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 ——兼评《文革果真是“十年”又是“浩劫”吗？》 迎 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抽象的“民主”和“自由”，任何“民主”、“自由”都是在一定时期内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宣扬的那种抽象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也正因为如此，把文革片面解释为“大民主”，好像文革只有“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而没有别的，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文革中，人民群众之所以能享受“大民主”和“四大”，恰恰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毛主席逝世后，宪法取消了“四大”，这与经济上搞“承包”、搞厂长负责制，工人群众失去当家做主权利，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在我国经济领域深度私有化之后，还在高喊“大民主”，似乎这就是在继承文革传统、发扬文革精神，这里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是人们公认的事实。但是，对于文革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事件，还是倒退的事件，就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革命，另一种则认为是“浩劫”。《文革果真是“十年”又是“浩劫”吗？》（载于《红色参考》2013年第3期，以下简称“文章”）的作者和我们都认为文革不是“浩劫”，而是伟大的革命。正如《文章》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事件。无论是在文革刚开始，还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评价都是恰如其分、毫不夸大的。”但是，我们与《文章》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基本观点上存在着分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那么要说的话就太多了，例如，有关文革是不是“浩劫”的问题，就可以写一本书。这篇短文主要是针对《文章》的观点，说说我们对文革的认识，所以，文章的副标题叫“兼评《文革果真是‘十年’又是‘浩劫’吗？》”。 一、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 任何社会事件都有它的内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文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修正主义，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目的是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先看看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吧？他在《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3页）就是说文革的主要内容是要打倒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 另一方面，从否定文革的人们看来，他们也认为打倒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是文革的主要内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二、......‘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16页）等等。可见否定文革方面的人也承认文革的主要内容是打倒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过是文革打错了人，批错了路线，夺权当然也错了。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实也确实是这样，文革期间打倒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走资派，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还如《文章》所说的“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卫生革命、五七道路、大寨大庆道路、鞍钢宪法等等”的“党内激进纲领被部分地付诸实践和实验”。 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修正主义、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本来就只有一个，而且是前后一贯的文化大革命，根本就不存在两个文革。 可是《文章》讲文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涉及打倒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夺取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认为文革的主要内容只是“全面开展大民主的实验：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出版、言论权利和四大自由，左倾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而不再是空洞的教条或官僚手中的工具”，认为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大民主运动”。《文章》反复论证文化大革命只有两年，说只有1966年8月“十六条”发表，到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派驻学校这段时间才是文化革命。“工宣队、军宣队派驻进学校，群众运动戛然而止，以本书的观点，这是文革的终点。”就是说在《文章》看来，以后的批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都不属于文革，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于1976年再次罢了邓小平的官，夺了他的权，发动全党、全国群众开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种打倒走资派的斗争当然应该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之内。所以，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为终点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文革的时间也不只有两年，而应以停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终点。 文化大革命不仅包括了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治内容，还包括“斗私批修”的意识形态内容，更包括发展、巩固公有制经济和逐步消灭私有制经济的经济内容，是一场包含政治、社会意识和经济关系的社会大革命，但其基本内容还是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公有制经济，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恢复私有制经济。无论是政治斗争、思想意识的斗争，最终都是围绕着经济领域的两条道路、围绕着经济利益展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概括，也揭示了经济、政治、社会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经济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因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公有制经济，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私有制经济，是决定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确实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共产党领导内部，就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最后发展成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以致爆发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新恢复了雇佣劳动经济制度，这是铁的事实。毛泽东如果不是要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反对包产到户、坚持农业集体经济的道路，坚持农业学大寨、坚持工业学大庆、贯彻鞍钢宪法等这些经济方面的内容，那么，发扬“大民主”又是为了什么呢？