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历史的角度来透析毛泽东在致江青的通信中对林彪的真实态度。应该说，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变化的。当然，林彪也不例外。这起码可以从逻辑上做出判断。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走向反面的不是个别人，对此毛泽东是耳闻目睹的，也是感同深受的。这里需要我们确定的是，毛泽东在致江青的这封信中，虽然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提出了批评，那么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林彪到底是属于当时的左派呢，还是中派或右派呢?他对林彪的真实态度又如何呢? 有人从这封信中有批评林彪的内容，就认为毛泽东当时看出了林彪鼓吹个人崇拜是别有用心的，甚至还别出心裁地说毛泽东担心林彪以后对他搞政变。这显然是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林之间关系已经破裂的视角，来分析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通信中谈到的林彪问题，而没有看到毛、林之间的关系在后来的整个演化历程。我们认为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后来毛、林之间产生的分歧直至关系破裂，原因极为复杂。这里面有关于文革发展路线的分歧、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分歧、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分歧、关于军队人事变动的分歧、关于“第一个号令”的分歧、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分歧、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分歧，这些分歧最后以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指使人打着鼓吹“天才”论和让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旗号，在中央全会上发难，被毛泽东及时识破和挫败，从而把毛、林之间的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而达到高潮，并最终导致了九一三事件。(详细分析可参见拙著《九一三事件溯源—毛泽东和林彪在文革时期分歧的产生及最后关系决裂的历史考察》一文) 正是由于后来出现了这一系列的分歧，才使毛泽东逐渐认清了林彪的本质，他们的关系也就走向破裂了，直至发生九一三事件。因而我们不能用九一三事件前后毛泽东对林彪的认识来解析这封信中毛、林之间的分歧，而必须从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林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去判断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林彪的真实意图。这就要求我们在解析这封信中毛、林之间关系的时候，既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又要将毛、林之间的分歧放到一九六六年七月而不是九一三事件前后来进行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问题的真相。 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在讲话中谈到的政变问题一带而过，没有做出什么评论，而将矛头集中在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问题上。他还通过对自己的严厉解剖和自我评论，阐述了自己不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原因，又进一步谈到了最后不得不同意林彪讲话的隐衷。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尽管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有着不同看法，但还是从大局出发批准了林彪的讲话，同意了他的这种说法。可是在四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又故伎重演，大讲“天才”论的时候，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这种强烈反对是以毛泽东在陈伯达搞的称“天才”的语录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在全会上猛烈批判陈伯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还把问题提到了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高度来认识，这又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揭开了这个秘密。 毛泽东在谈到文革发动前后的个人崇拜问题时说：那个时候(指文革发动前夕。—引者注)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他又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37] 从毛泽东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文革发动之际，当时大权旁落，还是需要搞点个人崇拜的。因而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处于打击牛鬼蛇神的考虑，还是违心地同意了林彪在个人崇拜上的说法，批准了林彪的讲话。这表现在他用了一个既形象而又传神的“猜”字，来表达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目的是“为了打鬼，借助于钟馗”的问题上。这就暗示出他是处于打击牛鬼蛇神的目的，才同意了他们的说法;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不仅难以获得他的支持，还会遭到他的反对了。这实际上暗含着对林彪乃至整个左派高层的警醒之意。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有限度地同意了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当着右派被基本上打倒，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以后，毛泽东认为搞个人崇拜就没有必要了。所以毛泽东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与斯诺谈话时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的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他还说：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38]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之际和一九七○年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具有明显的不同。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在这里不点名地批评了林彪，因为“四个伟大”就是林彪提出来的。如果说一九六六年他认为为了打击右派的需要，还可以搞点个人崇拜的话，那么一九七○年在右派已经基本上被打倒的情况下，显然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崇拜是被毛泽东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来使用的。当然，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样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因而他说“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39] 这样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和最终同意林彪讲话是由于当时左派与右派在斗争中势力还比较弱小，是处于打击右派的需要才这样做的。这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当时左派与右派之间实力对比的差异及政治斗争的目的决定的。 既然毛泽东本来并不同意搞个人崇拜，后来处于打击右派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违心地同意了林彪搞的个人崇拜，那么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40] 毛泽东在这里把个人崇拜分成正确的崇拜和不正确的崇拜。他主张正确的崇拜，反对不正确的崇拜。正确的崇拜就是崇拜手中掌握着真理的人，不正确的崇拜就是不加分析，盲目服从，人云亦云，随大溜，甚至别有用心，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其实是要求别人崇拜自己。那么，毛泽东在别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他说：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番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41] 毛泽东在会议上听到有人说跟着自己走，就不会犯错误。他当众批驳了这句话。他说对自己也是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要独立思考，不要糊里糊涂地跟随。谁手中有真理，就跟谁走。这里毛泽东明确说明了对自己也是这样。 由此看来，毛泽东并不是一概反对个人崇拜的。他认为要进行独立思考，划分正确与错误的个人崇拜，谁手中有真理就崇拜谁。他在这里说的崇拜是指因为握有真理而导致人们的推崇和尊敬，而不是盲目崇拜。既然这样，他在致江青的信中对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又为什么提出了批评呢? 下面我们就从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摘引几段话，看一看当时林彪是如何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 林彪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 “毛泽东思想全部贯串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要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42] 从上面我们摘引的几段话中可以看到，虽然林彪讲了不少实话，但是他曾经一贯鼓吹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称毛泽东为“天才”、称毛泽东为“终身领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的讲法已经出现，这种说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离开了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片面夸大毛泽东个人的作用和毛泽东著作的影响，这就与毛泽东过去的讲话和谈话相抵牾，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安”。[43] 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相关历史事实，对林彪的这几段话评析如下： 林彪在讲话中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天才”。毛泽东认为天才不过是聪明一点。