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就业困境观察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可见此时就业压力此时已经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当局不得不思考转变政策方向了。

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完成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于2005年6月首次由共青团中央公布。

报告显示:我国青年的失业率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在登记求职的人群中,青年占到70%。大部分青年就业无保障，工作不稳定，工作时间长，工资低，依靠“青春讨饭吃”。低龄青年和农村青年尤为如此。

就业青年中将近30%的人的平均月收入在600元以下,月平均收入在600-1500元之间者占60%,月平均收超过1500元以上者仅10%多一点。

38%的就业青年没有任何劳动合同，还有20%的签订了1年以内的临时合同，36%的签订有1至3年固定期限合同。就业青年平均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按每周工作5天计算，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是9.6小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每周工作时间在50小时以上。而15至19岁青年以及农村青年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均为53个小时平均每天工作10.6小时。

青年劳动力中，大学毕业生长期被视为“精英”群体，然而每年两百余万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50%左右。在武汉劳动力市场举办的外来务工人员招聘会上，进场求职人员中，应届大学毕业生居然占了三分之一左右，与农民工和下岗失业人员争夺就业机会。（见中新社记者艾启平 «中国求职市场三分天下大学生与农民工争抢饭碗» 中新社武汉2005年2月27日 中国新闻网）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人口的3.8%，每年两百余万的高校毕业生，对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不过杯水车薪。连这一点高教育程度的劳力都尝到了“毕业即失业”的味道。

南京市2004年第四季度就业情况分析显示，学历越高可选择的岗位越少：平均每个需求岗位的求职者，大专学历为2.53个，本科学历为2.56个，而硕士以上学历为3.51个。

实事上，失业已经波及到研究生，中新江苏网南京2005年2月27日电：根据劳动部门统计的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四季度南京市有158名硕士以上高学历人员到劳动力市场登记失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曾几何时，“海归”就是“金领”的同义词.200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关于“海归搜索行动”的一项调查表明，有71%的“海归”是在归国6个月内才找到工作，一年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占10.2%。（«海归陡增就业压力加大» 2005年07月11日 搜狐新闻 http://news.sohu.com/s2007/haigui/）。

同年，世界HR实验室对1500个海归样本的统计结果，35%以上的海归存在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待业而成为海待，受访者中已有3个月未找到工作的占30%，另有15%在5个月内都没有找到工作(见《广州日报》，2005年11月3日)。

而到了2006年，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关于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花了3～6个月时间才找到工作，甚至有6%的被调查者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找工作（见王辉耀«中国海归回国待业现象全解析» 2008-02-18）。以至于许多人无奈地自嘲：“海归”变“海待”了。

所谓“高端”劳动者都这样，“低端”劳动者就可想而知了。当我们的青年无法被社会吸收，当高教育程度者陷入失业，当低教育程度者根本看不到希望，将有什么在前面等待我们的社会？

人们对中国失业统计数据争论不休，官方与学者的数据相差甚大，笔者不想纠缠于此。就业显然已经成为困扰社会的严重问题，让我们来探寻就业问题的症结所在。

4.1 人口：翻一番的GDP与增长10%的劳力

当前关于我国失业问题的主流观点是人口太多，劳动力供大于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说：“无论采取哪一种可能的生育率假设来测算，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的局面都是无法改变的”。他测算，“1995年的劳动力资源是8.2亿，2000年为8.6亿，2005年将超过9亿，2025年将超过10亿，其后一直到2050年都会保持在10亿以上”。具体到我国城镇，李培林认为，城镇劳动力供给过剩状况较前几年更加严重，2000年我国城镇能提供就业机会为700—900万个，而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在2000万人左右，劳动力的实际供给过剩高达1100—1300万人。（转引自宋丰景 «国内失业问题研究最新进展» 城市问题总第 123 期 2005 年第 1 期）

然而，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不变价格计，2005我国的GDP比1995年增加了1.3839倍。按李培林提供的数字，从1995年到2005年，劳动力资源增长也就10%左右。撇开经济学家们高深的术语，经济无非是人民劳动以获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经济增长了十三成以上，却无法为仅增长一成的劳力提供就业机会。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该定律论证：失业率的变化方向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反。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奥肯定律得到了国际上普遍的认同。

而我们令世人瞠目的经济增长率，却不能为严格计划生育下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由此，人口数量绝非就业问题的症结，我们必须另寻答案。

4.2 结构：荒唐的求知路

   于是，许多人将问题归咎于“结构性失业”。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就是：“结构性失业是指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不一致所导致的失业”说白了，就是“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

为什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产业结构变化（图2.17）。产业结构最明显的变化是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这提示我们，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应下降，而二、三产业所提供的就业比重应上升。

图2.17：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

但与此同时，1996年到2003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并没有下降，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反而下降了，下降的部分由第三产业吸收（见图2.18）。这就是所谓“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不一致”。

图2.18：三次产业在就业中的比重

观察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GDP比重”，能更清晰地看出症结（见图2.19）。如果各产业均衡地承担就业压力，各自的“就业比重-GDP比重”都应是零。大于零意味着承担了过分的就业压力，而小于零意味着提供的就业机会偏少。

图2.19：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GDP比重

数据显示，我国农业一直承担着过大的就业压力，建国60多年了，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从1952年的50.50%降到2009年的10.35%，而它超载的就业压力却依然维持在高位，单位农业产值承担的就业压力反而日益加重。与之对应，二、三产业始终未能有效地提供就业机会。这势必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的隐形失业，并通过人口流动强化对全社会的就业压力。

我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开始改革开放时，60%的劳力以农为业。国家的工业化要求将农民转换为二、三产业就业者。60%的劳力面对的这种转变，本质上是国民素质的根本改造：从单一的农夫变为成千上万种行业的专业人员。.

