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内容在部分常委而没有在整个常委之间进行通报的原因分析。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并非毛泽东致江青的一封私人通信。信写成后，毛泽东还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在毛泽东同意下，周恩来还到大连向林彪通报了信的内容。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三位常委是知道信的内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位副组长江青、王任重也是同样知道信的内容。徐业夫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因为奉毛泽东之命抄录信件而得以阅览信的内容，尚属例外。 毛泽东当时退居二线，处于一线的两位常委周恩来、林彪知道信的内容，因而说毛泽东在这封信上瞒着一线常委是不确切的。从这封信的传播范围中可以看到，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位副组长江青和王任重外，当时处于一线的两位常委周恩来、林彪是知道信的内容的，而处于一线的其他常委却并不知道信的内容。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封信中谈到的关于文革的观点，以前毛泽东在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基本上已经阐述过了，因而有些人说毛泽东背着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领导人来谈论文革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这封信的传播范围也是与后来中央的人事变动基本上相一致的。(王任重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另有隐情，那是因为他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犯了路线错误所致。) 这样我们就禁不住发出疑问，既然这封信中关于文革的观点在以前毛泽东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基本上出现过，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只是让周恩来、林彪两位常委了解了信的内容而没有将这封信在整个常委之间传阅呢? 我们分析后认为，这是由于这封信中还有其他的内容，毛泽东认为不便于在整个常委内部传阅的缘故。除去关于文革的观点外，这封信中还有那些内容不便于在整个常委之间传阅呢? 我们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不仅表明了与林彪的不同意见，还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评价。这种评价与林彪的观点又是存在着巨大差异，显示出毛、林之间在这方面的重大分歧。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将这封信的内容通报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只是让周恩来、林彪这两位常委获悉了信的内容，还是由于他认为不宜在整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公开这些分歧的缘故。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认为不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公开这些分歧呢? 当时毛泽东认为其他一线常委实行的政策将会导致中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在他反复警告的情况下，他们仍然置若罔闻，“接受不了，阻力很大”。[76]因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就把他们视为党内右翼的代表，这表明毛泽东对其他常委在这次运动中的政治立场已经做出了初步界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权威，他通过组织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党内高层的人事变动就说明了这一点。既然这样，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分析后认为，他当时深虑的是，如果一旦他不在了，中央高层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怎么办呢?他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当整风已经难以解决党内分歧，而中国又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只有授予群众以民主权利，通过左派来发动群众造反，才能遏制党内的右翼势力，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这次文革就是一次突破重围，寻找新路的探索活动。 毛泽东认为当时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牛鬼蛇神，而打倒右派则是文革的主要任务，因而从当前斗争的大局出发，还不能公开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也不能透露他对自己严厉的解剖和自我评论的话，就是在常委内部也是如此。正是这样毛泽东才没有将这封信的内容向全体常委予以通报。 那么，毛泽东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呢? 当时中央政治局有七位常委，三位常委了解信的内容，而四位常委却不知道，如果仅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 但是通过分析信的内容后我们发现，信中谈到的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此前在毛泽东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业已出现过，从组织程序上说其他常委也是知道这些内容的，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至于信的另一部分内容就是左派高层内部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在常委内部已经出现左右分野的情况下，毛泽东就没有将左翼内部存在的分歧向全体常委进行通报，而将这些分歧在左翼内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交流看法，消除分歧，取得共识，达成一致意见。同时这封信又并非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因而这封信没有经过其他常委过目，还谈不上是违背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形式上三个常委知道这封信的内容，而其他四个常委却不知道，似乎“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从对信中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及毛、林之间关于个人崇拜的分歧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说这封信“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说法是不合适的。 由此看来，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只是在部分常委而没有向全体常委进行通报，并不是信中关于文革的内容方面，而是涉及到左翼内部关于个人崇拜方面的分歧。在常委内部已经出现左右分野的情况下，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出发，毛泽东认为不便于向全体常委公开左翼内部的分歧。