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诗歌中的打工者形象

    把这个月的工资 / 还有年终的奖金 / 一起寄回给家里 / 就像寄回去了一个春天 / 从此家里不再寒冷了 / 阿爸阿妈笑容里 / 也就有了温暖的阳光 / 放学的小妹穿上新衣 / 盼着哥哥回来过年 /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寒风乍起的日子里 / 打工仔在邮局 / 排队邮寄春天（薛广明《邮寄春天》）

    打工者的自我肯定，不仅可以增加他们对自我的认同，增强他们继续承担这种生活重负的信念和决心，而且也有助于增进外界对他们的理解。他们强调了一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精神，这是比干活拿钱更高的境界。

反思的主体：打工诗人的特殊角色

打工诗人作为打工者的一部分，他们代表了打工者文化水平的佼佼者，对打工者群体自身的生存处境进行思考。作为打工群体的一员，他们经历着所有打工者的重负和磨难，与他们有着经历和情感上的共鸣。同时，他们又超越了普通打工者，产生了对于群体处境的更多反思。他们的角色具有多重意涵。

    作为反思者

    打工者之中不乏知识分子，他们在经受生活的磨难之余，不免对打工者的群体处境进行思考。

    他们具有对于群体处境的宏观思考：

    “农民问题 / 出门问题 / 坐火车问题 / 买票问题 / 挤车问题 // 农民问题 / 吃饭问题 / 干活问题 / 干什么的问题 / 到哪里干的问题 / 干谁的问题 // 农民问题 / 税收问题/ 子女上学问题 / 父母下葬问题 / 盖房穿衣问题 / 养猪养鸡问题 // 农民问题 / 怎样不做一个农民的问题 / 怎样做回一个农民的问题 / 农民问题 / 我的问题”（谢湘南《农民问题》）

打工诗人的反思超越个体的命运，涉及对流水线生产非人性化的反思，对现代工厂无处不在的监视制度的反思，对城乡不平等的反思，对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反思。他们是代表打工者对于自己命运进行主动思考的那部分人。

    作为良知和道德的守护者

    打工诗人也自觉地在诗歌中表现对于良知的呼唤、对于道德的坚守。打工者大多较为年轻，不仅心智不够成熟坚定，而且还面临城市的种种诱惑。因此，在艰难的生存处境中，打工者失足或走上歧途的也不在少数。打工诗人一方面以悲悯之心看待他们，同情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如此，另一方面也鼓励工人们用积极进取的心态面对生活的重负。

    打工诗人用锐利的语言描写打工者的不道德行为：

    “他有着失败的爱情 / 漂亮的湖南小妞 / 抛下他走进了 / 一个有钱老头的怀里 / 南下五年 打工五年 / 没有谋到一官半职 / 在工厂做车位工 / 每天穿针引线 / 却将针扎进自己心尖上 / 那个痛啊 / 是湖南小妞抛弃他的那种……”（张守刚《和工友聊天》）

    这些行为屡屡常见，诗人在锐利的言词底下，埋藏的是对同伴不幸命运的关怀和同情。

    诗人也号召打工者们努力进取，改变自己的命运：

    兄弟们，姐妹们，我知道你们心里苦，需要宣泄 / 可你们是否想过：该怎样在艰苦的打工生涯中 / 锻打自己，成长自己，从而改变自己的打工命运 / 才不至于荒废了青春年华？尽管事实上许多事情很难 / 很难，但又怎能沉溺于悲观的泥淖？有谁会来扶你啊（刘大程《南方行吟》）

    作为反抗者

    打工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并不主要为了追求审美价值，它也用于发出正义的呼喊，打工诗人也在诗歌中包含着对于现实不公的反抗。

    以下这首诗，就是打工诗人们集体为受害工友刘晃棋所作，为他申讨不义而呐喊：

    哦兄弟？ 为什么为什么 / 为什么这样畏惧胆怯 / 我们不是现代包身工 / 我们不是奴隶 / 为什么不说一声“不” / 为什么不把抗争的拳头高高举起？！（罗德远《刘晃棋，我的打工兄弟》）

    打工诗歌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是透露出工人生产之中爆发的反抗性。在打工者普遍失语的现实中，这一点微弱的声音至少能够反映工人的心声。

    打工诗人的反思对象，既包括造成群体处境的外部社会环境，也包括打工者自身的问题和缺点。他们将自己的反思化为诗句向整个社会发问，一方面要唤起社会对打工者的关注，进而带来群体处境改善的可能性；一方面可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工友，鼓励他们自身保持积极上进的进取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打工诗人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他们勇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和丑恶；他们也是具有悲悯之心的人，对于工友的悲惨遭遇和失足堕落都怀有深深的关切同情；他们也必然是敏感之人，对于周遭现实拥有超过常人的洞察力，善于捕捉其中的关键细节，看到社会规则的潜流。他们是底层的文化精英，是底层民众的代言者。

    打工诗歌自出现以来，就受到工人读者的热烈欢迎。这一方面表现了工人们渴望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渴望这种精神上的滋养和交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工人进行自我话语表述的强烈需求。

    打工诗歌作为一种蕴含丰富打工经验和打工感受的文学形式，为关注打工者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健全的主体感受”，让人们可以“探测到来自底层的原生态的声音”。他们的经历记录，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痛苦记忆的一部分。他们理应获得社会的关注和理解，以及政策措施带来的切实的处境改善。但是诗歌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和反抗力量仍然有限，要改变现实，仍然需要将话语付诸行动，去争取切实的改善。对于打工诗人来说，当他们为群体命运呼吁和呐喊时，他们是在呼唤社会整体层面的正义和公平，呼唤对于当下现实的改进，他们此时就具有了一种新的身份：社会公民。