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第二编 宏观调控观察 第三章 “刺激内需”—可行的方略?

　　1998年后，“刺激内需”开始出现在文件、媒体、论文上，到金融海啸爆发，“刺激内需”几乎成了政、学两界的共识。想当年，日本陷入衰退，西方学界几乎一致呼吁日本“刺激内需”，笔者不是经济学家，也非日本人，所以姑妄听之而已，无暇深思。只是记得，日本刺激的效果是“失去的十年”。而今轮到我们中国“刺激内需”了，这迫使笔者要想明白，这内需何在?如何刺激之?

　　一个经济体系，它的最终消费者是两个部分：居民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货币收入是消费能力的硬约束，因此，观察两者的货币收入，是观察内需的入口。

　　3.1 货币收入：消费能力的硬约束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历年的财政收入，它是政府支出的主要来源(暂不考虑国债)。

　　中国居民在统计上被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他们的收入分别由统计局城调队和农调队通过入户调查获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中能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货币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包括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所有的现金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人均值乘以相应人口即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货币收入总量。这两个指标反映了居民部门购买潜力。

　　由此可以观察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的演变(见图2.7)。

　　数据显示，2004年后财政收入就大于农村居民现金收入，这年底农村居民为7.57亿人,占总人口的58.24%。即财政收入超过了我国大多数人口的现金收入，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速扩大。

　　图2.7：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的演变

　　图2.8显示了各自在三者之和中的比重演变。

　　图2.8：总收入在财政与居民间分布的演变

　　数据显示：1985年前农村居民所占份额呈上升态势，而此后陷入了持续的下降，1996年后下降明显加速。

　　城镇居民是这一过程的首先获益者，在2004年以前，所占份额持续上升，此后所占份额开始下降。

　　1978年，财政收入所占份额既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又高于“农村居民现金收入”，此后持续下滑，到1995年见底。此后财政收入的份额稳步地加速上升

　　由此，自90年代中期以后，潜在购买力增长最强劲的是财政，城镇居民占潜在购买力的份额已达顶峰，显出下调的趋势，而农村居民的潜在购买力所占份额最小，且仍在下行过程中，尽管他们占中国人口的绝对多数（2009年仍占53.41%）。

　　货币收入是消费能力的硬约束，但货币收入并不等于消费支出，所以进一步需观察收入与支出的关系。

　　3.2 消费支出：谁更敢花钱? 政府

　　由财政收支的顺逆差可观察政府支出的松紧。由于建国60年来，财政收支大体呈指数增长，为便于历史比较，我们来观察收支顺逆差/财政收入(见图2.9)。

　　图2.9：历年顺逆差/财政收入

　　数据显示：80年代以前，顺逆差大体相当，1950-1982年，顺逆差的绝对值/财政收入平均为3.6%，政府在努力维持预算平衡，“既无外债，有无内债”是当时政府追求的目标和自豪的宣示。从1979年到2009年，31年间，除1981、1985、2007三年外，全为逆差。其间顺逆差合计/财政收入合计为-7.26%%，最大的2000年，赤字竟高达18.6%，表明政府在长期实行赤字财政。

　　财政顺差意味着政府有资金积累，逆差则意味着债务积累。图2.10为历年累计的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它客观上会影响政府的开支能力：累计的顺逆差/财政收入越是大的正值，政府越有能力超支;相反，越是大的负值，政府就越要顾忌还债负担。

　　图2.10：历年累计的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

　　数据显示：1953-1962年，因急于工业化，财政累计顺逆差大幅增加，1962年达到了当年财政收入的-46.97%，此后厉行增收节支，财政上追求“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到1978年累计顺逆差缩减为当年财政收入的-10.01%。此后再次走向赤字财政，1998年累计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突破上次峰值，次达到-50.25%，但随后几年，政府不但没有收紧支出，反而加速超支，到2003年，累计顺逆差/财政收入竟高达-81.96%，此后再度厉行增收节支，到2008年累计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降至-38.41%。但2009年由于靠大幅度财政支出以“救市”，累计顺逆差/当年财政收入再度下行。

　　由此可见，政府的开支倾向于超出其收入，但累计顺逆差/财政收入过大又迫使政府压缩赤字。目前政府正处于需要压缩赤字的阶段，但疲弱的社会需求又迫使政府加大支出。

　　居民

　　«中国统计年鉴»将居民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组统计。对城镇居民，可用于观察其货币收支平衡的数据有“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则有“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由此，可计算出两者收支盈余/收入(见2.11)

　　图2.11：城乡居民货币收支平衡

　　数据显示，不同于政府倾向于赤字财政，城乡居民力图扩大收支盈余。在可得数据的时间范围内，城镇居民始终保持收支盈余，且逐步增大其占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农村居民由于货币收入低下，直到1999年始终无法达到收支盈余，奇怪的是，到2000年从前一年的-5.59%一跃而达10.13%，令人怀疑是统计方法或口径变化所致。此后盈余占现金收入的分额在10%附近波动。

　　早在《礼记·王制》中就有：“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的憧憬。数据暗示，老祖“耕三余一”的境界是城乡居民本能的追求，与寅吃卯粮、负债消费的美国人相比，在消费上显然更保守。

　　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不同，“农村居民现金支出”不仅包含生活消费支出，还包含家庭经营费用支出、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税费支出、财产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进入本世纪后，生活消费支出仅占农村居民现金支出的60%左右。

　　由此可见，政府倾向于，也有能力“超前消费”;农村居民刚摆脱入不敷出的境地，结余有限;城镇居民则偏好积蓄，进入本世纪后，每年节余超过当年可支配收入的20%。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中的绝大多数靠工资性收入为生,他们结余货币的能力有限,而后边第三编第一、二章的数据分析揭示:不到1%的国民获得了财产性收入，他们控制着超过99%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可见这里看到的，城镇居民每年节余超过当年可支配收入的20%，其内部有复杂的而巨大的差异，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结余能力远不及此;而那不到1%的富豪，事实上拥有绝大多数的结余资金，这些资金的需求不是消费，而是以钱生钱。

　　居民的结余，逻辑上会转化为银行的存款。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这个指标在1996年以前尚被分解为“城镇储蓄”、“农户储蓄”，而1997年后无此分解。所以笔者无法分别观察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储蓄的近期演变，只能观察笼统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演变，看它如何能转化为内需。

　　3.3 居民储蓄：追逐的是商品还是利润?

　　刺激内需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将巨额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逼出来，使之成为消费资金。当初住房、医疗、教育的产业化改革，背后即有这个考虑。这一构想隐含地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视为暂存的购买力。

　　图2.12为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增长率。1981年到1996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率的平衡位置在30%--35%之间;1996年后，亦在12%--20%之间，远超过GDP 的增长率。2009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达26.077万亿，相当于当年GDP(24.66万亿)的76.58%。哪怕动员居民花掉其中的1/10，也将近2008年GDP的8%，又何愁“保八”?

　　图2.12：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年增长率

　　事实上，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为“启动内需”，专家们就盯住了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想方设法要将其逼出来。当时的三招是：房改，迫使居民动用储蓄买房，以提升房地产业;医改，迫使居民花钱，以提升制药产业;教育产业化，迫使居民为子女的前途出血。

　　这三招的效果现已经清晰地摆在国人面前,住房、医疗、教育被国民视为“三座大山”，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胡、温政府被迫为此向社会做出了政治承诺。“三座大山”迫使居民未雨绸缪，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于是本欲逼出的消费能力不见踪影，持续的内需不足导致整个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造成了今天的被动局面。

　　发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城乡居民储蓄增长如此高速，却无法引导其转为内需?统计所得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居民的暂存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