这封信又并非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谈到的关于文革的内容又是过去公开讲过的，因而毛泽东也就只是在左翼内部而不是向全体常委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从考察中我们发现，这并没有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3、毛泽东为什么采取致江青信的方式来公开他与林彪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呢? 毛泽东为什么通过致江青通信的方式，而不是直接找林彪进行谈话的方式，来谈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呢? 这里有一个文献资料值得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作为参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表现软弱，屡有失误，这引起了邓小平的忧虑和不安。但是邓小平却没有直接找胡耀邦谈话，而是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单独找胡启立谈话，让胡启立给胡耀邦传个话。邓小平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在对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他还说，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 后来，鉴于胡耀邦对邓小平的劝告置若罔闻，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又找乔石、胡启立谈话，让他们给胡耀邦传话。邓小平指出：正是耀邦同志应该多讲讲坚持四顶基本原则，但他恰恰没有很明确地讲。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个问题。经济建设始终要抓，抓到底，但四化四化，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四化。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还专门讲了胡耀邦同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谈话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耀邦同志同陆铿的谈话，至少是很不得体的，有些话很不严肃，完全是迎合。耀邦这次谈话太出格，嘻嘻哈哈很不像样子。陆铿的手法就是恭维耀邦，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王若望也是同样手法。这些人打耀邦的旗帜，所以耀邦要多讲讲反对自由化问题这方面的情况。[77] 由此我们看到，邓小平当时没有采取直接找胡耀邦进行谈话的方式，而是通过传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及时提醒胡耀邦，点明他身上存在的问题。这还是考虑到由他直接找胡耀邦谈话可能会震动太大，不易于胡耀邦认识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的缘故。采取这种方式客观上表明当时邓小平对胡耀邦还是比较信任的。后来由于胡耀邦无视邓小平的多次劝告，继续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包庇自由化分子，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破裂，胡耀邦也就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辞职了。当然这是后话。 从这则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当时林彪是左翼阵营内部的领军人物，毛泽东可能觉得在他已经多次表示了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不同意见的情况下，由他直接出面就个人崇拜问题与林彪谈话，可能会显得震动太大，会给林彪造成一些压力，不利于林彪对个人崇拜认识的转化，也不利于左派内部的团结与统一。同时，毛泽东还考虑到林彪当时积极投入文革的洪流，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牛鬼蛇神，完成文革任务的需要，因而就采取了致江青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们从信中看到，毛泽东用辛辣的语言，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评论，可是当他在谈到与林彪不同意见的时候，却没有用过激的话，而是在友好的气氛中，采用委婉的用语，以坦诚的态度，流露出他批评林彪讲话时的无奈之情。这样就便于林彪接受信中的内容。从而消除左派高层内部的分歧，团结一致，集中力量投入到同右派的斗争中去。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仅在左派内部公开了他与林彪在个人崇拜方面的分歧，而五年后却在党内公开了他们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在毛泽东多次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表明态度的情况下，林彪却依然如故，毛泽东就不得不在左派内部公开了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以示对林彪的警醒之意，其目的还是为了在左派内部消除分歧，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同右派进行斗争。这表明毛泽东对林彪“打鬼”的动机是肯定的，对林彪也是信任的。 但是当着右派被基本上打倒，新的政权机构业已建立，林彪仍在鼓吹个人崇拜的同时，在诸多方面却与毛泽东出现了严重分歧，在毛泽东反复警告不听的情况下，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南巡之际，毛泽东在党内公开了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他说：“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话’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78]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采取致江青信的方式在左派高层公开了他与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而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却在党内公开了他与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的原因是：一九六六年七月的时候，由于主要的任务是打倒右派，这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还是次要矛盾;而在右派被打倒后，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要降温，林彪却仍然鼓吹个人崇拜，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真实目的逐渐暴露，他们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缘故。 