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民主反思

2014-5-9 00:3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22| 评论: 1|原作者: 黄德北|来自: 黄德北

摘要: 一方面，台湾民主固然是台湾人民经过数十年反抗威权统治争取得来的政治成果，另一方面，台湾民主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步发展，因此与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发展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与侷限。

　　四、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与侷限

　　1950年代初期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就透过宪法解释机关「大法官会议」作出宪法解释宣称：由于大陆地区沦陷无法进行改选，所以中央民意代表在大陆光复前继续行使职权不须改选。这就使得国民党政权可以长期垄断中央政治权力，不必接受定期改选的政治挑战。不过，1945年后台湾曾经试行过地方民意代表的选举，此一选举在1949年后也仍然持续进行，这使得台湾处于威权统治时期，却留了一小扇窗容基层民主得以有所发展。

　　国民党的二元统治─中央民意机关不改选、地方民意机关定期改选，使得基层民主得以得到实践，包括乡(镇)长、县(市)长与乡(镇)民代表、县(市)议员、省议员都得以由人民直选产生。透过基层民主选举的开放使得台湾人民能够满足部份的政治参与的需求，同时基层民主的选举经验对于台湾人民认识民主选举的程序及透过选举产生的效能感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国民党也藉由基层选举的举办，拉拢部分本土地方人士以国民党籍身分参与政治，稳固国民党的地方统治基础。此外，国民党透过地方公共资源的分配，对地方政治人物建立起侍从主义(clientelism)政治，使其与国民党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关系。国民党还会对地方政治人物采取分而治之的处理，形成地方派系政治，以利于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掌控。这些作法都为台湾地方民主发展埋下贪腐、贿选与分赃政治的种子。

　　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遭到空前的质疑，不得不推出某些政治改革，以显示其革新保台的企图心，因此在台湾进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即在保障老的中央民意代表继续在职不改选的前提下，增加部分中央民意代表名额开放给台湾民众选举。此后台湾民众也得以有选举中央民意代表的权利。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并非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大选，它只开放部分名额进行定期改选，立法院等中央民意代表机构中不用改选的老代表仍然是多数，因此选举结果并不会影响中央民意机构的权力结构，国民党仍然能够稳定的执政，但此一改变对于台湾民主政治发展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加快了台湾政治化的速度，并使各地的政治异议份子迅速组织与集结起来。

　　1979年党外的政治力量透过「美丽岛」杂志集结已经日益组织化时，国民党立即对党外政治菁英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与逮捕，但国民党此举只能暂时遏止党外人士组党的企图，但并不能延后台湾人民争民主的浪潮。1986年9月被国民党控制的法院判刑即将入狱的党外年轻政治领袖林正杰发动一连串街头示威活动，抗议戒严体制的不合理，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响应，官方对此完全束手无策。同年9月28日民进党正式成立，这次国民党并未采取任何镇压行动。

　　国民党1986年对于民进党的成立未采取镇压手段，主要是与这段期间国民党已经面临内外压力与矛盾，迫使蒋经国在晚年必须进行改革。从国际环境来看，1974年以来由南欧引发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成为台湾当局被迫进行改革的重要国际因素。尤其1985年以后美苏的和解，使美国开始改变原有对外政策，不需要再支持第三世界的独裁政权，开始大打民主牌，并对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必须进行政治及经济的变革。这股民主化的浪潮也朝台湾扑面涌来，国际的压力迫使蒋经国在采取镇压措施时都必须格外谨慎。

　　另一方面，随着台湾经济的长期高速成长，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人民对于政治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但1980年代的台湾内部却因蒋经国晚年身体日益恶化，继任问题持续不确定，政治继承危机引发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与不安定感，并导致民间部门投资意愿日益低落。国际与国内的压力迫使蒋经国不得不从1985年以后推动一系列的改革，以避免台湾成为另一个马可仕统治下的菲律宾。1987年7月15日，台湾政府宣布解除戒严，11月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蒋经国在他的晚年终于将各项政治禁忌解除。

　　1988年1月蒋经国过世，李登辉随即以副总统继任总统，结束强人政治，并推动一连串民主化的改革。但为了击败旧有的老国民党势力与新兴的民进党的挑战，李登辉加强与本土地方政治势力与资本家的结合，依靠这些力量建立起他的权力基础。到他的统治后期，国民党已经被许多人批评是一个黑金结合的政权。

　　2000年趁着国民党的内鬨，民进党的陈水扁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台湾出现首次政党轮替，许多民众都对执政的民进党抱有高度期待，但结果却令人失望。陈水扁的贪腐与违法乱纪情形完全不逊于国民党，两岸的对峙更使台湾经济处于空转停滞，以致2008年台湾再度出现政党轮替，国民党重新执政。台湾政治今后显然就将由这两个保守的政党轮流执政。

　　民主化后的台湾，人民可以放声批评政府，并透过选举决定统治者的去留，但人民的实质生活却未见改善，贫富日益拉大，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像许多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样，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显然在台湾无法兼得。