任何政治和意思形态领域的斗争，其最终都是为了阶级的经济利益：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存在没有经济内容的民主。任何政治斗争的形式，都是一定经济关系的表现和反映。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大民主”而“大民主”，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而邓小平反对文化大革命，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为了老板们的利益。离开经济利益的民主，包括大民主，是根本不存在的。 二、文化大革命的形式 前面说了文革的主要内容，这里重点探讨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般地说，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形式决定内容。 《文章》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文章》认为只有运用这种“形式”、“方法”才是文化大革命，而只有1966年8月至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之前，才运用了这种形式、方法，因此，文革只有两年。这样理解毛泽东的话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上述论断中说了，过去进行过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那么，他要解决什么问题？《文章》根本不涉及毛泽东所说的问题，只强调“形式”、“方法”，就是只讲形式，不讲内容，这种观点显然不科学。形式服从内容，方法是为了解决问题。 《文章》说：“唯有从1966年8月到1968年8月这段时间内，政治运作的方式具有可说是文化大革命所独有的性质和特点，那就是：全面开展大民主的实验：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出版、言论权利和四大自由，左倾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而不再是空洞的教条或官僚手中的工具。”还说《五一六通知》的产生也不能算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个文件迥然不同的传达方式......‘十六条’定稿第二天以广播、报纸的方式发表，对于旧有的内外有别、等级分明的传播方式和官僚程序作了重大突破。也正是在这种重大突破之后，群众对政治的参与，才第一次以公民政治的方式（言论、出版、结社等）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文章》孤立地强调民主形式，把政治民主夸大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根本不承认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内容，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实际，也是错误的。按照这种理论，毛泽东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就是扼杀文化大革命；按照这种理论，必然会抹杀毛泽东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邓小平等做出否定文革决定的区别；甚至否定毛泽东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邓小平推行“包产到户”，进行所谓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措施的根本区别；就把邓小平上述所作所为都看成是毛泽东停止文化革命的继续了；从而根本否定了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也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章》中根本就没有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表述，有的是什么“务实派”、“造反派”、“保皇派”等。《文章》还说什么：“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操纵与反操纵。”这些观点显然抹杀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革命派与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斗争内容与形式的根本区别，因此也不符合事实。 既然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是斗争走资派，批判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斗争的形式也要由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来决定。 大民主的运动形式，并不是从1966年8月的“十六条”发表开始的。1958年整风就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形式，以后在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大民主形式还在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发展这种民主形式的目的，总的是服从于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就这种民主形式本身来说，也包含着在运动中不断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管理能力，逐步消灭干部与群众的区分，以至于逐步消灭国家机器的内容。1966年8月“十六条”发表后的大民主运动，是由于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第90页）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必须发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权利，建立新型的革命委员会，因此，出现了一段无政府的状态。可见，造成这种无政府状态并不是目的，目的还是为了建立新型的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文章》为什么不顾文革的内容，而只赞扬文革的“大民主”形式呢？ 一些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民主特别宠爱，这和他们的社会地位分不开。 众所周知，人们的生存是靠消费生活资料维持。工人、农民从事的是物质生产劳动，就必须使用生产资料才能从事劳动，才能获得生活资料，因此，广大工、农民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关系密切。实行公有制，工人、农民就捧上了“铁饭碗”，没有解雇、失业的威胁；反之，在私有制条件下就必然沦为雇佣奴隶。因此，工人、农民首先要求的就是实行公有制，是经济地位的改变，也只有经济关系的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才可能根本改变；而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物质生产不发生直接关系，因此，他们强调“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往往忽视经济关系是社会基础的事实。这是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区别，也是一些知识分子不关注经济关系，而特别重视政治自由的原因之一吧！这里没有对知识分子作具体的阶级分析，仅就知识分子活动领域的特点说的。 有一些人对于大民主特别宠爱，反对一切的政府、组织，这是一种无政府思潮。在这些人看来，政权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分，只有“大民主”和“专制”之分。这种观点显然也是错误的。由于这些问题与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这个问题的距离远了，就不进一步探讨了。 最后，有两点要说明的： 一、据《红色参考》介绍，《文革果真是“十年”，又是“浩劫”吗？》一文是《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的第十章。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可能阅读这本书的全文，这里仅就已经发表的这篇文章说一点看法，供大家批评。 二、有关文革的起点，是从发表《海瑞罢官》文章开始，还是从《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十二条”开始；终止时间是1968年，还是1976年、1978年等，也不是这里讨论的问题，将来有机会再另行探讨。这里只想简要地说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 （责编：刘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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