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醒左派的暮鼓晨钟——对文革开始之际毛泽东致江青一封通信的分析 ... ...

　　五、对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致江青通信的写作原因分析。

　　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为什么给江青写了这封长篇通信呢?这封信写好后，毛泽东又为什么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还要将信中的内容向林彪予以通报呢?毛泽东在信中涉及的内容到底是秘不可宣的呢，还是在他起草的文件和讲话、谈话中同样也出现过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些问题。

　　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当然是为了提醒江青“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要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56]但是这并不是毛泽东致江青信的主要目的。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从林彪的讲话说起，谈了自己并不同意林彪讲话中鼓吹的个人崇拜，又对自己作了严厉的解剖，并进行了自我评价，最后还是处于打击右派的需要，才不得不批准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还说他对自己进行解剖和评价的话，现在还不能公开，因为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不同意这样说。而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右派，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他在信中谈到文革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进行多次扫除。现在进行的文革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整个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演习中经受锻炼，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反修防修的能力。一旦将来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广大人民群众会在左派的领导下，奋起反抗，将右派消灭掉。虽然会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就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信中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次谈到的呢，还是在此前他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经出现过?我们下面首先来研究这个问题。

　　1、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中阐述的文革的观点在此前他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经出现过。

　　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到，他阐述的文革的主要观点是：

　　由于将来中国可能会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因而就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来进行文革;这次文革就是一次反修防修的全国性的演习，其主要任务就是打倒右派，清除牛鬼蛇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避免修正主义的出现;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和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的右派在这次文革中将会遭到毁灭性打击;文革的任务不可能一次就可以完成，因而过七八年又要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进行多次扫除。他对中国前景的展望是乐观的，也是充满信心的。

　　以上就是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阐述的文革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是在这封信中才第一次披露于世的吗?此前毛泽东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有没有出现过呢?下面我们就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来研究这个问题。

　　(1)文革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构想，以及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右派问题。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虽然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像在致江青的通信中用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这样的术语来表达打倒右派和清除牛鬼蛇神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他在此前的讲话和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经讲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早在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就讲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号召地方造反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时说：“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他讲了一大段汉、唐、宋、明的历史，接着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中央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泽东又讲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错误，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57]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说：“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58]

　　一九六六年一月，毛泽东对陶铸、王任重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59]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60]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张春桥谈话。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61]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论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或者是在与中央、地方领导同志谈话的时候，他都讲到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号召地方起义造反的问题。造反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修正主义，打倒右派。造反就必然会弄得天下大乱，而只有通过天下大乱，才能够将右派打倒，将修正主义消灭掉。只有在消灭了修正主义，打倒了右派以后，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构想。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构想，还体现在经他修改的文件中。

　　四月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一段文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62]

　　这里讲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际上就是右派和牛鬼蛇神。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夺取党、政、军、文化领域里的领导权，要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虽然没有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术语，但是实际上就是通过夺权斗争，由“大乱”达到“大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时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63]

　　在这份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提前给各大区负责人打了招呼，要他们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乱，也不要怕右派捣乱，要在乱中把牛鬼蛇神揭露出来，将他们消灭掉(这是指思想上的)。这与他在信中说的“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是一致的。[64]在运动中，将左派的领导核心建立起来，掌握领导权，依靠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场运动中，必然要出现打击面宽的现象，这不要怕，以后再分类排除。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写信前实际上已经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右派和“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构想通过讲话、谈话和中央颁发的有关文件透露了出去，只不过是没有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术语，讲得比较含蓄一点，没有明确地说出来罢了。这是有文献资料可以印证的。

　　(2)关于将来会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问题。

　　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谈到中国可能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问题，其实在此前毛泽东就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泽东在为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的批语中就提醒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注意，如果社会主义教育搞不好，中国将来就“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65]

　　一九六四年一月上旬，毛泽东在审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加写了一段话：“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66]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他又进一步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67]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一段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68]

　　五月五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性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6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谈到如果我们不能搞好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修正主义就会上台，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修正主义不仅文化界出，党政军也会出修正主义，特别是党和军队中发生修正主义的危害更大。因而现在就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的事件。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已经谈到了将来会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的问题。

　　(3)文革是一次反修防修的全国性的演习。

　　毛泽东在致江青的这封通信写作前，在谈话中就曾经提到过文革是一次演习的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从杭州驰往韶山的途中，列车停靠南昌站时，在专列上与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他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0]

　　由此看来，毛泽东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并不是在这封信中首先提出来的，而是在此前与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他想通过文革来练练兵，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

　　(4)关于信中对北京市和北大、清华的点名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说：“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71]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公开点了北京市和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名。其实在写这封前，当时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势力就与彭真的北京市委在围绕是否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问题上进行了多次斗争。

　　首先是围绕要不要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上进行的斗争;其次是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对这篇文章的发行范围是采取限制还是反限制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再次是在难以阻止这篇文章在北京市发表的情况下，把这篇文章是作为学术争论还是政治分歧的问题上进行的斗争。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些斗争，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康生谈话时才批评彭真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72]

　　至于北大、清华，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说过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因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占据着高校的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还没有在高校真正建立起来。当北京大学出现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大字报时，毛泽东决定六月一日晚广播这张大字报，第二天见报，他认为“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73]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虽然在信中对北京市和北大、清华两高校点了名，但是这并不是在这封信中才首次出现的，因为此前他就多次讲过这些问题。因而我们认为他在信中对北京市和清华、北大两高校的点名并不突然，也没有什么神密之处。

　　(5)关于中国前景的展望。

　　毛泽东在信中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近代史的考察中得出结论：反动派当权总是不得长久的。因而他认为即使将来发生了反共的右派政变，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难以长久的。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经过斗争必然会使中国重归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议上就谈到了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74]

　　这是毛泽东比较早地谈到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即使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按照辨证法，最后还是要回到马列主义的轨道上去的。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情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75]

　　从这个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虽然事情的发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按照辩证唯物论，中国即使出了修正主义，由于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最后还是要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的。他对此是乐观的，也是充满信心的。他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两句老话来表达自己对前景的展望。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谈到一旦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后，对中国前景的展望，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信心和乐观态度，在此前发表的讲话和谈话中就已经出现了。他早就向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乃至全党敲响了反修防修的警钟，力图把修正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

　　从以上我们对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阐述的文革的主要观点并不是第一次披露，而是在此前他发表的讲话、谈话及修改的文件中已经出现过。不过，在信中他将文革的观点集中起来，讲得更深入一些罢了。因而他的这些关于文革的观点在中央高层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领导人中都是比较熟悉的。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有些人说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阐述，是他背着右派领导人给左派领导人的秘笈的说法不仅没有历史依据，也是别有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