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背后的若干事实探讨

　　(4)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之后，“后来毛泽东也看了《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

　　第一段中所提到的马寅初参加1954年12月节育工作座谈会、并为计划生育大声疾呼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这次会议的参加单位是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宣部、全国妇联[31]，马寅初不在此列，没见过他本人提及此事(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组讨论会上的事情，在《新人口论》中明确提到了)，几本马寅初传记也没有提及过此事。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就是再增加十亿又何妨”，应该说不完全是无中生有，不过是移花接木的结果，类似的话是毛泽东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的，“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年续二，1967年北京版，第60页)至于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递交提案一事，随便找本马寅初传记来翻翻，就知道真实的情况是：马寅初在浙江组讨论会上提交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书面发言稿，征求代表们的意见，由于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就收回了，根本没有作为提案提交给大会，此事与康生、陈伯达毫无关系。第二段中马寅初主动呼吁计划生育的说法是歪曲的，真实情况是马寅初响应了毛泽东。毛泽东 “轻蔑一笑” 的说法就更不值得讨论了，作者自己都不坚持了。第三段、第四段是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的关键证据，但笔者查遍正式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和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北京版、1968年武汉版)，都没有找到它们的痕迹。作者好像是有意逃避查证似的，既不交代事件的具体时间，也不交代见证人(“秘书”，哪位秘书?)，而且通篇文章没有一个注释，因此极有可能是杜撰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文章，却可以以“史实”的署名，在带有“档案”、“史料”字样的报刊上发表，并被一些学者所引用，不能不令人称奇。

　　强调批判马寅初是自发行为的主要是因在山西翼城试点“二胎”而闻名的梁中堂。他发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上的长文《马寅初事件始末》，旨在还原马寅初被过分渲染的孤胆英雄形象，其要点主要是(由于该文长达4万字，且立论新颖，材料丰富，这里的介绍和引述不可避免地较长)：

　　(1)马寅初从建国初期地位就很高，这“是理解马寅初在新中国的历史命运的枢纽”。马寅初建国前后曾担任政协筹备会成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第一届全国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等要职，经常参加国家重要政治活动。在1955年的工资定级中，马寅初被定为行政三级(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为行政二级)。在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马寅初发挥了重要作用。

　　(2)马寅初是在获悉党的领导人赞成节育后才提倡计划生育的。从1953年8月起，邓小平就一再指示卫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1954年2月，周恩来在一次政务院会议上说，此事可以内部提，不做决议。同年12月，刘少奇在节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表示“党是赞成节育的”。在这种情况下，邵力子、马寅初才先后在正式场合提出节育主张。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浙江组讨论会发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坚持节制生育的邵力子和马寅初身处高层，应该说已经获悉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而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则相对处在国家机关较低一级的层次上，双方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央政策尚未曾向下贯彻时的一种状态。”

　　(3)1957年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新人口论》是毛泽东“讲话”以后的产物。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人口生产也要有计划地进行，要设立专门机构，解决经费问题、技术问题，要做宣传。3月1日下午，马寅初在发言时的开场白是：“我听了两次毛主席的谈话，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确的地方，他主张我们中国人口控制在六亿左右。”

　　(4)在1958年的反保守、反浪费(简称“双反”) 运动中，马寅初因为“不谙事故，不服水土”，遭到了北大师生自发的批判，与康生、陈伯达没有关系。5月4日，陈伯达在北大60周年校庆上的讲话，当天新华社有报道，次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5月7日第一版、《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也陆续发表，三个版本的讲话都不见马寅初的名字(但是，后两份点了冯友兰、贺麟的名字)。“退一万步，如果陈伯达在演说中确曾点了马寅初的名，即使陈伯达审阅的稿件上没有了，但校刊发表时是不敢取消的。”7月1日到北大作报告的不是康生，而是陈伯达，报告发表在《红旗》半月刊第4期上，没有点名批判马寅初的内容。康生于7月16日到北京大学参观过一些系的系办工厂，没有召集大会作报告。

