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社科院学者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成果，发表于社科院《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6期)

　　曾几何时，  “斯大林主义”这个西方世界的咒语，竟得到苏联舆论界的青睐:  “扭曲”、  “变形”这样的字眼竟与“社会主义”结伴而行;斯大林的名字后面出现了“独裁”和“罪行”;而布哈林竟被称为“列宁的接班人”，西方学者的文章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共产党人》杂志的圣殿……”在苏联历史上，  意识形态从未出现过如此民主、宽松、活跃的局面。即使50年代的“解冻”时期也无法与之相比．改革浪潮为意识形态工作开辟出新的前景，带来了新的特点，  同时也赋予它新的历史使命；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可靠的理论和思想保证。

　　仅从文学界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文艺政策的宽松和开放程度。从1987年以来，文学界出现了一股“发掘热”，这是指公开发表多少年来由于政治原因被禁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暴露性的，涉及了苏联旧体制下存在的各种社会弊病，热点是30年代的风风雨雨。作品中反斯大林的情绪是明显的，对社会的忧患是沉重的。这些作品在以前都被认为是为社会主义“抹黑”，而今天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是《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这部作品不仅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而且有几十家外国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此书(我国也已翻译出版)。这部书的出版曾两度受挫，直到1987年才得见天日。作品写了一个年轻的主人公在30年代肃反运动中的遭遇：写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气氛;写了主人公被捕、受审、流放的经过。全书共三部分，每一部分都穿插着大量的对斯大林的描述。作品写了斯大林同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斗争，暗示基洛夫的死与斯大林有关，等等。作者认为那是伟大成就的时代，也是巨大悲剧的时代，70、80年代之交的停滞不是偶然的，正是30年代所形成的心理状态的继续。那时人们不敢独立思考，丧失了创新精神，丧失了自尊心。

　　作家普拉东诺夫的《基坑》，特里丰诺夫的《消逝》都尖锐地反映了20、30年代的问题，该类作品帮助今天的人们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促使人们去寻找产生社会悲剧的根源，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坚定改革信念。

　　另外，沙特罗夫的一系列政治剧的上演，也表明了文艺政策的新特点，沙特罗夫的政治剧每次上演都要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这是因为他的剧作总要触动一些苏联重大的历史，政治和社会问题。例如《前进……前进……前进!  》一剧主要描写革命初期的列宁、  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剧本抨击了斯大林的“牺牲哲学”：  “与我们的伟大事业相此，这些牺牲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指消灭政敌、镇压富农、迫害无辜等等)，都是革命先行者们缴的学费”，剧本让列宁直接出来批判斯大林的“斗争哲学”：  “把只能在公开的国内战争中运用的方法和手段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万能办法一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行为”。剧中的奥尔忠尼启则当面谴责斯大林：  “是你杀害了基洛夫!”剧本揭开了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蒙受的千古奇冤，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懦弱与胆怯，剧中的奥乐忠尼启则后悔自己看错了斯大林，斯皮里多诺娃悔悟她犯了历史性错误，从而使列宁的多党合作的理想落空。甚至列宁也做了沉痛的悔悟：  “我在俄国工人阶级面前无疑是有过错的，由于我的病魔缠身，致使我没有可能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子上调开……醒悟的太晚了，我没有能及时改革体制，以便使后来发生的一切成为不可能。”该剧一个重要的中心思想是从剧中的列宁口中说出的：  “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历史的审判。”

