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背后的若干事实探讨

2014-5-13 23:5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458| 评论: 0|原作者: 彭才栋

摘要: 即使我国从1957年就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1957年到1979年间我国人口增长3亿多的局面也很难避免，同时马寅初对计划生育的论证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因此，“错批马寅初”导致“多生三亿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毛泽东为什么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发生动摇？

　　毛泽东1958年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发生过动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隐含的逻辑就是：毛泽东因为错批了马寅初，所以才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犯了错误。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明，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妨碍计划生育在六七十年代的实行，因此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动摇与“错批马寅初”没有逻辑上的联系。梁中堂提出了另一种看法，即认为是“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口思想的“完全复归”导致了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倒退，并指出：“1958年春天之后，毛泽东几乎再也没有主动讲过与经济计划相联系的计划生育。”[40]这种看法也是从理论层面解释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并且与事实有较大出入。

　　根据我们的观察，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过程，基本上是受实践经验支配的，理论的影响很小，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动摇也应该这样解释。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决策，是他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作为起点的自由放任阶段(1956年10月以前)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主要致力于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此过程中，出于同马尔萨斯人口论论战的需要，他强调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在人口政策上持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

　　马尔萨斯人口论从1880年开始传入我国，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人满为患”的舆论氛围，并被用作消解革命和改良的武器，因此遭到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著名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批驳，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算。[41]

　　毛泽东早年也曾受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某种影响，主要是对人满为患的担忧，这也是他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所阐述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理由之一。[42]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对革命和改良的消解作用，没见到他当时有所反应。

　　但是，到了全国解放前夕，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人利用马尔萨斯人口论曲解中国革命的原因，并妄想人口问题拖垮中国共产党时，身为领袖的他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说：把发生革命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太多，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古今中外发生革命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剥削和压迫引起的，而决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他针锋相对地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43]

　　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深入清算马尔萨斯人口论，只是用事实批驳了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观点。他在肯定人的能动作用、“人多是好事”的观点的时候，也出现了将苏联经验、根据地解放区经验绝对化的偏差，对人在生产中的能动作用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一面重视不够。

　　当然，毛泽东强调人多是好事，也有备战的考虑。1954年8月，他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44]

　　不过，论战也好，备战也罢，毛泽东虽然肯定了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却从未提出过鼓励生育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持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之后，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矛盾开始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外的邓小平、邓颖超、邵力子等人先后于1953年到1954年间，从有利于母婴健康、缓解家庭困难、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角度提出了节育问题。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代表中共中央对节育表示了支持。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根据这次座谈会精神写成的报告，向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党委发出了适当宣传节育的指示。

　　这自然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不过，他本人当时重点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合作化，所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1955年下半年，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针对当时人们对合作化会导致大批剩余劳动力出现的担忧，多次根据手头的材料指出：合作化为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多种经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不仅为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甚至还会带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45]因此，当时他赞成节育带有观望的性质。

　　(二)初步提出计划生育的阶段(1956年10月到1957年年底)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初步认识了人口众多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他初步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

　　1956年10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问题。他提出每对夫妇都应该制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的家庭计划，并与国家五年计划相配合，使人类自身生产告别无政府状态。他还提到了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的事实和节育问题。[46]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生育问题。

　　1957年2月14日，他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一改往日只说人多是好事的做法，提出了“中国人多也好也坏”的观点，并讲到了人口众多可能带来的安排工业、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等难题，甚至逛公园都要排队。[47]

　　同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要有计划地生育”，人口生产不能无组织、无纪律，并谈到了人口众多带来的就业、入学问题。3月1日，在马寅初在会上发表“人口多使我们的致命伤”、不实行计划生育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的一席话后，他对马寅初表示了明确的支持。[48]次日，他在这次会议的结束语提出：应该在一个时期内把人口控制在六亿，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粮食、衣服、房子、教育机会等条件供养更多的人口;政府应该设一个机构研究这个问题。

　　同年3月20日，他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粮食问题谈到了人口多的弊端：1956年我国比1949年增产粮食1400亿斤，但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49]

　　同年4月30日，他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又说：我国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不好搞。

　　如此频繁地谈论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反映出当时毛泽东在发现新问题之后的兴奋。同样能说明这种兴奋的是把人口控制在六亿的设想，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急刹车方案。兴奋往往意味着认识的不深刻、不稳定。当“大跃进”到来时，毛泽东迅速地转变了立场。

　　(三)计划生育的决策遭受挫折的阶段(1958年1月到1959年4月)

　　在这一阶段，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由于农业战线的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毛泽东对我国人口形势做出了不正确的估计，因而将计划生育的工作一再推后。

