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活中国必需转基因吗？

　　养活中国必须依靠转基因吗：和某些人商榷

　　有关转基因安全的争论，一再把有关部门推上风头浪尖。由于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进口量不断增加，一些反转人士激烈的指责农业部和其他相关部门卖国。另一方面，在2013年10月的一次访谈中，某位专家说，中国已经没有拒绝转基因的资本。他表示，有人提出转基因作为一种新技术存在风险，建议在争议消除前先使用传统技术，藉时间之手来了解和规避风险;但我国粮食产出和需求间的突出矛盾，已经让这种选择成为不可能。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和玉米，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必须选择。

　　我们首先需要分辨的是，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的问题，与国内争论激烈的转基因水稻作为主粮是否要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尽管有所关联，其实是相对独立的。转基因大豆/玉米的进口，并不是推广国内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借口。转基因水稻是否应该商业化种植，主要应该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

　　1. 其增产潜力有多大，与其他农业科技相比机会成本如何。关于这个问题，上文已经提供了不少数据和相关文献，供读者理性思考。

　　2. 其增产潜力所带来的利益是否超过了可能带来的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问题的损害。尤其是民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某些试图推动转基因技术商业化的相关科学家至少应该拿出老鼠90天中期或者两年长期喂养的原始数据，供相关专业人士和公众审视，而不是搞什么“转基因大米试吃”这类其实在违法边缘的噱头活动来哗众取宠造舆论。

　　下面讨论转基因大豆/玉米进口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那位专家有一点说得没错，从满足需求增长的角度来看，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进口的增加在中短期内可以说是别无选择。本文前言里已经提到，过去10年，我国粮食的进口依存度从6.2%增长到12.9%，翻了一番。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 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进口越来越多的大豆和玉米以满足不断高涨的所谓“刚需”，是农业部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两种作物转基因普及率高达80%甚至90%以上，国际市场上流通的几乎全都是转基因作物——中国也是别无选择。试想，如果只是简单的听从某些极端反转人士的要求，停止所有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除非重新搞每人凭票限量供应，中短期内的结果一定是供应短缺(比如大豆，进口接近80%，一旦停止进口短缺将会非常严重)，造成价格飞涨，抢购/囤积等现象层出不穷。到那时候，民众的意见只怕比现在多得多。

　　那是不是说，中国除了不断增加转基因产品进口，就别无选择了?非也。为了从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中找出答案来，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所谓“刚需”是否是真的刚需。

　　中国人均每天卡路里供应量，近年来不断攀升，到2009年已经高达3036大卡，远超过日本人均每天2723大卡。据估计，普通成年女性每天需要约 2000大卡，成年男性每天需要约2500大卡，中重体力劳动者每天需要2800大卡。可见，尽管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仍然存在部分营养不良现象，但从人均来讲，供应早已是绰绰有余。

　　图8：中国人均卡路里供应量1992～2009年的变化(数据和图表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图9：人均每日肉类蛋白质供应量中国与日本的对比

　　人均每日肉类蛋白质供应量，中国在1997年赶上了日本，到2009年已经超过日本20%左右。

　　2012年食用油销售超过人均20.5公斤，平均每人每天56克，远超过营养学推荐的不超过25～30克。

　　可见，所谓农产品需求高涨的“刚需”，并不是从健康营养的角度出发而产生的刚需，而是盲目学习肉、蛋、奶、油越多越好的美国饮食习惯而产生的“刚需”。这不但给农业带来了过大的不必要的压力，同时消费者自己也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1985～2000年7～18岁中国儿童超重比例上升28倍，肥胖比例上升7倍。2006年全国0～6岁儿童单纯性肥胖流行学的一个研究发现：11 个城市随机整群抽样儿童84766名，肥胖、超重总检出率分别为7.2%、19.8%，已经超过欧洲，仅次于美国。成人肥胖率也同样快速上升。肥胖率超英赶美的后果是相关疾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所谓富贵病)急速增加。中国糖尿病患者总人数2000年为1430万，2004年的一项研究(Wild，S.，Roglic，G.，Green，A.，Sicree，R.& King，H.Diabetes Care 2004)曾发出警告：中国糖尿病患者总人数2030年将上升到2510万——这些对医疗体系将是巨大的负担。但现实是，该警告的估计过于保守，近年来糖尿病患者人数如同火箭般攀升，2010年已达到9200万，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糖尿病大国。2013年9月3日，中国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报告说，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数量估计超过1亿，而过半数的成年人达到了前糖尿病的状态。营养过剩造成的疾病危害早已经远远超过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疾病危害。某些农业产业界人士出于扩张市场的需要，还在继续宣传中国肉、蛋、奶、油的人均消费应该进一步向美国看齐。严峻的现实是，如果继续目前这种胡吃海喝的趋势，不仅我们的农业承受不了，我们的医疗体系也承受不起。

