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批马寅初，多生三亿人”背后的若干事实探讨

　　至于对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论述，“新人口论”主要是从以下几点着手的：

　　(1)强调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的矛盾。这是《新人口论》这本小册子的核心观点。马寅初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因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他还指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加强技术装备，因此还需要加速积累资金。甚至连加强科研、解决粮食问题也被归结为资金积累：科研只有以服务工业化的需要为目标，并借助于工业化提供的技术装备，才能迅速发展，而工业化的发展需要资金积累;农业的发展需要治理自然灾害，需要修建三门峡水电站这样的水利工程，因此也需要资金积累。[16]

　　(2)强调机械化、自动化的“减人”效应。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以苏联援建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仓库为例指出，机械化、自动化将大大提高节约劳动力，会让原来95% 的人无事可干，只好多办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来安排就业，而这与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应该搞大工业是相矛盾的。另外，当年增加的1300万人，能安排在工业中的不过100万人，其余的1200万要安排在农村就业;受资金短缺制约，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短期内不能提高，而生活水平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难免影响工农关系。[17]

　　(3)强调人口增长过快影响轻工业原料的供应。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指出，轻工业需要农业提供原料，客观上存在着粮食争地的问题，两者之间需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平衡将被破坏，因为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18]

　　(4)强调人口增长过快影响生活水平提高。在1958年2月发表 《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中，马寅初以四川省内江县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例，强调了人口增长过快影响粮食消费水平提高的事实，“社里粮食年年增产，可是有些社员粮食消费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社员在讨论中发现原来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十二人，需要消费粮食三万一千多斤，要平均每亩多增产二十七斤才能够吃。”[19]

　　(5)强调生产单位人员过多，会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中，马寅初援引淮南矿务局工人的大字报指出： “人多了造成五多：思想问题多，生活问题多，工作扯皮多，官僚主义多，窝工浪费多。”[20]

　　(6)强调现代科学技术对人口质量的要求，并强调人口数量无法替代先进装备的作用。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中，马寅初针对“人多可能生产更多，积累更多”的“人手论”观点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相当的知识文化，“这些人不在乎再多，而在于精。”他援引苏联科学家的一篇文章说，计算机的效率高于计算员2万倍，但这不等于说2万名计算员可以替代计算机的工作，因为需要计算机处理的计算具有连续性，这样的工作不能由2万人同时动手，而只能交给一个计算员去做;同时需要计算机处理的问题往往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一个计算员需要花上十年时间。由此他挖苦“人手论”者说，如果敌机带着氢弹来了，不使用装备计算机的雷达制导的导弹进行拦截，必然伤亡惨重，片面鼓吹人多的好处等于用战争消灭人口，这是变相的马尔萨斯主义。[21]

　　应当说，“新人口论”从实现经济适度人口的角度论述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对于打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口问题的苏联教条、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是有开创意义的。当时，我国在人口问题上的认识深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就是人口不断地迅速增加，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得到合理而充分地利用。[22]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是不可能把实践中遇到的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上升到理论层面的。虽然在《新人口论》诞生之前，节育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毛泽东更是于1956年底到1957年初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但是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当时人们谈节育，考虑的主要是保护妇幼健康。毛泽东提出了计划生育概念，但主要是一种经验之谈。他与大家一样，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可能发生的矛盾，没有形成概念。“新人口论”则以一个不甚明确的经济适度人口概念，确定无疑地告诉大家，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人口问题，仍然可能发生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人口过剩。这无疑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但是，马寅初对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论述是初步的，很难说是成功的。

　　首先，《新人口论》的核心观点——人口增长过快影响资金积累——是缺乏充分说服力的。固然，在人口规模超出一定限度之后可能出现生产补偿不了消费、因而有害于资金积累的现象，但在此之前必定会出现资金积累随着劳动力数量和人口规模增加而增加的现象，尽管与此同时会出现劳动生产率和人均产量下降的现象。因此，《新人口论》的核心观点对计划生育来说是不充分的，温和“人手论”的批评是有力的，“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这个写进了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的观点[23]，从实践来看是不利于计划生育的，但从理论来看，它在这个问题上与“新人口论”是平分秋色的。80年代以来流行的一种批评说，“人手论”者没有看到，人口在成为劳动力之前和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作为纯粹消费者的一面。其实，在进行适度人口理论分析时，为简便起见，人口与劳动力的差别通常是要忽略的，马寅初也是这样做的，这决不是“人手论”者的疏忽。更重要的是，指出前述事实伤不了温和“人手论”一根毫毛：即使把一个人年幼、年老时期作为纯粹消费者这一因素考虑进来，人多生产就多、积累就多的现象在一定限度内仍然是存在的，温和“人手论”这种谨慎的表述仍然是正确的。当然，“人手论”还有一个极端版本，即认为人越多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其权威出处是《红旗》杂志1958年第9期题为《大踏步前进的九年》的社论。[24]极端“人手论”是错误的。在人口规模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即使不考虑一个人年幼、年老时期作为纯粹消费者的一面，也会出现生产补偿不了消费的情况。

