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无行——从孔庆东曾经师事的季羡林说起

文人无行 -- 从孔庆东师事跟崇拜的季羡林说起

阿早  05/14/2014

中国有一句批判文人的老话，描述的很好，叫：文人无行！

从前看孔庆东写的东西，偶尔提到他师事跟崇拜的季羡林。就我看来，季羡林虽然曾经加入共产党，就根许多人一样，最终都落得是个真正共产党的叛徒，成为标准的堕落小资产阶级文人，依然陷入这个“文人无行”的巢臼。你看看季羡林在2008年写的一篇吹捧反动文人胡适的文字就明白了！

并非所有文人都是无行，毛主席也是文人，可是个非常有“行”的文人，他也了解到何以文人之所以会”无行“，是故主张要改造那些无行的文人，尤其是在国家需要有知识的文人来治国的节骨眼上，改造文人使之有为有守，以为为建国的大事业效力，更是必要之务。

怎么改造无行的旧社会文人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呢？其中方法之一就是下放，尤其是请文人们到乡下跟贫下中农生活一段时间，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民生疾苦，把文人的虚骄之气跟不能吃苦容易堕落的习性消除，才会变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很多人把下放说是下”牛棚“受苦，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试想想，如果贫下中农们都住在牛棚里，你不到哪儿经验感受一下他们的苦乐，又如何能够造福他们？中国从前的皇帝们也知道书本跟现实之间的差异以及不相信文人生来就会治国，所以封建科举时代的新科进士们都要到偏远的穹乡僻壤之地呆几年。

胡适跟季羡林都是旧社会陶冶出来的文人，尤其是胡适，他不过是个有旧社会习气却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染缸里浸泡了几年，本质不变的披着新时代外衣的旧文人。这类人谈谈风花雪月可以，你要他们治国平天下，肯为人民服务，就是开大玩笑了！

由于时间关系，不能畅所欲言，但我只就这篇季羡林写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见附录）里抽出一段来批判一下，作为文人无行的证明！

季羡林这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是写在2008年他到台湾访问礼拜胡适坟墓之后，本来这种念旧的文字无可厚非，非常合乎人情，但季羡林想借胡适“学术权威”的假象以抬高自己身价，中国旧文人以文字造假的无行习气就发作了！

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季羡林叫北平！），正逢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喜庆纪念日子，季羡林借抬高胡适的“德行”以水涨船高方式捧抬自己，不惜歪曲事实的说：

【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于是，一个如海洋般宽阔处变不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胡适含笑形象就此出笼，可是后来有人根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指出，胡适不但不是“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而是180度相反的“发言时泣不成声”。

于此，被指出之后，为了塞责，季羡林在此文之后追记一段（还死不肯修正原文），以“记忆不清”为理由不了了之，连个道歉都没有。

试想，“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跟” 泣不成声”是何等的对比，又怎能以记忆不清的理由脱身？

如果当时没有在场的记者，那么季羡林这个谎言岂不是要永沉历史，留下来永远地愚弄世人？如果季羡林连这种事都会说谎，那么，他一生说的话写的东西，又有几样是可信的？如果季羡林不在北大终老，而是改开之后以反毛的立场干了个部长或政委之类的官儿，这种习性不改，会是个好官儿吗？今天邓腐党伪共里的大小官老爷们，就是最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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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季羡林: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作者：季羡林  2008-02-12

http://gb.cri.cn/3601/2005/03/02/[email protected]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这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它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园。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