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困境观察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1979年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只有国有企业的数据，此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类型分划几经调整。据此，整理出前后口径一致的分划，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如图2.21：

图2.21：各类经济占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

其中，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服务于底层国民就业，两者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演化见图2.22：

图2.22：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

数据显示，自1980年到1988年，两者所占比重从30.54%上升到36.47%，在哪个时期，社会就业压力明显缓解。然而此后，两者的比例开始下降，到2004年竟出现了急跌，到2009年两者之和仅7.74%。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额也明显下降，到2008年竟降至28.18%。同时如第一编第一章1.3节图1.7所示，国有企业就业强度/资产存量强度明显下滑。这一过程伴随着3500万国企职工下岗和国企高管的MBO浪潮，利润极大化成了国企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则。

由此空出的份额主要由“其他”经济体占有，它们包括：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其他等主体，这些经济体无疑均以资本利润极大化为首要目标。

   对照投资构成的演化，我们来观察就业构成的演化。同样，就业构成的经济类型分划亦经过调整。据此，整理出前后口径一致的分划，其在全社会就业占的份额如图2.23：

图2.23：就业构成演化

（说明：«中国统计年鉴»中，就业人员的所有制统计分为城乡两大类，其中城镇就业细分为：国有、集体、股份合作、联营经济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外商投资、港澳台商、个体、股份制经济单位、城镇其他经济单位；乡村细分为：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但这三项之和小于乡村就业合计，笔者将其差额称为“乡村非企业”，绘图时单列出国有、集体、“乡村非企业”；将城、乡个体统归为“个体”，另将外商投资、港澳台商归为“外资及港澳台资”，其余统归并为“其他”）

中国就业最大的份额是乡村非企业就业，1985年占到60.33%，到2009年虽然显著下降，仍有33.19%，为第二大就业类型。

另一个份额下降的类型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到2009年分别降至8.23%和0.79%，几乎是微不足道。

而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个体企业和“其他”企业则份额扩张，尤其是其他企业，包含股份合作、联营经济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制经济单位、城乡私营企业、城镇其他经济单位等，这些企业均以利润极大化为首要目标，视劳动者为生产“要素”，力图以最低的代价获得，以最高的效率使用。这些企业在就业份额中扩张最快，2009年“其他”企业占就业分额的47.17%，位居第一。

对比图2.21和图2.23，发现国有企业占固定资产存量的分额即使经大幅萎缩后，在2009年仍占到32.65%，而它提供的就业机会仅为8.23%。

1992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工业统计年报1988》的数据，笔者曾用Cob-Douglas生产函数比较过全国工业与乡镇企业的要素配置效率,结果如下：

                         全国工业             乡镇企业

净产值增长率%                11.29                16.95

资本增加的贡献%          12.80                 1.05

劳力增加的贡献%           3.79                14.09

生产率增加的贡献%        -5.30                 1.81

资本贡献的比重%         113.34                 6.20

劳力贡献的比重%          33.59                83.14

生产率贡献的比重%       -46.92                10.65

净产值/固定资产原值          0.406                 1.383

职工人数/万元固定资产        1.366                 7.457

当时，“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中的比重微乎其微，“全国工业”基本上就是国有企业（那时叫“全民所有”企业）

分析表明国有工业的增长主要靠增加投资，而乡镇企业的增长主要靠吸收农村剩余劳力。国有工业的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对增长的贡献是负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增加的作用。反之，在人们像印象中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的乡镇企业，其生产率却有所提高。乡镇企业的资本产出率远高于国有工业。

值得注意的是，万元固定资产装备的职工人数，乡镇企业为7.5个，而国有企业为1.4个，乡镇企业是国有企业的5.5倍。

显然，当时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既不是投资不足，也不是负担过重，而是管理不善。然而，90年代前期，从管理下手的改革遇到工业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制，于是转向“承包”、“优化组合”、“减员增效”、“MBO”，让工业官僚放手拿广大职工开刀，把大批劳动者推向社会。

图2.21和图2.23告诉我们，随着国有企业份额的萎缩，以利润极大化为其首要目标的“其它”企业大幅度膨胀。德隆、科林格尔等许多案例告诉人们，这个随“国退民进”而爆发的集团是怎样聚敛社会财富的，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重头工作之一是：帮助他们剥离、安抚“下岗职工”。

