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内需——可行的方略?

　　上一节我们分别计算了城乡居民的货币收支平衡。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来自城调队、农调队的入户抽样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可信，则所得人均值分别乘以城乡人口数，就是城乡居民当年的货币总盈余。逻辑上，当年的城乡居民储蓄增量不可能大于其货币总盈余。农村居民在多年间现金收支为赤字，姑且假设凡出现赤字的年份，均不计入城乡居民当年的货币总盈余，即假定农村居民的赤字不依靠其城镇亲友的盈余弥补。这样计算出的总盈余逻辑上应不低于实际的总盈余。

　　由此计算出的城乡居民当年的货币总盈余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量见图2.13，数据显示，在大多数年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量高于城乡居民当年的货币总盈余。

　　图2.13：城乡居民货币总盈余和城乡居民储蓄增量

　　进一步计算可发现，城乡居民存款增加额中不能用总盈余解释的部分自80年代初高速增加，在1988年至1996年间，竟超过了150%！（见图2.14）换而言之，这期间的存款增量中，有六成不来自居民的货币收支盈余。

　　图2.14：城乡居民存款增加额中不能用总盈余解释的份额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居民储蓄存款并非单纯的暂存购买力。这期间，在改革的旗号下，出现了大量化公为私的创举，这才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量的主要来源。有能力由此分一杯羹的，只是有权有势的一小撮人，他们的消费需求早已满足殆尽，他们的主要渴望是，以钱生钱，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无论怎么刺激内需，这类存款都无动于衷，唯有盈利机会才可能引导它们行动。

　　这类存款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媒体曾广泛报道，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调查，有8.6%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60.4%;其中1.3%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31.43%(每户拥有5000万元以上，);而占43.73%最贫穷的家庭只占有全部金融资产2.99%。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是最穷的家庭359倍。(见«城市人贫富差距有多大» 2004-08-05新华网)

　　可惜这类统计没有列入常规统计范畴，无法得到同一口径下的时间序列数据，笔者无法据此分析居民储蓄存款的结构演变。然而，一些可得的数据提示我们，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自1999年后并未缓和，反而强化了。如各行业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的偏差，就在持续扩大(见图2.15)。

　　图2.15：各行业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的偏差

　　其实更大的分化发生在老板与打工者之间、高管与一般员工之间、政府官员与百姓之间、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由此可估计，金融资产集中态的势极，可能比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发现的更极端。于是，极有可能六成以上的居民储蓄存款都是指望“以钱生钱”的逐利资金。启而不动的内需与上串下跳的资产价格从旁印证着这个判断。而剩下九成的家庭分享不到四成的储蓄，除了备急、养老之外，谁在花钱时敢不计后果，“过把瘾就死”?

　　3.4 结构：消费与出口

　　之所以要“刺激内需”，是因为出口受阻，造成相关产能闲置，大量工人失业。然而，即使能突破上述种种客观制约，将内需刺激出来，就能为相关产能提供市场吗?

　　《中国统计年鉴2009》提供了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我们来观察表中的消费构成和出口构成(见图2.16)

　　图2.16：消费构成和出口构成

　　数据显示：消费构成与出口构成差异极大。消费构成的第一位是其他服务业，占到总消费的35.23%，却只占总出口的0.78%;出口构成的第一位是机械设备制造业，占总出口的42.35%，却只占总消费的4.98%。

　　消费构成的前三位：其他服务业、 食品饮料制造业、农林牧渔业、占到消费总量的56.63%，而这三项在出口构成中分量极小，最大的也仅2%;

　　出口构成的前三位：机械设备制造业、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业占到出口总额的66.01%，而它们在消费构成中分量极小，最大的也不足5%。

　　可见，即使能够刺激内需，也根本无法有效利用因外需不足而过剩的产能。

　　3.5 “发展”：主体是谁?

　　当年“刺激内需”未能让日本经济复苏，看来并非偶然。而今我们的经济学家又祭起了这个当年无效的法宝，由此可见学界对西方权威理论的盲从。学术刊物上相关论文大多从某个权威理论出发，利用一堆数学公式推出一些人云亦云的“结论”、“政策建议”，却懒得直面统计数据，正视经济现实，进行客观分析。这让人感到悲哀。

　　数据告诉我们，除政府外，最有能力获得货币收入的是资本拥有者，他们最大的需求的不是消费，而是利润。农村居民有真实的消费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正是逐利资金与消费资金间的失衡，导致逐利资金瞄上了海外市场，导致中国经济依附于美国，导致中国经济体系以赚取绿色bill为“发展”目标。而海外市场要求的行业结构迥异于国内消费市场，于是以利润为核心目标的“发展”，与国民需求渐行渐远，却去迎合靠借贷泡沫消费的西方需求。

　　而今泡沫破灭，海外市场萎缩，我们又不假思索地举起“刺激内需”的旗帜，似乎无人注意其中明显而无法摆脱的逻辑矛盾。日本前车之鉴犹在，岂不令人忧虑？

　　数据告诉我们，最有能力获得货币收入的是政府，政府信奉“发展是硬道理”。然而，“发展”的主体是谁？是中心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是银库里的绿色bill？是豪华的公务消费，还是转移海外的寓公？毫无疑问，13亿国民，960万平方公里国土，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这才是发展的主体。从这个出发点，才有可能讨论中国经济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