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光靠一个人的天才是不行的，要依靠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44] 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深入实践，走群众路线，总结群众的经验，吸取群众的智慧，经过领导者的努力，化为党的方针政策，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进一步检验，从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中来完成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就不会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由此看来，林彪鼓吹的“天才”论，脱离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唯物史观。 林彪脱离实际片面去强调毛泽东著作的巨大威力。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重要性了。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巨大的威力，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问题在于，毛泽东思想是怎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到底怎样才能够对革命产生巨大的威力，林彪在这方面却语焉不详。因而离开客观实际，去片面强调这一点，则容易滑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毛泽东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45]他还说过，毛选那里是我的著作，这是无数烈士用鲜血写成的。毛泽东认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做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林彪却片面强调毛泽东著作的作用，而没有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去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如何才能发挥巨大作用的，这就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出现了不合。 林彪在讲话中说毛泽东为党的“终身领袖”。早在一九五三年，为了实现中央领导权的顺利交接，毛泽东就提议中央分一线、二线，自己主动退居二线，让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一线，树立他们的权威。[46]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又设想先后辞去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的职务，只担任党的名誉主席，仍然可以以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必要的时候，在适当的会议上做主题报告。[47]如果不是后来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不顾毛泽东的反复劝告，仍然致力于导向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最终迫使毛泽东又不得不重返一线的话，毛泽东是会实现他退下来的宿愿的。[48]林彪提出毛泽东为“终身领袖”的问题，不仅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与毛泽东一贯坚持的组织观念背道而驰的。 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这虽然表达了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尊崇，但是却与毛泽东的观点出现了分歧。毛泽东曾经说：“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49]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既然马克思主义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毛泽东的这个评论也是同样适用于毛泽东思想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的表述并不符合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林彪在讲话中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这虽然表达了林彪对毛泽东尊敬的一种愿望，但是如果考究起来，又有谁的话能够“句句是真理”呢?伟大的领袖也不例外。 毛泽东反复强调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反复的过程，是不可能一次就完成的。毛泽东早在《实践论》中就已经讲清楚了这个问题。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是说毛泽东一次就能够把客观规律认识清楚，这不仅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又说：“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50] 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比如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就多次作过自我批评，表示自己要负责任。在人民公社内部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也是在毛泽东反复调研后才形成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在谈到如何搞社会主义的时候还说：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叫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51] 由此看来，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不仅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至于说毛泽东的话“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则更让人匪夷所思了。这个我们，当然既包括左派，也包括人民群众。毛泽东就曾说过，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52]我们党的许多政策和策略就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从人民群众那里吸取经验教训后，经过他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加工后制定出来的。毛泽东一再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林彪在讲话中的提法，与毛泽东的一贯立场是不同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林彪所鼓吹的个人崇拜与毛泽东讲到的个人崇拜虽然用的是同一个术语，但是在涵义上却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讲的个人崇拜，是指因为手中握有真理而导致的人民发自内心的推崇和尊敬;而林彪所讲的个人崇拜则是大讲毛泽东“天才”，片面强调毛泽东著作的作用，从毛泽东个人的作用上来阐述历史的发展，而不是从毛泽东掌握真理的角度来说明问题。这样就曲解了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冒着“跌得粉碎的”风险，[53]从当时打倒右派，清除牛鬼蛇神的政治斗争出发，最终违心地批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 我们还要注意到，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虽然谈到了林彪，表示了与林彪在鼓吹个人崇拜方面的不同意见，但是他并不避讳林彪，还向林彪通报了信中的内容。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说，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54]逄先知、冯蕙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说，周恩来看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中的意见。[55]不管是谁主动提议的，都说明毛泽东并没有避讳林彪，他是同意向林彪转达这封信的内容的。如果我们再联系到毛泽东在信中谈的“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话，还联系到同年八月初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二位，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以及后来为了左派内部的团结，毛泽东又将这封致江青的信予以烧毁来分析，毛泽东还是把林彪划在左派阵营里面去的。这表明当时他对林彪还是相当信任的。 毛泽东用向林彪通报信件内容的方式，实际上还是意在提醒林彪，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让他了解自己的真实态度，不要搞得太过份了，在一定条件下就要适可而止。他在信中用了一个“猜”字，与其说是对于他们打鬼的疑虑，还不如说是对他们带有警醒式的劝告。特别是作为左派的高层领导人，就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引导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投身于文革的洪流，清除牛鬼蛇神，完成文革的任务。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分析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对林彪的真实意图的时候，不能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夕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的一系列分歧从而导致两人关系走向破裂的境况出发，而要着眼于文革初期林彪主动地投入文革的洪流，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大上林彪在党内地位不断上升的基本史实，还要看到尽管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与毛泽东讲的个人崇拜相去甚远，毛泽东也并不同意林彪在讲话中对他的吹捧，但是由于当时这样做是为了动员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自觉行动起来，打倒右派的需要，因而也就有限度地同意了林彪讲话的实际状况，更要注意到毛泽东在信中谈到的这些话并不避讳林彪，还将信中的内容通报给了林彪的重要动向。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毛泽东在信中谈到林彪的问题，是为了在左派内部沟通思想，交流看法，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以便集中力量来打倒右派，完成文革任务的需要。当然向林彪通报自己的看法，不仅是为了对林彪起到警醒之意，而且也表明当时毛泽东对林彪还是相当信任的，对他又是寄于希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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