　　(5)1958年《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过程有人事因素掺杂其中，而且马寅初本人并非被动受害者。当时的《光明日报》不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之一，而是“各民主党派主办而由我党领导的国营的报纸”。1957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马寅初举行会议，正式撤销“向党猖狂进攻”的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职务，任命杨明轩为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了解马寅初参加《光明日报》这次改组会议很重要，因为知道这个细节，就可以知道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怨不仅仅是一般社会上理解的《光明日报》和一位被批判的读者、作者之间的关系，在马寅初那里还有具体负责这张报纸的杨明轩、陈此生——与他地位不差上下的、属于他所活动的同一个圈子里的两位民主人士。”《光明日报》的办报方针是“以报道和讨论文教工作为重点”，而“跟踪报道北京大学的运动动态是《光明日报》的一个亮点”。4月19日、25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北大哲学系讲师韩佳辰等人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马寅初很快写出了回应和反驳韩佳辰的文章。可能因为半年前曾以领导者身份参加了《光明日报》的改组会议，也可能因为《光明日报》发表了批判自己的文章，所以，马寅初把申辩和反批评的文章也送《光明日报》要求发表，”5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的《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在文中，马寅初除了针对批判进行解释和辩驳以外，也对批判和辩论表示了欢迎。《光明日报》所加的“编者按”也表示“欢迎学术界以及各界人士发表意见。”于是，批判文章接踵而至。其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文章(虽然将他与右派分子做了区分)，对批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署名为“本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发出了休战信号。

　　(6)1959年《新建设》和《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是因为马寅初不肯休战引发的。“1959年，从中央这个层面来看，对马寅初的使用和安排与前些年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暂且不说年底触碰霉头的话，这还是马寅初颇为风光的一年。”在这一年，马寅初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多次参加高规格的外事活动，参加了毛泽东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参加了国庆10周年招待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1959年，社会上对马寅初的批判活动已经基本停下来。但是，马寅初不愿休战。他在《新建设》1959年11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了《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 “一方面，作为当事人的马寅初不仅始终是把《光明日报》当作民主党派的报纸，而且具体在那里操作的杨明轩、陈此生都还是比自己资历浅、地位低的民主人士。事实上，那次《光明日报》改组的会议，由杨明轩、陈此生分别取代章伯钧、储安平的职务，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会议本身就具有送他们走马上任的含义，马寅初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有比他们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地位低微的杨明轩、陈此生组织批判了别人一阵子，然后写了一篇自我感觉良好的文章，就此结束。但是，被批判的马寅初岂甘罢休?另一方面，将近一年的事实表明，那个批判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待遇，说明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马寅初的迹象。所以，马寅初要借《光明日报》一年前‘本报编辑部’的短文为由头，向《光明日报》宣战：‘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你们)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马寅初撇开《光明日报》找《新建设》，不料《新建设》与《光明日报》站在了一起，马寅初的挑战引发了新一轮的批判。12月，马寅初又向《新建设》递交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在马寅初看来，自己与共产党的合作早在抗战的初期阶段，而后来的那些民主党派大都是内战时期，特别是在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跑过来的。所以，马寅初敢于表达对包括《新建设》杂志在内的所有批判者的蔑视，继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投递战书。不曾想，这一举动却又进一步促成了批判运动的升级。”《新建设》又联手北大党委，将战火烧到了北京大学。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北京日报》以及许多省市党委机关刊物基本上没有参与批判。《新建设》与康生、陈伯达没有关系，60年代曾顶住康生、陈伯达的压力，不发表批判杨献珍、孙冶方的文章。

　　(7)马寅初最后偃旗息鼓，不是因为被剥夺发言权，而是因为被揭发了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心理压力过大，因病退出。1960年1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学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了马寅初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主要有：持有股票88000元(这个股本足以在后海买下13所四合院)，收取定息;出租房屋，每月收取160元房租(相当于4名工人的月收入——彭才栋注);对政府在土改期间没收他家的土地表示不满;1957年上半年，说中国将出匈牙利事件，发生第二次革命;对史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表示不满;说“章乃器是个高明的经济学家，他说定息不是剥削是对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人在1957年均被划为右派分子)。马寅初不敢回应这些问题，只是继续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第二天，马寅初血压升至190，住院治疗。3月28日，国务院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其他职务一直没有非正常变动。

