖人物都是青面獠牙、蜂目豺声的非人。直到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才有了为被压迫者夺回历史解释权的强大力量。但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受挫，把被压迫者的起义称为“寇”、“匪”、“贼”，把他们的领袖或代表人物描绘成歇斯底里的疯子，这样的势力又重新占据了上风。红军旅、红色旅、日本赤军、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地下气象员、“光辉道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库尔德工人党、菲律宾人民军、印度毛泽东主义人民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剥削压迫——而不是反对“恐怖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天然正义，不容抹杀。

　　争夺历史解释权的惨烈斗争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