　　其次，机械化、自动化的“减人效应”虽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人类的科技进步除了这种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以外，还有一种资源节约(及开发)型技术进步，比如提高粮食单产(节约耕地)的良种、化肥、农药、水利建设等等。与前一种技术的“减人”效应不同的是，这种技术具有“增人”效应，它能够在不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可供养的人口数量，并通过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效率或开发出新的资源，来增加社会就业容量。其实，这种技术马寅初在《新人口论》里面也提及了。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以及1958年出版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他甚至对兴修水利、发展化肥生产以及“农业八字宪法”[25]有过篇幅不短的专门论述。[26]但是，为了不影响控制人口的主张，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技术的“增人”效应，比如在《新人口论》中谈到粮食问题时只说兴修水利需要资金积累，或者在有关论述中干脆避开这种技术，比如在《新人口论》中谈到轻工业原料问题时。如果在谈到轻工业原料时提到水利、化肥等问题，经济作物与粮食争地的说法立即就成疑问了。

　　马寅初对资源节约(及开发)型技术进步的这种含糊态度，不仅损害了他对计划生育必要性所做论证的说服力，而且使得他对马尔萨斯主义撇而不清。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以1798年英国传教士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书出版而闻名于世的。它将人口生产视为人的本能，并以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为基础，杜撰了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的两个级数(比率)，“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由此它断言：贫困和罪恶是恢复人口同生活资料平衡的必要机制，济贫不会增加食物，只会增加人口，反而会使贫困加剧;任何企图通过社会改革、实现社会平等以解决失业和贫困的做法都是不能成功的。[27]马尔萨斯人口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将人口问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提出，从而奠定了人口学的基础;它所借用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不发生资源节约(开发)型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技术进步的潜力终将受到地球的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因而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始终是存在的。但马尔萨斯写《人口原理》一书旨在反对法国革命及其在英国引发的社会改革思潮，马尔萨斯人口论无视或者回避科学技术进步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克服，将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可能性夸大为必然规律，以此掩盖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失业和贫困，以及其它种种矛盾，对抗革命和改良，因此是一种错误的、保守的甚至反动的理论，是社会进步的敌人。在当时中国，是学界避之唯恐不及的一盆污水。

　　《新人口论》之所以要以“新”命名，就是为了要划清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界限。马寅初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其动机，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辩护，推卸其社会责任。[28]二是指出两个级数是错误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于人们节育，人口增长并不是总是超过粮食增长。[29]三是批判以瘟疫、疾病、战争等残酷的手段削减人口的主张。[30]但是，资源节约(及开发)型技术进步才是驳倒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关键，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闪烁其词，被泼马尔萨斯主义的污水，并遭遇一系列诛心之论，不完全是批判者之过。这样说是不是对马寅初太苛刻了呢?不是的，因为被吹毛求疵本来就是先知的宿命。

　　第三，其它几条控制人口的理由应该说比较勉强。双井合作社那个人口增长过快影响粮食消费水平的例子，只反映了未成年人作为纯粹消费者的影响，没有通盘考虑这些人成长为劳动力之后的贡献，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用生产单位的人浮于事论证控制人口，这个理论跨度未免过大，因为生产单位是否臃肿与人口总规模是否过大没有必然联系：在人口总规模不过剩的情况下，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相反，在人口总规模过剩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多设生产单位或把闲人养起来，实现生产单位的精简。现代科学技术要求高素质人才，人口数量无法替代先进装备，这只是说明了提高人口素质的必要性，并没有说明控制人口数量的必要性。

　　由此看来，“新人口论”是没有足够的理论说服力，足以使我国从1957年起就实行比六七十年代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毛泽东与“错批马寅初”有多大关系？

　　提到“错批马寅初”，人们不免要往毛泽东身上联系，这很正常，因为毛泽东是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又在1958年说了一些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话。但是由于缺少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特别是授意发动批判马寅初运动的证据，人们虽然心存怀疑，但一般只说毛泽东在计划生育上的动摇给了康生、陈伯达可乘之机，是他们发动了对马寅初的批判运动。但也有少数人比较例外，有人公开撰文，将马寅初为计划生育而奋斗的过程描述为与毛泽东相冲突的过程，并指称是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这种说法不仅在互联网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也被一些学者转引。有人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对马寅初的批判既不是毛泽东授意的，也不是康生、陈伯达发动的，而是北京大学师生以及《光明日报》、《新建设》的自发行为。还有人强调，毛泽东本人没有批判过马寅初。下面我们看看有关论述是否有道理。

　　指称毛泽东授意批判马寅初的典型是这样三篇内容基本雷同的文章：贺吉元：《马寅初与毛泽东人口问题的一场论争》，《中国档案报》1998年10月15日;史实：《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人口问题论争》，《百姓》2003年第10期;贺吉元：《新中国一场人口问题的廷争》，《档案时空》(史料版)2005年第7期。现将其关键证据罗列如下(以第一篇文章为基础，内容变动将在段尾加括号说明，非关键性文字变动忽略不计)：

　　(1)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马寅初为人口调查四处奔走。1954年刘少奇召集节育问题座谈会，“马寅初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然而，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寅初完全相悖，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说，中国人口就是增加十亿又何妨?”毛泽东表态的结果是1955年7月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提案遭到了康生、陈伯达的围攻，“由于受到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思想和态度的影响，更由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第二篇没有提到马寅初参加节育工作座谈会)

　　(2)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大声疾呼计划生育，“刘少奇、周恩来等当即表示赞同。毛泽东则轻蔑地一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第二篇、第三篇均未采用“轻蔑一笑”，第二篇为“毛泽东则笑一笑说”;第三篇为“毛泽东说”)

　　(3)1958年下半年，“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