　　上文将中国农产品消费与日本做对比是有原因的。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日本人均寿命全球第一，远好于排名33的美国。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毫无疑问，日本更为合理的膳食结构是重要因素。所以，无论是从消费者个人健康的角度，还是从农业长治久安的角度，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都不应该继续增长了，而是应该从强调数量的增加转移到对质量的保障和提高。尤其是对食用油和肉类的消费，应该提倡“少吃油，吃好油;少吃肉，吃好肉”。

　　除了过量消费，中国粮食浪费也同样惊人。上海每天倒掉2000吨食物，北京是1600吨。据估计，中国每年浪费的食品价值超过2000亿元，可提供约2亿人的口粮。浪费可以说是全民性的，并不局限于富人或者官员的公款消费。据中国农大某教授的抽样调查，大学食堂所卖出的饭菜，有1/4～1/3被倒掉。曾经听到某农民朋友的直言，“如果大家都这么浪费，如此造孽，那么不得不吃转基因或者农药高残留的农产品难道不是活该吗?”确实，如果浪费能够减少一半，需求减少到适量，无论对国内生产者，还是国际生产者，我们才能有底气对他们提出提高质量的要求。

　　以大豆为例具体分析。全世界大豆产量目前大概是2.5亿吨左右，在世界大豆市场上交易的大概是1亿吨。其中中国2012年进口5838万吨，基本占 60%。作为最大的进口国，中国可以说是毫无议价权/话语权。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消费增加太快，国际上新增的大豆产量，都被中国毫不犹豫地吞下，以满足其无理性扩张的巨大胃口。试想，如果中国的人均食用油消费从每天56克下降到营养学推荐的每天不超过30克(下降40%以上)，人均肉类消费下降到日本人均水平(下降15～20%)，对大豆的需求当然会相应下降。国际大豆市场会因供应过剩，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中国作为最大的买家，这个时候就有话语权了，因为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出口国这时都得求着中国买大豆了。这个时候中国就可以就提要求了：

　　第一步，可以建立草甘膦等农药残留标准和检测，残留超标的不予进口。

　　第二步，可以进一步提出优先进口非转基因大豆。

　　第三步，中国大豆产业也可以因此走出去，为愿意种植非转基因大豆的国家和农民提供种子以及其他服务。

　　在2011年4月28～29日，在中国环保部主办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上，来自玻利维亚政府部门的一位专家就提到，玻利维亚有大量有待开发的闲置土地，只要中国愿意买，他们也愿意为中国种植非转基因大豆，甚至更高要求的有机大豆。作为一个几乎没有大豆种植传统的国家，玻利维亚的大豆产业80年代从零开始，9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发展，现在当地大量农民种植的是经由巴西传入的转基因种子。同为拉美国家的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全面推广后，除草剂滥用带来了巨大环境和健康代价(阿根廷除草剂使用量从1990年的900万加仑狂涨到现在的8400万加仑，抗农达转基因品种的推广是最大的原因)，所以玻利维亚政府并不愿意鼓励转基因大豆的种植，还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2500万美元的项目鼓励常规非转基因大豆的种植。然而，南美市场上缺乏对非转基因大豆的产业化技术指导和其他服务，所以该项目的执行水平非常有待提高。而这个正是中国大豆产业应该而且可以抓住的机会。

　　有反转人士提出了“宁死不吃转基因”的激烈口号。可惜，光靠喊口号喊不出粮食来。无论是痛骂决定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进口的相关人士，还是“宁死不屈” 的表态，都于事无补。短期内停止大豆等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只会造成市场短缺甚至社会动荡。然而，如果每个消费者都从自己做起，减少浪费和过度消费，中国作为最大的买家，在国际市场中就能有更大的话语权，对我们需要的进口农产品提出减少农药使用量，非转基因等更高质量要求。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人“宁死不吃”的口号和姿态，而是需要更多的人从减少浪费和过度消费这样的小事做起。这件事，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

　　中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开源、增产，在当年生产总量和消费都比较匮乏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现阶段已经到了开源和节流需要同时并重的时候了。有关部门某些人士在转基因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等问题尚有巨大争议的时候急于推广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巨大增产压力下病急乱投医只怕也是原因之一。长期研究多种疾病与膳食关系的营养与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院士一直呼吁，“以植物性膳食为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万不能丢弃。”在广大人群中宣传正确的营养学观念，不再盲目追求更多的肉、蛋、奶、油，建立正确的“吃得好”观念，刻不容缓。这是保障农业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需要。

　　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监管

　　当然，从历史经验看，希望大量人口改变不健康不合理的消费习惯，显然需要长期的努力。那么，短期内就任凭转基因农产品无序泛滥吗?也不是，从监管方面，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让民众放心。平心而论，中国对转基因的管理规范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相当严格的，虽然逊于欧洲，但比美国更严格。然而，执法层面需要提高的空间很大。比如，尽管转基因水稻2009年才拿到农业部的安全证书，但早在2005年湖北省就发现上万亩违规扩散的抗虫转基因水稻。湖北省农业厅点名三家企业(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大新技术研发公司)擅自扩大制种，其中华大新技术研发公司是华中农大下属企业，而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由张启发教授担任首席执行官。发现违规转基因作物后，政府补救措施还是相当到位，每亩补偿农民四五百元，上万亩水稻全部铲掉。然而，有关科研人员知法犯法，却并未受到任何实质上的处罚，让人不得不担心比美国更严格的管理规则是否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目前国内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争论中，不少民众对转基因科学家种种说法抱怀疑态度，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国内已经大量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和进口量也在快速增加的转基因玉米，也需要加强监管，包括：