　　还在“大跃进”的酝酿过程中，毛泽东已经开始联系《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的三种地区粮食亩产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高指标，重新评估我国的人口形势。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做总结时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人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够吃。不过，这种人口形势估计毕竟建立在远未实现的粮食指标上，因此他并未动摇计划生育的立场，而是提出计划生育也要搞个十年计划：三年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10月25日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专门加上了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的内容)。不过，在人口控制目标上却发生了较大的松动，将六亿悄悄地变成了八亿，“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

　　1957年冬、1958年春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这种群众性生产运动造成了劳动力供应紧张的现象，同时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也给毛泽东留下了人多干劲大的印象，于是他开始倾向于把计划生育向后推迟。1958年1月28日，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还是人多好。农民有早婚的习惯，强迫他们节育又不行，等到七亿人口就紧张起来了。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之时。不过，他又说，节育还是要尽量宣传，工具也要制造。[50]4月15日，他在发表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51]5月18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话时又说：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占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

　　如果说这时毛泽东还因为顾虑粮食问题而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同年夏季在我国农村出现的虚报浮夸粮食产量的现象以及1958年粮食产量被严重高估(实际产量为4000亿斤，被高估为8000-10000亿斤，毛泽东一度也相信有7500亿斤)，则打消了他的这种顾虑，使得他进一步倾向于把计划生育往后推迟。8月17日，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同月24日，他又在会议上说：有人说：“大国人多事难办”，看什么方法，只要方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也说：“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而这段话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补充的。[52]

　　(四)最终确立计划生育决策的阶段(1959年4月以后)

　　在对粮食与人口问题的认识回归现实的情况下，毛泽东最终确立了计划生育的决策。

　　对粮食与人口问题的认识回归现实是毛泽东最终确立计划生育决策的主要原因。1959年4月17日，他批阅了国务院秘书厅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四月初提供的两份材料，得知全国有15个省2157万人缺粮，这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使他开始从1958年的乐观情绪中猛然醒悟。4月29日，他在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中写道：“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5月6日，他甚至在接见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说：“中国人很多，要吃饭穿衣。这是很麻烦的问题。”[53]

　　1959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严重困难，并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这首先应该归咎于“大跃进”这种具体实践。但从根本上来说，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制约农业的增长潜力，是当时粮食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在后来“三五”计划由拟议中的“吃穿用计划”变成“备战计划”时就更明显了。这是毛泽东在确立计划生育决策之后再未动摇的关键所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做好宣传和技术指导，做好避孕药品和用具的生产供应工作。

　　毛泽东本人也多次谈到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1963年5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以很严重的语气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54]1965年1月9日，当埃德加•斯诺问他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是否满意时，他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同年8月20日，他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时又说：“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1972年7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又说：“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55]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中国人口太多。”[56]同年年底，他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1975年年度经济计划时又强调：“人口非控制不行。”[57]

　　因此，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决策的过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这理论、那观点只有与他对人口形势的判断相协调时才会被借用，而不会支配他对人口形势的判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温和“人手论”都在此列。“摸着石头过河”就不免发生一脚踩空的意外，1958年的这段波折就是如此。

　　综上所述，即使我国从1957年就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1957年到1979年间我国人口增长3亿多的局面也很难避免，同时马寅初对计划生育的论证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因此，“错批马寅初”导致“多生三亿人”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主要是1958年，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有所批评甚至批判的，但他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他在计划生育决策上发生的动摇是由实践经验引发的，不是理论错误导致的，因此，用“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来指责他，是很牵强的。

　　[①] 转引自陈棻德：《周林为马寅初平反——中国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六亿》(《贵阳文史》2001年第3期。

　　[②]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74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司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司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

　　[⑤] 《马老在全校大会上谈人口等问题》，《马寅初全集》第十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3页。

　　[⑥]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74页。

　　[⑦]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⑧] 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

　　[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63页。

　　[⑩]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11] 参看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52-67页;《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74页。

　　[12] 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

　　[13] 刘长茂：《略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人口与经济》1987年第5期。

　　[14]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15]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页。

　　[16]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2-13、15-19页。

　　[17]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页。

　　[18]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9] 田雪原编：《马寅初人口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20]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

　　[21]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7、309页。

　　[22] 《人口学百年》，查瑞传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2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24]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彭珮云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25] “农业八字宪法”，是指毛泽东据我国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于1958年提出来的农业八项增产技术措施。即：“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26]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276、110-117页。

　　[27]参看《人口学百年》，查瑞传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9页;李宗正：《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一版》，《人口原理》(马尔萨斯著)，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7页。

　　[28]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04页

　　[29]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30] 《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3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2页。

　　[32] 《马寅初的最后33年》，彭华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33] 《天地良知——马寅初传》，徐斌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页。

　　[34] 杨魁孚：《毛泽东人口思想初探》，《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年第2期。

　　[35] 纪晓华：《毛泽东与计划生育》，《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

　　[3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37]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