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老年》（上半月板） 2014年5月：《票证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作者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所研究员）。作者认为，“1953年末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生产与消费都必须纳入计划。严格的计划经济对生产到消费都要实行计划，因此对居民的日常消费也只有实行‘票证化’才能计划管理”。
“由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好的1964到1965年，商品略为充足，票证就开始减少，而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
作者给计划经济列出了几大罪状：切断城乡的有机联系；“走后门”导致“道德滑坡”；票证将农民牢牢束缚。还举了《票证旧事》和《票证故事》二本书中的几个例子，说明计划经济在“十年浩劫使我国经济达到崩溃边缘，票证成为历史，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证据”。
读完此文，去到市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室，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是“历史的错误”吗？》（作者是中央党校程连升教授，《今参考【历史】》2014年5月号）。
文中有一段讲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的具体数字。我没摘录，心想在网上可搜到。回到家，上网搜程教授此文，搜不到。给我的几乎全是讲计划经济不好的文章。我恍然大悟，360等搜索，口讲公平公正，干的却是不公平公正。他们有自己的观点，目的。
我认为，雷研究员大都以抽象叙述代替具体事实，以个别例子，推出结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949年10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来，没有哪个政府能解决中国众多人口吃饭问题。艾奇逊说：“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毛主席回答：“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怎么解决人口众多的吃饭问题？毛主席说：“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1399,1400）
生产的办法，就是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抽象理论，我没有研究过，讲不出多少来。我可以用事实证明计划经济的好。建国后，由于没收官僚资本、土改、清匪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发革命、合作化等运动，工农当家做主人，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大提高，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我印象很深，1956年，生猪大发展，政府动员人民吃猪肉，吃“爱国肉”，吃肉是爱国。我当时读初中，有点想不通，爱国怎么会与吃肉有关系呢？卖零食的小贩，到我爸他们的染织合作社，卖零食，可以赊账。小贩们说：“文师傅，月底发工资再给钱，不要紧。你们跑不到哪里。”
1958年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接下来刮“五风”，天灾人祸。结果，吃粮、食油定量减少。每年每人发一尺六布票。毛主席带头，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干部（即现在的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工厂工人等）和人民群众一起苦，共度难关。毛主席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吃粮不超定量，六个月不吃肉蛋。1958年招工、招干，2千多万人进城，后来一声令下，全部愉快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毛主席最先发现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三年后，1963年，国民经济好转，继续发展。在1964年12月21日和22日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他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严重的困难吓倒。四年来，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三年大发展时期的成就，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克服了重重困难，健全了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工业产品质量、品种的新的跃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具体的工作成绩，大家搜看周总理的报告。我不在此啰嗦。
在事实面前，雷研究员在文章也只有承认：“在经济发展较好的1964到1965年，商品略为充足，票证就开始减少”。
1964年，我考入广西师范学院（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学生的伙食费由过去的每月9元，增加到12元。我读大学不要钱，每月有2元助学金，足够我解决日常生活、学习必要开支。我订一份《英语学习》，一年6毛。上街吃碗米粉，有肉1毛，素粉5分。与县长的儿子，自治区文化局长的儿子，教授的女儿是同学，平等、亲切、友好相处。作为一个手工工人的儿子，我没有自卑感，确有自豪感。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我要努力学习，学好本领，毕业后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记得当年我们与赫鲁晓夫论战，《人民日报》刊登中苏双方文章、讲话。我读到，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对民众讲话，造谣污蔑中国人六个人共穿一条裤子。赫鲁晓夫是根据每年每人发1.6尺布票推论得出的结论。赫鲁晓夫无法了解和理解，从布票的数字看，是6个人共穿一条裤子。实际上，我们还有许多不用布票的纺织品，如农民自己种棉花，自纺、自打的土布。丝绸、以及一些化纤布等不用布票。三年困难时期以前，我们做了当时穿不完的衣服，也存有不做衣服的布，更可贵的是，不需要用布的人，把自己的布票分给需要的人。同甘共苦，共度难关，党民鱼水情，在三年困难时期，充分体现出来。
我读了雷研究员的文章后，搜找他的资料：雷颐，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数年，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不知他是否留学美国，或者作为访问学者到过美国。
对于同一事物，有时，各人看法不一样。对下乡的感受，我与李克强总理的感受不一样。他当时当大队长，认为人民公社不能搞好生产。今年，在两会期间答外国记者问，说自己开证明，让社员逃荒，小岗村分田到户，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作家陶冶写文章不同意李总理的观点。我读到后，也写了篇《我了解的农村与李总理讲的大不一样》。
我认为，雷研究员的“票证失败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事实证明，票证是我们干群同甘共苦，鱼水关系，生死相依、共度难关的好办法。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进行到了今天，我们得了个按GDP计算，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出现的问题，远比毛泽东时代多得多，这些问题，已到危及党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危险时候。大家上网，搜看左派网站的文章，会知道。我将会继续写文章，讲我与雷研究员此文中的不同观点。
雷研究员不但不研究、总结这个共患难、渡难关的好传统，却用一点否定全部的歪理，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我猜想，雷研究员可能没读过什么马恩列、毛主席著作。我这个经历毛泽东时代，读了不少马恩列、毛主席著作的老党员，要对雷研究员大呼：你要认真学习党的历史、读马恩列、毛主席著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与我们共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共富理想。
（2014年5月13日08:19完稿，20:18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