实现这种改造最基本措施的是义务教育。日本早就明白这一点，1886年，就规定普及四年义务教育，1905年又把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为六年。而我们直到1986年4月，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而立法后的整个90年代，教育经费集中于大城市，集中于“与国际接轨”的贵族学校。而广大国民所在的农村，“义务教育”成了农民自己的义务，农民被孩子的学费压得喘不过气来，失学、辍学之事不断见诸媒体。传媒只能将广大国民受教育的希望寄托“希望工程”上，而这“希望”靠的是募捐。国民整体素质的现代化事关民族存亡，而我们的教育系统对此麻木不仁，其基本目标事实上定位于培养“精英”。

前述《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求职时,超过60%的失业青年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文化水平低,农村青年的这一比例高达75%。

2005年5月2日，新华社济南报道的一个案例，尖锐地显示出因缺乏教育给青年们造成的荒唐悲剧：

翟瑞平，29岁，初中文化，到济南打工已有五六年，靠打零工勉强生活。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干一些粗重体力活，挣钱很少，而且经常完工后讨不到工钱或被工头任意克扣。吃了这么多没文化的苦头，翟瑞平想通过培训机构学习一门技术，但大多学费昂贵，价钱便宜的又往往不正规。一次，翟偶尔看报纸，看到对监狱的正面宣传，再加上平时接触过有前科的民工，听说过在监狱里不愁吃不愁穿，还教给技术，于是，他抢劫了一名女被害人之后马上到公安机关自首，指望借此到监狱里学习技术，赖以谋生。（见«一在济南打工青年抢劫之后忙自首 只为入狱学技术» 2005-05-02 新华网山东频道）

翟瑞平学技术的想法源现实生活中的苦楚，他也想过正规的培训，但无力负担，相比之下，到监狱里学技术免费而可行，遂产生了被称为“荒唐”的想法。其实，他不过做了一个极为务实的选择，难度仅在克服“监狱”这个心理障碍。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这绝非不可逾越。

理性的选择导致“荒唐的想法”，这表明选择者处境之“荒唐”：正路不通、监狱可行。而这“荒唐”处境的根源何在？或许，我们可以取消监狱对囚犯的技术培训，这样监狱之路也不通了。然而，监狱对囚犯进行技术培训，目的在于给予一技之长，以便出狱后能维持生计，减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断掉此路，避免了小的“荒唐”，必将造成更大的“荒唐”。

其实，真正“荒唐”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在号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国度，一个29岁的农村青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此“荒唐”一也；该青年想学技术，却无正路可走，此“荒唐”二也；监狱不归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却不得不担负技术教育的功能，此“荒唐”三也；由此引出第四个，也是最大的“荒唐”：罪犯的受教育权高于守法公民。

其实，监狱进行技术培训的费用还是来自财政，这让人想起不知哪位哲人的名言：“不办学校，就得办监狱”。翟瑞平不过通过犯罪来“考取”监狱这所学校罢了。由此可见，教育系统荒唐的战略性定位，是所谓“结构性失业”的症结之一。

然而，仔细分析所谓的“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会发现，这两者不是对等的。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2003年，城镇劳动力供应总数为2896.3万人，而城镇劳动力配置总数为1595.5万人。供应超出需求81.5%。

2005年，湖北省人事厅主办春季首场大型人才招聘会，四百家用人单位提供了约七千八百个岗位。开幕当天即涌入超过一万名求职者，沈阳人才市场一次招聘会提供了2000多个工作岗位，而求职者多达数万。

这绝不是“结构性失业”能完全解释的，我们还要另找原因。

4.3 投资：为何拉不动就业？

投资，是经济学家们研究就业的重要视角。2005年，笔者在百度上敲入“投资 就业”，搜出了“相关网页约489,000篇”。诸如：“美国风险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国家投资拉动旅游就业”、“启动民间投资解决就业难题”、“外国投资拉升法国就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未来投资应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国债投资创造就业岗位500万”、“115亿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等等。

谁都知道，就业岗位需要资本，投资会创造就业岗位。那我们的投资如何？从1991年到2003年，按不变价格计，全社会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433%。而同期所谓“经济活动人口”仅增长15.1%。可见就业困境的根子不在总体投资不足。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投资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相关性。图2.20对比了全社会固定资产与就业人员的增长率，由于两者相差太大，为在同一图中显示，将就业人员增长率乘了10。图中1990年的就业增长率付阙，原因是这一年的就业数据显著高于前一年，算出的增长率远超出前后各年之值，在统计年鉴上又找不到解释。只能猜测，从1990年起，就业数据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前后数据不可比。

图2.20：就业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

图2.20中，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1990年以前，就业增长率的变动与投资增长率的变动大致同步，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两者明显正相关，相关性达0.758，这与一般经济理论相符。而1990年以后，两条曲线各走各的，相关系数为-0.393，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投资增长率上升带来就业增长率下降。整个这段时期，就业增长率远低于前期，最高为1.3%，而前期最低为1.83%。

数据提示我们：关注1990年以后的经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