这样我们得出结论，毛泽东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问题采取的处理方式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他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界定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的性质，再进一步确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毛泽东采取致江青通信的方式且仅仅在左派高层公开了他与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还是因为毛泽东肯定了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动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打倒右派的需要，他把林彪是作为“打鬼”的“朋友”来看待的。这样既可以维护林彪的威信，又便于提醒林彪及左派相关人士保持清醒地头脑，同时还能够使林彪比较容易接受批评，转变思想认识，而不致于影响到左派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以便完成打倒右派的任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际写作的致江青的通信，仅在左派高层而没有在全体常委中间进行通报的原因不是信中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因为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由于在此前毛泽东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经出现过，这没有什么神秘可言)，而是信中表露的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毛泽东对自己严厉的解剖和自我评价的话。在中央出现左右分野，又难以通过党内整风的方式来解决高层分歧，却不得不采取文革方式的情况下，处于斗争的需要和左派高层团结统一的考虑，毛泽东仅在左派高层而不是在全体常委中间公开了他与林彪之间的分歧及自我评价的内容。 由此可见，正是为了使林彪能够较好地转变认识，避免在左派内部造成较大的震动，毛泽东才采用了致江青通信而不是直接与林彪谈话的方式在左派高层公开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六、几点结论。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坦露了毛、林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评价;二是谈到了文革问题。 (2)毛泽东没有将信件的内容在整个常委之间进行通报，却在部分常委及若干左派人士之间传阅或通报了信件的内容，这决不是偶然的。这表明毛泽东不愿意让一些常委知道信件的内容。由于信中谈到的文革问题，在毛泽东以前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基本上都出现过，信中又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新的谋划和设想，因而我们认为这封信没有通报整个常委的原因还是由于毛泽东不愿意将毛、林之间的分歧及信中作出的自我解剖和评价暴露在整个常委面前。 (3)毛泽东不愿意将毛、林之间的分歧及信中作出的自我解剖和评价暴露在整个常委面前，是因为这是左派高层内部的分歧。毛泽东认为当时党内分为两派，也就是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79]，这种状况在常委内部也存在。文革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文革的主要任务是要打倒右派。因而毛泽东认为从当时党内左右分野及斗争形势的要求看，将毛、林之间的分歧及信中作出的自我解剖和评价在整个常委内部通报是不适宜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毛泽东在信中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在以前他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都已经出现过，并没有什么新的设想和谋划，因而说毛泽东背着中央其他常委去谋划文革发展大计的说法也是没有史实依据的。 (4)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并非私人通信，因为在左派高层内部通报了信的内容。毛泽东将这封信的传播范围限制在党内左派高层，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三位常委，中央文革小组两位副组长江青、王任重知道信的内容。 对于和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毛泽东不是通过直接与林彪谈话而是通过向江青写信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的。为了解决这个分歧，说服他们改变态度，毛泽东没有采取强制的方式，而是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作出了自我评价，向左派高层领导人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叙述了自己在批准林彪讲话时的无奈之情。同时，也表明了理解他们“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用意，因而才有限度地同意他们搞一点个人崇拜的复杂心情。后来在林彪表示了悔改的态度后，从稳定左派高层内部的团结出发，在毛泽东同意下又烧毁了这个信件。这表明毛泽东虽然对林彪有不同意见，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对他很信任的。 毛泽东还将信件的内容在左派高层内部进行通报。这表明在这件事上，毛泽东不仅希望林彪而且还寄望于整个左派高层要以此引以为戒。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在谨慎地选择向左派高层领导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使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的真实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消除分歧，统一认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而不致于影响到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以便集中力量，完成文革的任务。因而我们说这封信是毛泽东对左派高层召开的一次特殊形式的政治民主生活会。 毛泽东虽然在信中表达了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不同意见，但是考虑到林彪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右派的需要，他最后才“违心地”批准了林彪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了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这不仅表现出毛泽东与林彪在个人崇拜方面的不同意见，也是在提醒林彪乃至整个左派高层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不会获得他的支持。这不仅是对林彪也是对整个左派高层的警醒之言。这对我们理解后来毛、林之间的分歧具有重要意义。 (5)毛泽东想通过文革探索出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路。他赋予广大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采用“四大”的方式，使广大左派和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经受锻炼，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形成抵制修正主义的自觉性，将其变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形成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宪法上获得保证。