　　台湾民主所出现的问题固然有着台湾社会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因素，但它也反映着资本主义民主所存在的普遍问题。首先是资本与民主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民主选举是非常耗费经费的选举，如果国家不对竞选经费作严格规范，并且采取某些公费竞选的制度设计，则选举势必需要大量经费支出，选举将成为有钱人的玩意，美国可以说是代议民主恶质化的最典型代表。台湾是一个高度受美国宰制的社会，因此在实施民主化改革的论辩时，美国政治体制的特质如两党制、总统制、美式选举宣传方式就成为台湾主要的参考经验。

　　依照台湾现行选举法律规定，台湾各种选举候选人都需要缴交选举保证金，国会议员选举的保证金为20万元新台币，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选举保证金金额，一般受薪阶级根本无法负担得起。对于选举经费虽有上限规定，但因选务单位并不严格查核，所以选举经费呈现无限制的上升，总统选举基本是以十亿元起跳，国会议员的选举动辄要上亿元，县市议员选举往往需要数千万元，这样的选举方式使得候选人都必须向资本家进行大额募款，当选后自然也就必须向资本倾斜。

　　在这样美式的选举体制下，公共政策势必高度向资本倾斜。以财政收入来看，台湾目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下降到12%，政府财政收入的连续减少，使得政府透过财政机制进行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削弱。台湾的贫富差距愈来愈大，但政府仍然持续减税政策，不愿意调整税收制度。同时，工薪阶层的所得也长期停滞不前，在台湾代议民主与实质民主之间显然是无法求其两全的。

　　不过，资本主义国家要同时维持资本积累与统治合法性双重功能，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合法性是来自民主选举的获胜，因此为了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政党不得不经常开出选举支票以吸引选民的认同与支持，并在当选后将这些社会福利的支票兑现，此举必然导致国家财政支出的增加，JamesO’Connor(1973)早在1970年代就指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财政危机出现的政治经济因素。

　　从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只有靠滥印钞票暂时度过难关，但累积的财政赤字却愈滚愈大，终究有一天会面临破产的危机。近年来发生的欧债危机，正是欧洲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显现。这种资本主义的财政危机也在台湾浮现，民主化后台湾虽然也逐步建立起一套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制，但由于主要的两大党都是右翼政党，并非根据一套社会福利的理念建立制度，完全只是想满足选举的短期支票，以致社会保险的准备金已经远远不足，潜藏的基金债务高达十余兆新台币，很可能在2020年前后台湾就会出现欧洲式的债务危机。

　　五、左翼与台湾民主的发展

　　台湾的左翼在台湾民主化期间抱持何种态度与扮演何种角色?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1940年代末期，台湾许多进步青年受到大陆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也投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希望能为中国民主社会的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陈明忠，2012:239-276)。但随着1950年韩战的爆发及全球冷战体系的形成，获得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开始在台湾进行白色恐怖的全面镇压，所有在日据时期曾经有过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组织经验的左翼工作者与知识分子都遭到逮捕与扑杀，台湾左翼出现断层。

　　此后直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民主化的前夕，才有新一代的左翼人士(包括白色恐怖镇压的幸存者)计划成立左翼政党，投入台湾民主化的运动。1987年由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王义雄、1950年代白色恐怖镇压残留下来的左翼人士所组成的「夏潮」与少数留美回台的左翼知识分子共同筹建工党，但工党成立初期就因路线问题出现分裂，留法的法律学者王义雄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对于当时频繁的劳资纠纷力主调和方式解决，此举引起左翼团体与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坚持应该以积极抗争的方式支持各地的劳资冲突。双方的歧异终于导致分裂，由于王义雄掌握工党的组织，「夏潮」与左翼知识分子被迫退出工党，「夏潮」随后另组建劳动党，但左翼的知识分子却对加入新的左翼政党裹足不前。双方主要的歧异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之二是是否应该批判中共?

　　劳动党在1990年代初推出部分候选人参加选举，但都未能赢得选举。此后台湾社会已经被台湾族国主义论述所瀰漫，强调改善两岸关系与两岸统一的统左派主张愈来愈难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但劳动党继续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对抗主流的论述。近年来，劳动党更将焦点集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反战的活动中，因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运动的一体两面。

　　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还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分别投入学院左翼研究、论述与社会运动的组织、实践工作。1990年代初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卡维波、陈光兴、吴永毅、王墨林等人提出人民民主的论述，强调为弱势与边缘群体发声，并以此与主流论述进行对抗。另外一些人如蔡建仁、郑村棋与吴永毅等人则积极进行社会运动的抗争与组训工作，动员许多年轻人投入社会改造的行动中。郑村棋与吴永毅等人另成立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工委会)，以工运组织的形式进行抗争。

　　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国民党的威权统治逐渐松绑，各种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民进党新潮流系迅速潜入各个社会运动的活动中，企图掌握运动的组织与主导，如果遇到社运内部有人反对社运为民进党政治服务时，新潮流往往对这些运动组织者加以抹黑、打击，若仍未能达成目的时，新潮流就另外成立一个性质相近的社运团体，透过分裂方式来掌握部分社运力量。新潮流此举对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造成很大的打击，新潮流提出的「社运政治化」口号，更使得民进党掌握相当比例的民间社运组织，成为右翼的民进党的外围力量。