由此，我们找到了就业问题的症结之二：少数人对资本的垄断，使其他多数社会成员缺乏创造就业机会的资本。

4.4 需求：支付能力在那里？

创造就业机会需要资本，还需要“有效需求”，即你生产的东西要有人买。那“有效需求”来自何方？来自社会成员的收入。在第一编第一章1.1节，我们详细观察了社会购买力。从多个角度的指出：不迟于90年代初，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即开始了相对萎缩，同时在1.4节进一步指出：此间逐利资金高速膨胀，造成产能远超过内需的迅速扩张（见图1.9、图1.10）。供需双方一增一减，平衡被打破，社会生产能力远超出有效需求。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本编在前一章，更深入分析了“刺激内需”的政策为何无效。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以降低劳动者的收益份额为代价的。必须注意的是，在此同时，以前不花钱或花钱较少的住房、教育、医疗领域，在这二十多年内先后“改革”，都变成需要劳动者大笔支付的事项。更为严峻的是，这三个领域的供应都控制在行政垄断与大资本结合的集团手中，这个集团有极为强烈的聚敛冲动，普通百姓对他们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百姓只能捏紧钱包，“有效需求”也就成了稀缺资源。

当然，“有效需求”还有另外的来源：资本利得或公款消费。我们看到，这二十多年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资本家和官僚。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一片“内需不足”声中，昂贵的高档奢侈品出人意料的畅销，为何公款消费如火如荼。

来自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约占全球销售额的12%，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新财富》通过对9家奢侈品品牌及品牌代理商的采访与调研发现，这些奢侈品品牌近两三年在中国市场的增长率都保持在80%以上，远远高于他们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10%左右的增长率。因此预计，中国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的最大买家。（《全球奢侈品齐赴“中国盛宴”》新财富总第46 期 2005年2月）

世纪之交有本书轰动一时：《谁动了我的奶酪？》老板们热衷于把它送给即将失去职位的员工。然而，这本书并没有回答到底是谁动了奶酪？而是教导员工不停地奔忙，去寻找新的奶酪，还暗示人们只要去找，就能找到更大更香的奶酪。

然而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奶酪正是被送书的先生们偷走了。在这场奶酪争夺战中，第一获益者是资本，第二获益者是财政，而劳动者是彻底的输家。在这样的游戏格局下，劳动者无论如何奔忙，其结果都是注定的。

不过，这场游戏中的赢家也无法真正高兴。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没有不散的“盛宴”。奢侈性消费昌盛历来是王朝末期的信号，因为奢侈性消费品毕竟只涉及很小的一个生产领域，富豪们毕竟不能靠赚自己的钱实现“可持续发展”。况且，当多数社会成员被置于看不到希望的境地时，会发生些什么，史有明鉴。

4.5 反思：直面症结

就业需要三个基本要素：对产品的有效需求、资本和能力。我们看到，造成目前就业危机的症结恰恰在这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国民生产的分配失衡，作为社会成员多数的劳动者，所占份额下降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致社会有效需求相对于供给能力明显萎缩；

其次，资本的高度集中，少数社会成员集中了多数社会资本，在那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多数社会成员缺乏创业所必须的资本；

第三，在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社会教育系统最重要的任务是将数亿农夫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公民，而我们的教育系统一直忽视这个事关民族存亡的根本任务，以致众多国民在工商文明中缺乏起码的生存能力。

将就业困境解释为劳力市场信息不畅，显然尚未触及皮毛。将就业困境解释为人口过多，显然是在掩盖问题。将就业困境解释为资源不足，同样难于自圆其说，资源不足首先制约生产，然后连带制约就业，而我们GDP的增长速度比劳动力增长速度高一个数量级。至于理论家们深奥的“机器替代劳力”学说，不过是为资本拥有者辩护的理论，机器是人生产的，让人被机器逼进死胡同，这样的理论家不是思想懒汉，就是别有用心。

现在我们看到，正是利润极大化造成了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导致了雇佣需求下降，这才是就业困境的根本原因。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回避客观的逻辑、不顾明显的事实，玩弄生僻无聊的术语，意在为某个强势集团辩护，心中哪有国民的绝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