　　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影响的问题上，当今的文艺政策体现了一种开放，求实的态度。戈尔巴乔夫今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关于文化的论述，对解决这个问题很有启发.他说，当代世界以新的方式提出了文化问题，当代世界是一个交往，协作，科学、文化和信息交流空前频繁的世界，是一个既充满着尖锐的冲突和对抗，又彼此互相丰富先进的，全人类的财富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世界文化的大道上产生的，列宁提出的“用人类全部发展创造出的文化知识”来丰富自己的任务至今没有失去其意义，在当前的具体条件下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的现实辩证法就表现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在这里实际上是强调了文化的开放性和全人类性，以前，苏联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多，强调全人类性少；强调抵制西方文化影响多，强调开放吸收西方进步文化少。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思想表明，西方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有阶级性的一面，也有全人类性的一面，因此对于西方文化影响既有抵制的一面，也有开放吸收的一面。有的苏联学者指出，西方有颓废的所谓“大众文化”，也有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文化。不能把西方文化一概视为资产阶级文化。因为西方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劳动者，他们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他们创造着先进的文化。苏共领导人雅科夫列夫也指出，现在是信息交流十分发达的时代，苏联不是生活在一个四面封闭的笼子里，要想不接触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如何对待。目前苏联对真正颓废的西文化仍然是坚决抵制，而对于一些苏联青年人喜闻乐见的西方文化形式则加以引导，力图在内容上加以更新，突出其健康成分。同时扩大同西方的文化交流，吸收西方文化中有益的东西。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戈尔巴乔夫认为，如果不依靠理论，没有意识形态根据，就不可能提出经济、政治，社会和精神领域的改革任务。同时他指出，改革每前进一步都需要理论，  “倘若不在理论上加以思考和论证，任何一个巨大的实际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改革必须建立在有充分科学论据的基础上，  “用试错法是不能顺利前进的，社会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因此为改革进行理论探索，提供理论依据，是苏联社会科学工作的当务之急。

　　改革之前，苏联的社会科学工作受到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的严重束缚，对苏联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关键性的理论问题表现出迟缓和胆怯。某些学者不能放弃陈旧的概念和刻板的公式，他们的理论探讨常常是经院哲学和繁琐哲学式的空洞议论，严重脱离社会实践。改革向社会科学工作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要使理论为改革实践服务。著名学者扎斯拉夫斯卡娅指出，社会科学不能落在社会发展后面，它不仅要研究和阐明走过的路程，还必须研究和阐明摆在前面的那段路程，预先指出社会面临的困难，提出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并说明挑选最佳方案的根据。这样，社会科学活动才能成为改革的积极动力，成为改革的最重要的手段。

　　在改革进程中，苏联的社会科学界是推动改革前进的重要依靠力量，而不再“只起对某些决议或地位很高的同志的讲话发表评论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语)。大多数学者们摒弃了僵化，过时的传统理论观念，在探索中提出许多大胆的改革理论和改革设想，为发动改革和将改革推向前进，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苏联的许多改革思想和改革政策，常常是经过社会科学界的充分论证之后，才被苏共中央最终决定采纳的。苏联体改委专门设置了专家学者小组，著名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在其中主持工作。学者们经常被苏共中央请去参加讨论重大的改革问题。许多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都有学者参加，这样可以从理论上保证改革的科学性，避免盲目性，减少社会损失。

　　正是由于社科理论界的学者们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对商品货币关系、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行政命令式的集中管理体制与人民自治、对民主集中制与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对党政分工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再认识，打破了传统的教条主义模式和理论框架，提出了更适合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新理论和新思想，苏联才得以成功地制定出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和政治体制改革构想。苏联搞改革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它的改革具有更多的理论色彩，就是它更多地依靠思想理论的力量。

　　苏联改革遇到的阻力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阻力就是人们头脑中的旧思维.旧思维培养了一部分人的惰性心理，使他们看不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跟不上改革的步伐。而另—些人头脑中的旧思维使他们对改革产生消极抵触情绪，成为改革的阻力.因此改变旧思想，提倡新思维，是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任务。苏联在这一工作中，首先利用各种舆论工具来大造社会舆论。报刊、广播、电视、文学、电影、戏剧都在宣传改革，议论改革，批判过去的错误，构想美好的未来。这种强烈的改革气氛象潮水一样荡涤着旧观念、旧思维，推出新观念，新思维。

　　另外，各级组织还经常举办各种改革问题的讲座，直接向群众宣传改革的目的、意义，宣传新思维、新思想，新观念、批判旧思维、旧意识。有时还举办训练班，学习改革文件，领会改革精神。关于改革的报告会如雨后春笋，人们在会上提出问题，展开辨论，气氛十分热烈。所有这些措施对于转变人们的思想，增强改革意识，接受新思维，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