　　自从1985年林浊水提出「反对外来政权」作为反对运动的主要论述，取代原先的「反对独裁」论述，台湾的反对运动就逐渐以民族主义情绪来动员群众，1988年李登辉上台后更以此来强化他的统治权力，此后族国建构与美式的自由主义论述成为台湾的主流论述。与此同时，1989年六四事件与苏联、东欧解体等一连串的冲击，更是对全球左翼运动的沉重打击，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都面临退潮。处于当时剧变，台湾左翼更面临左翼典范消失与族国主义狂热动员的双重挑战。

　　2005年国民党与民进党合谋将台湾选举制度改为日本式的单一选区两票制，更是对左翼政治力量发展的沉重打击。从日本与韩国的经验显示，此一选制会导致政党体制发展成英美式的保守的稳定两党制，排除左翼小党生存的空间，台湾的政治成为彻底的分赃式政治。在实施旧的选举制度时，台湾的立法院中还偶尔会出现一些特立独行的立法委员能为弱势者发言，但实施新的选制，立法院再也无法听到这种另类的声音。庞大的选举经费使得政治人物必须向资本家高度倾斜，资产阶级透过选举机制得以将其意志顺利贯彻。

　　从1990年代台湾民主化以来，台湾民众多数都陷入蓝绿对立的格局中，选票也向蓝绿双方集中，如何突破此一困局考验着左翼运动的未来发展。2004年工委会发起废票运动，主张在当年的总统大选时投废票，并提出选制改革的主张，希望能动员民众摆脱蓝绿的宰制。随后参与的人士组成人民火大行动联盟，并推出个别的候选人参与政治选举。到2012年大选时，这一运动正式登记成为「人民民主阵线」组织，以一个政治组织的形式出现。但严格来说，人民民主阵线目前还是以个人为主体组成的若干个小团体的松散组织，当前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进行成员政治认识与行动能力的提高，离真正意义的左翼政党还有一定的距离。

　　今天台湾虽然有一些小型的左翼政治力量，但都缺乏群众基础，现行的选举制度对左翼小党高度不利，加上蓝绿主流论述的夹击，更使左翼政治力量在台湾发展面临严厉的考验。如何让台湾左翼政治力量整合成为更强大的组织，是每一个左翼人士都应该努力的任务。

　　六、结论

　　1990年代以来台湾历经民主化的过程，台湾政治上的发展使得它与其他华人政权比较起来，相对显得更为开放与自由，以致许多人都对台湾民主寄予厚望，甚至希望成为今后大陆政治改革的参考典范。但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台湾的民主发展经验存在许多问题，它固然是台湾人民经过数十年反抗威权统治争取得来的政治成果，但台湾民主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步发展，因此与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发展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与侷限。尤其在冷战时代台湾的政经发展受到美国高度的主导与宰制，因此台湾的民主模式是与美国民主有着相当程度的类似：选举高度昂贵、行政与立法的分立导致政府政策无法有效落实、资本对政治有着强大主导力量、缺乏左翼政治力量、主流政党之外没有其他政治选项、残补式的社会福利制度等。与欧陆的资本主义民主有着长远的差距。因此，如果台湾民主不能进行更深化的改革，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其他华人社会所应该效法的对象。

　　不过，我们在以批判的角度反思台湾民主发展经验及其对大陆不适用时，并不表示民主的发展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尤其它将是中国大陆正面临的严峻考验，随着晚近大陆的快速崛起及内部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民主已经是一个急迫的课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得大陆正在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从台湾与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来看，资本主义民主是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同步发展的。因此中共如果仍然坚持邓小平的路线，则伴随着大陆资本主义的发展，大陆今后势必会面临愈来愈强大要求民主的呼吁与压力，自由主义式的民主改革势必会在近期内提上议程，否则社会的不满与对立将持续发展，终致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

　　如果大陆仍然继续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应努力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探讨。社会主义本应是对自由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超越自由主义民主的更高层次的民主发展。但从俄国革命以来，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内沙皇余党的叛乱干扰，社会主义政权不得不采取「专政」的方式来进行统治，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讨论也逐渐减少，终致沉寂。但我们认为这是当代左翼人士的重要任务，因为唯有我们能够针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出完整的理论与具体可行的方案，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重建的目标。

　　在大陆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台湾左翼人士可以将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不论是正面的与负面的，整理出来供大陆关心此一议题的人参考，相信这对于两岸民间的交流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引用书目：

　　文馨莹，1990，《经济奇迹的背后─台湾美援经验的政经分析(1951-1965)》，台北：

　　自立晚报出版社。

　　林宗弘等，2011，《崩世代：财团化、贫穷化与少子化的危机》，台北：台湾劳工

　　阵线协会。

　　列宁，1923/1972，〈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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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1852/1972，〈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598-703。

　　恩格斯，1884/197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页1-175。

　　陈明忠，2012，《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台北：人间出版社。

　　陈明通，2001，《派系政治与台湾政治变迁》，台北：新自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