　　(8)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的说法起源于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之时，当时中央已经否定了康生、陈伯达。但是，把康生插手批判马寅初演变为康生指示当时的北京大学领导批判马寅初，是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马寅初传记，传记作者标示依据“北京大学历史档案”和“北京大学档案室校史档案”，但没有具体名目和卷宗编号。作者委托人两度向北大档案馆请求核实，但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9)批判马寅初的活动是北大师生、《光明日报》、《新建设》的自发行动。“像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国家干部，如果在运动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被党组织明确决定的批判活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行为，批判前就有计划要达到某种预定的结果，运动后期还要对批判对象做一定的政治结论和进行组织处理。马寅初事件则不具有上述特征。”

　　我们认为：(1)本文对马寅初被批判一事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所涉及的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清晰的，所引用的资料都有权威出处(注释达172处)，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本文使被过分渲染的马寅初的孤胆英雄形象、殉道者形象褪色不少，对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很有帮助的;但它在还原“错批马寅初”事件时在个人恩怨上着墨甚多，并且比较突出马寅初的过失，而对双方为真理而斗争的一面交代甚少(真理不完全在马寅初一边)，似有剑走偏锋之嫌。当然，考虑到本文是在阐述一个过去被忽视的视角，矫枉过正也许是在所难免的。(3)本文对“错批马寅初”事件的自发性的论述虽然不能充分让人信服，但至少可以使人相信：即使康生、陈伯达煽动了对马寅初的批判，他们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本文从多方面证明康生、陈伯达与“错批马寅初”无关，但比较确定的其实只是他们没有通过组织程序在北大发动批判。陈伯达在1958年5月4日的讲话中敲打一下马寅初，然后主动示意不要刊载，康生1958年7月16日到北大参观时还有其它活动，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不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并不代表他不在其它场合批判或组织批判。从《新建设》抵制批判杨献珍、孙冶方，推断它当年批判马寅初不是受康生、陈伯达指示，也只是一种猜测。反过来讲，传说中的陈伯达点名批判不见诸文字，康生到北大低调行事，他们没有通过组织程序在北大发动对马寅初的批判，《红旗》杂志不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后来《新建设》抵制批判杨献珍、孙冶方，这些都说明康生、陈伯达办事还是要讲究规则的。(4)康生、陈伯达的表现，可以从侧面证明了毛泽东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本文提供的这样的事实：其间马寅初的政治待遇不变，事后没有组织结论，特别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基本上按兵不动。

　　关于《人民日报》在批判马寅初问题上不积极，在一些马寅初传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一书写道：“1959年12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大会，布置批判马寅初。他说：‘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地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32]《天地良知——马寅初传》也有这样的一段话。[33]

　　强调毛泽东本人没有批判马寅初的主要是国家计生委前副主任杨魁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纪晓华。杨魁孚指出：“毛泽东没有发动人们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也没有发表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当然，作为党的领袖，没有制止康生等人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这是有责任的。”[34]纪晓华指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毛泽东直接批评或授意陈伯达、康生批评马寅初的史料。”[35]

　　如果康生、陈伯达没有组织批判马寅初，或者仅仅是私自组织批判，这个领导责任就不好讲了。毕竟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可能什么情况都掌握。况且在毛泽东那里，邵力子才是计划生育的首席形象代言人。他在1956年10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曾提到：“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36]1958年1月，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曾将计划生育称为“邵先生之道”。[37]但没有听说过他提出“马先生之道”这样的说法。

　　不过，毛泽东对马寅初还是有过批评甚至批判的。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工作报告有段话不点名地批评了马寅初，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读、修改的[38]，而且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的报告，不能不说代表了毛泽东的看法，正如刘少奇在1954年节育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党是赞成节育的”的表态也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一样。这段话是：“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了的革命的农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的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不但彻底推翻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推翻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39]

　　如前所述，这里所包含的温和“人手论”观点(“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是正确的，只不过所依据的事实是虚假的，这些都是不同观点的表达;但“这种思想的本质”这句话是典型的诛心之论，最大的问题是：最后一句话说错了，也说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否定农业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的可能性，他们只是反对马尔萨斯将这种可能性夸大为必然性、并用这种所谓必然性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主要是在1958年，毛泽东对马寅初是所有批评或批判的，但他没有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