　　1. 严禁种植，以保证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品种不受到可能的污染。

　　2. 尽量用于养殖业。笔者就相关问题专门咨询了大豆协会专家刘登高，他表示，除了养殖和食用油，国产非转基因大豆虽然产量不断下降，在现阶段还是能够满足直接食用和豆腐、豆芽、豆浆、大豆蛋白粉等主要大豆产品的需求。同时，就连转基因农产品管理最严格的欧盟，也同样进口不少转基因大豆用于养殖业。由于出口大国美国/阿根廷/巴西转基因大豆种植比例都在80%以上甚至更高，短期内国际市场上的买家确实都别无选择。上文已经提到要想改变这个现状的长期努力方向。

　　3. 对用于人类直接消费的转基因农产品，必须严格标示，让消费者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比如可以对照欧盟标准，有0.9%以上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标示。对违规企业严格处罚。

　　对于已经在国内大量种植的转基因棉花，尽管不是粮食作物，但监管同样重要。毕竟，如果因为管理不当而出现超级害虫/超级杂草等生物灾害，受害的将不仅仅是棉花。在2011年4月28～29日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上，吴孔明院士就提到，目前国内市场上的抗虫棉品种繁多而杂乱，其中既有抗虫基因表达水平高的，也有不少抗虫基因表达水平低下的——他建议此类品种应该禁止上市。正如抗生素的滥用容易引发细菌的抗药性，抗虫基因表达水平低下品种的种植抗虫效果有限的同时容易催生害虫的抗性，应该加强监管制止这种对转基因技术的滥用。

　　结语

　　转基因问题无疑是国内目前关于农业的最热点问题。但无论民众和政府，都不应该局限于这个问题，而是当把眼光放长放远到农业的长治久安这个更本质的问题。美国著名农学家，优秀民生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获得者Wes Jackson曾经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自从人类发明农业以来，我们就从来没有把农业完全弄对过。”人类农耕超过万年，至今尚没有完美的农业模式，我们仍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在新的挑战下理论和实践结合，不断改进改良。

　　20世纪的农业绿色革命，前所未有的养活了全球大量人口，但其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更加凸显了现有农业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所以，在2008年 4月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之际，评估主席罗伯特•沃森强调，坚持老路不是可行的选择，现有农业体系必须深度改革。而当时愈演愈烈的全球粮食危机，为这个结论做了真实而沉重的背书。

　　2011年10月粮农组织发布了题为《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11》(2011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的报告，预测将来一段时间内世界粮价都将在高度波动中走高。欧盟的一项研究预测，由于需求上涨/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等多种因素，到2030年国际市场上大宗粮食产品价格可能翻倍。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如何结合本国实际，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粮食安全，保障小农生计，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

　　所幸的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尤其过去四五年里惠农措施越来越多，取消农业税，农田粮食补贴，对农村医疗、教育的投入快速增加，等等。2012年的一号文件，深刻阐述了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和政府的积极应对。

　　同时，粮食安全既然是公共品，除了政府和农民，还需要每一个消费者承担自己的责任，为我们长期的粮食安全买单。从过去30年的物价指数来看，粮价和农产品价格上涨远远低于CPI上涨幅度，这其实是对农民的隐性剥削。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年三大粮食作物每亩平均利润仅192元——其中稻谷每亩 251.20元，小麦150.51元，玉米175.37元，也就是说一家十来亩地种一年的收入不如打工一个月的工资。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那么，20年后谁来种粮的问题也并不是杞人忧天。为了缓解这个问题，中国政府自从2008年以来极大地提高了对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支持和补贴，以至于出现了原粮和产品粮倒挂、产销倒挂、国内外倒挂等反常现象。但是，对于花费了大量财政补贴和生态代价得来的粮食，有些消费者却并不珍惜。

　　随着种田成本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粮食和农产品价格适当上涨理所应当。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三方面说：

　　第一，粮价上涨可能对低收入阶层比如城市低保人群有所冲击，政府可以通过定向补贴的方法解决，比如提供购粮补助金、食品券，或者定向供应平价粮等方式。

　　第二，中国目前肥胖人口达3.25亿人，粮食浪费量巨大，据估算可供2亿人的口粮。这些事实和数据表明，低收入阶层之外的大量人口应该而且能够承担得起更高的粮价和农产品价格。

　　第三，食品价格上涨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在流通领域，尤其是进城“最后一公里”，政府想要控制食品价格和CPI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给农民的地头收购价，应该而且必须提高。我们对农民的同情，不应该停留在廉价的口头表述，而是真正尊重农民的劳动，为农产品支付合理的价格。

　　只有在农民、消费者和政府三方的共同努力下，农业的长治久安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