通过一次乃至多次的文化大革命，将右派打倒，将牛鬼蛇神清除掉，从而避免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将来一旦出现了反共的右派政变，经受文革精神洗礼的广大左派和人民群众，就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举起造反的大旗，一呼百应，群起而攻之，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从这个角度上说，以前进行的文革不过是为以后粉碎反共的右派政变而举行的演习而已。 (6)总起来说，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是在阐明文革发展大势的情况下，指出了某些左派领导人的狂热举动，希望他们认清是非，改正错误，保持清醒头脑，以便于在左派内部消除分歧，增强团结，完成文革的任务。但是事与愿违，后来文革阵营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致使文革的发展遭遇巨大挫折。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文革失败后，中国必然会出现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面对这种状况，他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而不可能超越历史的条件去有所作为，我们从毛泽东晚年反复圈点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的诗句中可以透视当年他无奈而又悲凉的心境。 (7)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也就是上层建筑(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充分条件。在文革开始之际，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他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英明的。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必要的。 文革后，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被否定，文革期间被批判的另一条路线占据统治地位。我们看到政治上的腐败现象出现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两极分化产生了，工农大众沦为雇佣劳动者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动摇了，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不断加重了……。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文革的失败，乃至于被否定的结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我们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然会紧紧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拿起批判的武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去进行武器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重新复归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迎来共产主义文明的曙光。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14]，第97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49]，第391页;[50]，第299页至30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17]，第50页至51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6]，[21]，[22]，第71页;[24]，[27]，第71页至72页;[28]，[29]，[30]，[31]，第72页;[32]，第73页;[33]，第72页至73页;[34]，第71页至74页;[39]，第72页;[43]，[45]，第71页;[46]，第143页;[53]，第72页;[56]，第72页;[64]，第71页;[71]，第73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7]，[38]，第174页至175页;[44]，第245页;[78]，第245页至246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上)，逄先知、金冲击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5]，第634页。 7、《毛泽东传(1949—1976)》(下)，逄先知、金冲击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395页至1396页，1398页;[3]，第1396页至1419页;[4]，第1417页;[26]，第1404页;[48]，第1389页至1390页;[54]，第1419页;[57]，第1395页;[58]，第1395页至1396页;[59]，第1398页;[60]，第1404页;[61]，第1406页;[62]，第1409页;[63]，第1417页;[65]，第1321页;[66]，第1338页;[67]，第1408页;[68]，第1409页;[69]，第1410页;[70]，第1418页;[73]，第1414页;[74]，第1246页;[75]，第1346页;[76]，第1389页至1390页;[79]，第1373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0]，第311页至312页;[41]，[52]，第352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89页;[5]，第591页至597页;[7]，第599页;[8]，第558页;[10]，[12]，第599页;[25]，第558页;[51]，第470页;[55]，第599页;[72]，第581页。 10、《毛泽东著作是怎样编辑出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13]，第67页。 1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九月第一版。 [15]，第212页至214页;[16]，第51页;[18]，第214页;[19]，第214页至215页。 1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一版。 [47]，第348页。 13、《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七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36]，第164页。 14、《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征求意见本)中〈一九八七年的风浪(一九八六年学潮和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生活会)〉。 [77]。 15、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载于《党校论坛》一九八九年第五期，第54页至58页。 [9];[11];[20]。 16、《“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一九八八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23]，第17页;[42]，第21页至23页。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